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2013年9月26日，在北京去世，享年98岁。

20世纪50年代，于光远倡导社会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并将这一学科定名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1979年以来，其在经济学的许多方面进行了研究。在理论经济学方面，倡议并推动了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等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廓清了在这些问题上的理论认识。提倡并率先进行了一些新学科的研究，如消费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旅游经济学、发展战略学、国土经济学、经济效益学等。

关于经济效果，于光远提出要以个人使用价值（或个人需要的满足）作为社会经济效果的基础，这一观点与当时流行的将政府目标等同于全社会目标的观念有着不同的理论基础。他正是从这一价值理念上认识到中国改革是必要的；关于所有制形式结构，他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他提出了生产力标准。他指出，衡量一种生产关系优越与否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看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他特别强调，能否促进生产力发展是衡量一切是非的最高标准、最高原则，其他任何原则，都不能和这个原则并列。

于光远将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已阐明的原理运用于现代经济生活，重视如何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改革实践的经济理论发展；他强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关于改革的基本原则，于光远认为应当把商品生产问题放在首位。这是因为，发展商品生产在各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具有突出的重要地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证明，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阶段中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

关于改革和经营的关系，于光远指出，改革应当为经营排除障碍、创造条件，因为经济效益只能通过经营来取得。他的这一思想，为后来实行承包制改革以完善经营机制的改革措施在理论上做了准备。

截至2013年9月，于光远撰写出版的专著和文集达90余部，约两千多万字，其主要著作有：

主要译著有《自然辩证法》等；出版随笔散文有《古稀手记》《窗外的石榴花》《碎思录》《文革中的我》等。

于光远写了很多教科书和培训读本。如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的教材，发行量大，影响面广，对培养新一代经济干部和经济学家，起到了作用。

于光远指导培养的学生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学家张卓元，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赵人伟等。

于光远出生于上海一个受到西方民主思想影响和近代科学技术教育的知识分子家庭。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蹂躏，于光远放弃了成为物理学家的梦想，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继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投身到抗日救亡的事业中。

“他（于光远）学识渊博，学贯‘两科’，即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机地融为一体；在整个学术生涯中，他开拓了许多新的学科领域，尤其在促进中国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方面、在自然辩证法哲学学派的创立与发展方面、在反伪科学方面等等，他是勇敢的开拓者、辛勤的耕耘者。”（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评）

“他（于光远）是中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在中国的学术界中，他是以思想敏锐、学识渊博、勤奋多产而著称的。”（《上海证券报》评）

“他（于光远）是一个兼有着深切的社会关怀和深切的学术关怀的经济学家，在他的学术活动中，总是试图寻找二者间的支点，来确定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广泛的学术兴趣和丰富的人生经历，使得他的学术思想内容十分丰富。”（2005年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推荐人评语）

“于光远对中国诸多交叉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法制晚报》评）

“于光远是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徽网评）

“ 于光远开拓了许多新的学科领域，尤其在促进中国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方面、在自然辩证法哲学学派的创立与发展方面、在反伪科学方面等等，他是勇敢的开拓者、辛勤的耕耘者。改革开放以来，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几乎所有重大的问题都有所涉及，并在很多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理论贡献。他长期致力中国软科学事业发展，不断地组织各种形式的经济活动，推动了中国生产力学会等诸多经济研究和学术活动组织以及智库平台的建立，为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作出了奠基性贡献。”（中国青年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