20世纪50年代，革命干部通过调动提升进入城市，很多进城干部企图通过离婚来寻找幸福。作家邓友梅在平时的工作生活中，耳闻目睹在婚姻生活中放弃责任的行为给予被遗弃者造成的痛苦。出于对弱者的同情，他想写一篇反映夫妻生活的道德观念、思想品质等方面的矛盾冲突的作品，批评否定婚姻关系中那些喜新厌旧的人，“希望青年朋友们看见这种人的卑鄙处，不再学他”，再趁着“百花齐放”的东风，于是创作了小说《在悬崖上》。

“我”

某设计院的技术员，非无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与工地会计员自由恋爱，结了婚，夫妻生活十分美满。设计院分来一名年轻的女雕塑师加丽亚，“我”见异思迁，恋上了加丽亚，几乎导致家庭的破裂，而“我”对加丽亚的追求也遭到了对方的拒绝。最终，“我”幡然醒悟，与妻子重修于好。

“我”的妻子

工地会计员，党员。比“我”大两三岁。质朴、善良、纯洁、理性，做事脚踏实地，在生活和思想进步方面无微不至地照顾、帮助丈夫。当她发觉丈夫越来越冷漠却因怕自己怀恨他而不敢先提离婚时，虽然她仍爱着丈夫，但却冷静地提出分手。因为她要的是真正的爱情，两人这样敷衍下去都没有好处。

加丽亚

刚从艺术学院毕业分配到设计院的雕塑师，混血儿，父亲是音乐教授，母亲是德国人。她年轻、美丽、热情、浪漫、喜爱幻想、充满朝气，是设计院年轻人追求的对象。但是，加丽亚认为爱情除了性格、志趣之外，还应该是“美”的结合，而结婚“会消褪爱情的诗意”，“会将天才的想象力磨光”，所以她只想寻求激情与浪漫并不想拥有婚姻。她的特立独行以及与周围环境和社会规范格格不入，招致了很多非议。

显性主题

《在悬崖上》反映了特定时代青年人的情感状况。小说标题为《在悬崖上》，但全篇并没有出现悬崖的意象，很明显此处的“悬崖”寄寓了作家的批评之意：年轻人的情感波动弄不好就可能出“资产阶级感情趣味”的问题，因此，要悬崖勒马。

小说的男主人公“我”与妻子——一位团支书、党员——经过自由恋爱结婚，曾经有过十分美满的生活，在妻子的帮助、教育下，“我”在工作中摒弃了华而不实的设计风格，在个人生活中改正了言过其实、锋芒毕露的毛病，不但得到了上级的表扬，还加入了共青团。那时的“我”一心一意争取成为一个好党员和红色专家，工作生活都很愉快。然而，当雕塑师加丽亚调来后，“我”像一个“参加长途竞走的人，半路上贪恋一株新异的花草，忘了路标的指示，走起弯路来”。随着与加丽亚交往逐步加深，受加丽亚“资产阶级情趣”的影响，“我”越来越看不起妻子，生活上变得追求享受，在设计图纸时也过分追求豪华，团组织专门开会批评，科长找“我”谈心，人们指责“我”道德品质低下。周围人的批评并未使“我”觉醒，反而为了和加丽亚在一起而与妻子闹离婚。但当妻子主动提出分手后，“我”去向加丽亚表白爱情，却发现所谓“爱情”不过是一厢情愿、会错了意。幡然醒悟的“我”求得妻子原谅，重新回到了正确的生活轨道。在小说中，作者对于主人公“我”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在小说中“我”一直都是被教育的对象, 被自己的妻子教育、被单位领导教育、到最后被自己“导演”的悲剧教育。在这一次一次的教育中不但让读者看到了“我”的丑陋、可笑，更要的是表达了作者被背叛婚姻者的否定和批判。作者还借“过来人”科长的口，告诉读者，爱情问题不是生活琐事，而是最能考验一个人的阶级意识和道德品质，“ 我”对加丽亚的贪恋无疑是在走向悬崖，如不能迷途知返，那么肯定就会跌入悬崖身败名裂、粉身碎骨。

隐性主题

尽管作者再三强调自己的创作初衷，但是小说自问世起其所表达的主题思想就引起颇多争议，随着时代观念的进步，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评论界和读者开始重新审视、解读《在悬崖上》文本中隐藏的主题——小说反映了被社会规范压抑和规训了的人的“自我意识”的重建与失败。

“我”的妻子代表了特定历史时代社会标榜的贤妻良母的典范，她朴实、实用、政治第一的审美观和价值观符合社会规范。当时的社会认可的是以政治进步为核心的“心灵美”，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故意排斥外在美的合理性，如小说中妻子所说“一个人的好坏不在他的打扮上，在灵魂里”。年轻的“我”在自我意识萌芽阶段受主流文化与社会规范的灌输，盲目地接受了社会与婚姻的规训。“我”与妻子的恋爱与婚姻建立在“我”对她的“尊敬”上：她自学成才、为人大方，大家都挺尊敬她。实际上，二人的“爱情”并不是出自两性间的互相吸引，也缺乏由共同兴趣爱好所引发的情感共鸣。婚后，妻子“在思想上督促我进步”，纠正“我”不符合社会规范的地方，二人的关系更像学生与导师。“我”以自我意识被压抑为代价，换取到了社会的认可（入团，设计的作品受表扬）。加丽亚出现后，这种状态被打破了。她的青春、时尚、活力十足，正是男性欲望的对象；她的自由自在、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满足了“我”在潜意识里对束缚着“自我意识”的社会规范的反抗。“我”不由自主地被她吸引了。在与她的交往中，“我”原有的爱好（如喜欢跳舞、喜欢时尚的穿着）一一复苏，“自我意识”开始重建。被压抑的自我意识获得释放后必然带来自由感和畅快感，这正是“我”爱上加丽亚的原因所在。自我意识重建后的“我”重新审视自我价值和妻子存在的意义。尽管“我”承认妻子的品质是值得尊敬的，对于一个革命同志来说是重要的，但是这种品质是不是适合当爱人，对此，“我”产生了怀疑，并下了与妻子离婚的决心。离婚，也就意味着“自我意识”彻底得到解放。在这一过程中，“我”受到了社会规范的压力——爱情问题被上升到阶级道德层面，这反而激发“我”奋不顾身地追求“爱情”。但当“我”终于向加丽亚表白时，加丽亚的拒绝使“我”认识到之前种种“爱”的暗示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想象，一切内心煎熬都是一场徒劳的闹剧。最后，得知妻子怀孕的“我”主动进行忏悔，向社会规范的妥协，意味着“我自意识”的重建失败。“我”的自我意识重建失败的悲剧揭示了主流文化思想、社会规范对人性的忽视与压抑。

叙事方式

《在悬崖上》采用了套层叙事结构，开头和结尾叙述了从设计院下来的技术员在夏天的晚上讲述自己的恋爱生活，中间部分是技术员的叙述， 他成了主体部分的叙述者，变成了第一人称“我”。而主体部分的回顾性叙述并存着两种叙事眼光 ：一种是叙述者“我”从现在的角度追忆往事的眼光， 一种是被追忆的“我”过去正在经历事件的眼光。这种安排能体现出叙述者“我”不同时期对事件的不同看法。从“我”过去正在经历事件的眼光看，加丽亚是充满魅力的， 她的风度和生活情趣吸引了“我”，而她的一言一行都是“爱”的暗示，即使她再三声明只把“我”看做哥哥，也是出于女孩子面对爱人常常反话的心理。而在追忆往事的“我”的眼光中，加丽亚轻浮、自私，是个“妖女”。这种叙事方式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同时也暗示出“我”纯粹是自作多情，误解了加丽亚的行为，达到了反讽的效果。

人物塑造

邓友梅擅于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刻画人物性格，《在悬崖上》正是在波澜起伏的故事中刻画了加丽亚的性格和描写“我”的心理变化过程，塑造了真实可信的艺术形象。

加丽亚珍惜青春，也憧憬爱情，但又不愿意过早地被婚姻束缚在家庭生活之中。追求她的小伙子们，一个个希望落空了。于是，曾经争献殷勤的年轻人求得不遂便指责她轻浮，领导在背后揭她的“老底”，她与“我”的交往也招来了闲话。对此她感到苦恼，感到委屈，感到“做人真难”，但是当“我”感到人言可畏，试图收敛一些时，加丽亚却勇敢地表示他们之前并没有见不得人的事。另外，加丽亚只是把“我”当成哥哥的想法相当“奇特”，而她关于“我快乐的时候，根本不考虑周围还有别人存在”的自白在那个年代显然也相当出格。可到头来，她还是因为大家的责难与误解，因为不愿意轻易嫁人、放弃“姑娘”的地位而中断了与“我”的感情游戏，并声明绝不可将技术员家庭破裂的罪责强加于自己头上。 这样，作家就写出了一个女孩子的微妙心理情感和复杂性格。对加丽亚的热情、浪漫的描写，是与她“轻浮，在感情上打游击”、在美术学院就“因为作风不好被记了过”的缺点交融在一起的，作家有分寸地写出了加丽亚的特立独行，写出了她的多变和苦恼等，这样一个个性鲜明、真实的女孩子给读者留下的印象就不只是可厌。

与加丽亚微妙的情感相映衬的，是“我”的情感波澜：从因为移情别恋而“觉得自己虚伪得可怕，但又制止不住自己”，到“绞尽脑汁”以种种“暗示”谋划离婚，时而“狠一点”要与妻子一刀两断，时而又“下不了狠心”，好不容易分开了，脑子却更乱了……“我”直到被加丽亚拒绝以后才幡然悔悟，赶紧回头与爱人重修旧好。作品将“我”逐步“单恋”上加丽亚、与妻子从感情上的小小裂痕到濒临破裂的过程描写得精细入微，不无调侃地写活了一个进退失据、情感彷徨的小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

小说《在悬崖上》发表后，读者的反应相当强烈，中国作协的刊物《文艺学习》予也以转载并配发作家张天翼的评论。小说引发的众多争议，不但波及面广，而且持续时间也较长。当时主要的文学刊物《文学月刊》、《文艺学习》、《处女地》上刊登了大量对这篇小说的评论文章。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加丽亚这一形象的塑造以及作者对于作品高潮和结局的处理是否妥当的问题上。有人认为加丽亚是一种纯新意识的代表，是“新青年”的典型”，反对者则认为加丽亚是“新青年”中落后的典型，是渗透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彻头彻尾的自私主义者。1957年，姚文元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认为邓友梅在塑造加丽亚这个“玩弄男性、充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姑娘”时，没有进行批判，反而“对她的美丽大加欣赏”，并因此推导出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源是作者“思想深处就有着那种自私自利丑恶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感情，并且受着那种‘写真实’、否认人的感情有阶级性的胡风的反动文艺思想影响”。其后，《在悬崖上》被打成“毒草”，作者邓友梅被划为“右派”并下放。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将包括《在悬崖上》在内的一批同时期被批判的作品汇集成册，书名为《重放的鲜花》，为作品和作家“正名”。

学者杜黎均：作者在小说的结构、语言以及人物的某些心理状态的描写等等方面，都表现了一定的才能。作品的题材也具有社会意义。……小说对它所着重批判的男人公的揭露不过是在这些方面。应该说，如此这般的揭露还是比较表面的……作品没有对男主人公的真正的灵魂上的丑恶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鞭打，因而作品对社会主义道德的宣扬也就使人感到不够充分。

评文家张韧：20世纪50年代中期发表的《在悬崖上》，这是作者（邓友梅）创作上的第一个高潮。不过，它没有作者早期创作的影子，反而烙印了苏联文学的痕迹。

作家张天翼在《〈在悬崖上〉 的爱情》一文中指出，《在悬崖上》“写得真实、生动，而又简洁。一读就感到这几个人物确是生活中可以遇到的人，事情也是生活中会发生的事。……这一篇比你（邓友梅）其他的作品都动人些，也写得更自然些”。但同时他也指出作品存在不足。 他不同意邓友梅以为主人公的爱情虽然危险，但已脱离悬崖的看法，认为主人公仍在悬崖上，还有掉下去的可能——“假如加丽亚不拒绝呢?假如她答允他的求婚，那以后会怎么样呢?”主人公的所谓回头，纯属偶然而不是其思想发展的必然，读者有理由怀疑它的真实性。

邓友梅

山东平原人。中共党员。1945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八路军鲁中军区通讯员，新四军、华东野战军文工团团员，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二期学员，北京第三建筑公司支部书记，北京市文联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中国作协第四届书记处书记、第五届全委会副主席及第六、七届名誉副主席。全国第八、九届政协委员。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邓友梅自选集》（5卷），《京城内外》、《烟壶》、《散文杂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