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的伪军至少还是打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坚决不和国民党的军队作战，只是在后方负责清乡维稳工作。而苏联伪军可就厉害多了，完全独立的旗号，转战世界各地，和苏联更是敢“刺刀见红”。

苏联伪军主要由以下几类人构成：

第一类 丧失了政权的原沙皇政府的武装力量残余。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仅半年多时间，当14个资本主义国家联手对新生政权进行武装干涉时，这些武装力量残余趁机对苏维埃政权发起了反扑。尽管遭受失败，但企图夺回政权的野心始终存在，只要有机会，这股残余力量就会冲到反击苏维埃政权的最前线。所以纳粹德国侵苏战争一爆发，这股残余力量立刻站到了侵略者一边。

第二类 是曾遭受苏联政权伤害的人。比如，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归并苏联后，国内民族主义者始终认定是苏联侵占了他们的国土，剥夺了他们的自由。上世纪90年代初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首先宣布独立、脱离苏联，从而揭开了苏联解体的序幕，绝不是偶然的。加上当时的苏联政权强制推行集体农庄，民族政策又存在严重缺陷等种种失误，使得这些地区的民族主义者对苏联政权始终抱持仇视、敌对的态度。当纳粹德国侵苏战争打响后，他们认为复仇的时刻到了，甚至当德军还没有完全打进来之际就发动了对苏联红军的袭击。

第三类 是不幸在战争时沦为德军俘虏的苏军官兵。由于种种原因，被俘红军官兵中的部分人同意接受德军的招募，从而走上了一条背叛祖国、与侵略者合作的不归路。除了自愿站在纳粹分子这边作战的人以外，“绝大多数苏联公民是在饥饿、异常繁重的工作和死亡威胁的影响下穿上德国军服的”，“然而，只要俄罗斯人同意为敌人工作，他就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迫使他与德国的军事机器进行更密切的合作只是时间问题……俄罗斯人常常面临痛苦的选择：或站到德国人这边，或被直接枪决。”（尼古拉斯·贝特尔《最后的秘密》）

那么，究竟有多少被俘的苏军官兵接受了德国人的招募，成为侵略者的帮凶呢。德国军事历史学家约·霍夫曼在1986年出版的《弗拉索夫军史》书里认为：到1943年中期，德国军队里有90个俄罗斯营、140个人数上等于团的分队、90个野战营和其他一些小分队，它们被用来对付游击队员。德军中还有大约40万至60万为德军服务的志愿者。然而，这个说法却遭到了苏方研究人员的质疑和驳斥。但遗憾的是，苏方始终没有交待清楚被德军招募的苏联公民的确切人数。有资料显示，贝利亚及手下曾试图搞清楚这数字，可似乎也没能做到。不只战后苏联官方不曾公布过相关的确切数字，解密的档案文件也没有提供对这一问题的准确答案。

实际上，出现这种状况是很自然的：原因一，战争期间大批官兵失踪、音讯杳然，很难搞清楚他们是阵亡了还是被俘了，或是“开小差”了。实际上好多人早已阵亡，却被苏联有关方面记录在“祖国叛徒”的名单上，家属还因此遭受了逮捕和欺负。1941年8月16日，斯大林在“第270号命令”指责第28集团军司令员卡恰洛夫中将、第12集团军司令员波涅杰林少将“投降”，“这是耻辱”，“必须消灭怕死鬼和逃兵”，并在1941年10月对两位将军进行了公开缺席审判，二人都被判处枪决，并没收个人财产，剥夺所受奖励——苏联勋章。可实际上，卡恰洛夫中将已在1941年8月4日被敌方炮弹直接命中而牺牲，然而直到1956年，他的亲人们还一直背着“叛徒”亲属的骂名并遭受惩处。

原因二，相当多的苏军官兵尽管沦为俘虏，却宁死不屈。有一份资料显示有250万苏联军人死在德国战俘营，而存活下来的苏军多数拒绝和德国人合作。1941年8月，第12集团军司令员波涅杰林少将在被德军包围身负重伤、失去知觉的情况下沦为俘虏，尽管他在俘虏营里忍受了长达四年之久的煎熬，却始终没有向敌人屈服。可他被自己人列入了“祖国叛徒”名单，并在1945年获得解放且被遣返后，又被关进了自己人的集中营里，1950年8月25日再次受审，并再次被判处枪决。直到1956年才恢复名誉。

再如，斯大林的大儿子雅科夫1941年7月沦为德军俘虏，7月20日德国电台和《人民观察家报》都报道了雅科夫被俘的消息。盖世太保在审讯雅科夫时，在桌布下放了一个麦克风，录下谈话内容，然后按需要对录音进行了剪辑，从而使雅科夫成为苏联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鞭挞者、抨击者。经过加工的录音带在前沿阵地上通过扩音器反复播放，德国飞机上撒下的传单就怂恿苏军官兵听从雅科夫的劝告，效法雅科夫向德军投降。同时，德国人还冲洗了一系列雅科夫在跟德国军官交谈、喝茶等照片，并刊登在德国各大报刊上。斯大林获悉这些情况后，依照“第270号命令”下令将雅科夫的妻子尤利娅作为“祖国叛徒”的家属予以逮捕和流放，而女儿，斯大林的孙女被托付给别人抚养。可事实上，雅科夫在被俘期间表现英勇，始终没有向德国人屈服。直到搞清楚了这是德国人施行的反间计之后，雅科夫的妻子尤利娅才被解除监禁释放回家。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77年发布命令追授雅科夫一级卫国战争勋章。诸如此类的事例还有很多，这些都加大了搞清楚究竟有多少苏军官兵沦为德国人帮凶这一问题的难度。

原因三，不少苏军官兵之所以同意和德国人合作，只是出于暂时保全生命的考虑，实际上并非真心实意要沦为德国人的帮凶，而是时刻准备伺机逃回自己的军队。在战争期间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如1942年10月3日，土耳其斯坦军团士兵别尔格诺夫、哈桑诺夫和图列巴耶夫为了寻找游击队，艰难跋涉四昼夜，终于抵达苏军驻地。他们报告说，他们所在营地的大部分人都想回归。尽管这些人后来都进了苏军集中营接受审查，后来的命运也比较悲惨，但不少苏军官兵并非真心实意要做伪军，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二战期间为什么出现如此大规模的苏联伪军呢。原因比较复杂，除了丢失政权且一直企图夺回政权的前沙皇政府及武装力量残余，和上文所分析的，由于苏联政权的种种政策失误，激起不少苏联民众调转枪口替德国侵略者效命之外，对死亡的恐惧、求生的本能、信息的闭塞、对战局的误判、对赢得战争胜利的怀疑、对未来的绝望、自甘堕落、苟且偷生、苏联政府对于沦为战俘的官兵的严酷惩罚措施以及民族主义等因素，也都不同程度上催生了伪军的产生。

应当说，这其中有三个因素比较重要。第一个因素是对死亡的恐惧和求生的本能，甚至一些身经百战、曾经彪悍骁勇的苏联红军将军，也在死亡的威胁下向德国侵略者投降。1942年7月13日被俘的苏联红军第2突击集团军司令员弗拉索夫就是一个典型。有人回忆了弗拉索夫被俘时的情况：“弗拉索夫身穿没有军衔标记的服装隐匿在丘多沃以南莫斯特卡村附近的澡堂中。村长发现了他并向路过村子的德国军官报告。有人打开房门，命令他‘举起手来’，弗拉索夫喊话：‘别开枪，我是弗拉索夫将军——第2突击集团军司令员。’”德国第38军的翻译这样描述弗拉索夫被俘后的情形：“弗拉索夫在路上问，在德国人看来，他这样的将军是否会被枪毙。施韦尔特纳大尉回答说，对于率领自己的部队战斗到最后一分钟的将军来说，被俘并不是耻辱。”

第二个因素，是苏军在战争中一而再、再而三的失利，致使很多人认为这场战争将会以德军的胜利而告终。一个名叫“人民劳动联盟”的俄侨组织的领导人尤里·奇卡尔列耶夫分析道：“战俘们在户外的铁丝网旁无休止地交谈，讨论今后的前途，议论德国人战胜斯大林后俄国的命运。”弗拉索夫是在被俘后不久就同意跟德国人合作的苏联红军中将，当时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着，他就已绝望地断言苏联必定会输掉这场战争。他写过一封公开信《我为什么走上了与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的道路》，其中认定苏联红军必输无疑：“我看到，战争打输是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个原因是，俄国人民不愿保卫布尔什维克政权和建立起来的暴力制度。第二个原因是不负责任地指挥军队……”

第三个因素，是苏方对待被俘官兵的严酷政策和惩罚措施。苏联政权对于曾被敌军俘虏过的官兵持不信任态度，在隔离队外，还建立了多处集中营来审查曾被德军俘虏过的红军官兵和突围出来的红军部队，比如1942年8月24日斯大林就亲自口授过一份命令：“贝利亚同志：我不反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组织三个集中营来审查后撤部队的问题。”

不过，总的来说，在被俘的苏联红军官兵中，同意跟德国人合作的毕竟是少数。有资料显示，有250万苏联军人在德国战俘营中死去，其中有不少苏联将军，比如，祖斯马诺维奇、尼基金、马卡罗夫、斯塔罗斯京、舍佩托夫、普罗霍罗夫等都是在德国战俘营中被折磨致死的。

而伪军数量超过了占领军的是法国，有当初法国百万大军集体投降做基础【戴高乐的书说是150万】，法国全境的伪军，警察，工厂和乡村武装保安的人数，比德军还多。要知道维希法国的伪军光在北非就有20万。要论，伪军，伪警察等伪军事组织的人数多于占领军，那法国在2战也是一号。维希政府的戴伐尔总理还主动在1942年，1943年动员了60万法国人去德国做工，以支持德国的军事工业。

所以，二战伪军最多，二战伪军数量超过占领军的，都不是中国。相反，抗日战争是全中国民族意识大觉醒的时代，全民族都投身抗战的大时代。

德军兵力最多时有1000万人，德国人顶多占60%，那另400万呢，不用说。都是伪军。

一般伪军为他国卖命，按理说肯定是提不起劲，可偏偏德国的伪军却非常强悍，战斗比德国自己的兵都顽强。

由北欧人组成的。1943年11月，“诺德兰”师通过铁路运输加入北方集团军群第18集团军属下SS第3军序列，主要配属在列宁格勒西部基洛瓦以巩固奥拉宁巴姆包围圈。1944年1月14日，苏军发起解放列宁格勒总攻势，“诺德兰”右翼的1个空军野战师遭到苏联8个狙击兵师和3个坦克旅的攻击，同时苏第42集团军在列宁格勒正面发起总攻。1月19日，德军3个师为避免陷入包围开始后撤，“诺德兰”向西南方向退却。

苏军突击神速，1月26日清晨“诺德兰”属下SS第11装甲侦察营第5连在库帕尼茨被大批苏联坦克堵住。但出乎意料的是，第5连用仅有的3门75毫米反坦克炮和8辆“斯图墨尔”火力支援车（装备短炮身75毫米火炮）拼死反击，竟取得了击毁苏军车辆61辆（包括坦克48辆）的惊人战果。其中卡斯帕-休伯克SS小队长操纵一门75毫米炮包办了11辆，他在1944年10月23日获颁骑士勋章。

少尉麾下502重坦克营第2连驻守河南侧。其中SS11HvS拥有的12辆黑豹（7辆修理中）和奥托的8辆虎I成为桥头堡守备部队的主力。至7月，他们击退所有苏军攻势，但随着苏军夏季大攻势造成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崩溃，战线南翼被撕开一个大口子。

7月11日，20个苏军师开始围攻纳尔维亚桥头堡，“诺德兰”及其它部队见势不妙立即向西后退20公里，于丢纳贝格再度建立防御线。该防线由北至南分别是SS第20志愿兵师“爱沙尼亚1”、SS“尼德兰掷弹旅”、SS24PGR、SS23PGR，完全控制纳尔维亚大道，在SS24PGR背后还配置了SS第521多联装火箭炮连（装备最新型48联装自行火箭炮），7月22日奥托少尉在马里纳瓦强袭战中击溃苏军前锋部队。

随后7月27日清晨6时，苏军主力部队到达并立即总攻，SS11HvS动用12辆突击炮击退苏军第一波攻击。但善战的苏军并不放弃，猛攻持续到28日，当天“诺德兰”师长弗利兹被苏军炮弹炸死（8月5日追授银双剑橡叶骑士勋章，成为全军第85名拥有者）。

“诺德兰”亡命死守，到7月29日击毁苏军113辆坦克，终于获得惨胜。新师长约阿西姆-崔库拉SS旅队长（少将）在9月5日接受骑士勋章后上任。

当时的战况几近绝望，1月12日苏军前锋部队已进抵奥得河。因此德军调集正在改编的SS11HvS（突击炮10辆）、舒尔茨-休特莱克SS二级中队长（中尉）指挥的SS第11突击炮营、SS503重坦克营的12辆虎王坦克（10辆可动）和部分第25伞兵团于2月8日向雅克夫哈根地区北侧的苏军发起反击，苏军将计就计顺势开始反包围昂斯瓦尔德，为避免弄巧成拙德军不得不又紧急动员“诺德兰”师其余兵力并成功解围。在这次不成功的反击中，SS第11突击炮营16日击毁22辆苏军坦克，2天后又击毁苏军17辆坦克和大量反坦克炮并俘获

3辆T34坦克，营长休特莱克在5月2日获颁骑士勋章。以后进行的“冬至作战”惨遭失败，SS第11突击炮营在波美隆战线又击毁83辆苏军坦克并重创22辆。“诺德兰”经过阿尔戴姆3月20日退至奥得河西岸。这时主力部队SS11HvS只有6辆突击炮和2辆4驱逐坦克可用。

1945年4月7日，“诺德兰”师的装甲力量得到补充，其中有SS第11装甲团的26辆3号突击炮（24辆可用）、10辆4号L70驱逐坦克，还有临时编入的SS503重坦克营12辆虎王坦克（10辆可用）、8辆4号自行高射炮（7辆可用），属第3装甲集团军指挥。

4月17日苏军发起柏林总攻击时，“诺德兰”师成为第9集团军的预备队，与严重受损的第56军一起死守柏林西部斯特拉斯堡阵地，苏军装甲部队如决堤洪水般汹涌而来，“诺德兰”陷入重重包围，经过血战奇迹般地突破西南包围圈并于4月23日晚成功退却到柏林市区。4月26日，“诺德兰”残部在新师长古斯塔夫-库尔根贝尔格SS旅队长率领下，以最后的虎王坦克和突击炮在总理府东南的菩提树大街继续着毫无希望的防御战。

4月29日希特勒自杀后，大部分德国守军开始投降，防御市中心的居然只剩SS法国志愿兵和“诺德兰”师。5月1日，他们命令士兵一步也不准后撤死守哈林泽车站，当时装甲兵力为5辆虎王坦克、4号坦克/突击炮6辆和少量“追猎者”驱逐坦克。

5月2日半夜，最后的防线崩溃，“诺德兰”师的死硬分子终于不愿卖命而以最后2辆虎王坦克为先导试图突围逃出柏林，结果所有的坦克都被击毁，少量士兵渡过易北河向盟军投降，大多数人在柏林市区被苏军击毙或俘虏。

这个师团成立在1940年12月，起先被称为“日耳曼尼亚师”，但在1941年1月被改称“维京师”。2月时，一个芬兰志愿者单位加入了师的编制。在Truppen-UbungsplatzHeuberg进行的训练持续到4月，这个师完成了出击准备。

“维京师”第一次作战是在1941年6月29日作为南方集团军群的一部分在加里西亚(Galacia)附近向特洛普(Tarnopol)进攻。1941年8月，“维京师”在第聂伯河DnieperRiver为夺取桥头堡而战。很快，他们穿过了第聂伯罗夫斯克(Dnepropetrovsk)，奔向罗斯托夫(Rostov)。1941年冬天，这个师撤至米乌斯河MiusRiver一线并在那里渡过了冬天的几个月。

当1942年春天和夏天德军发起攻势时，“维京师”推进至高加索地区，是到过德军推进极限的部队之一。他们在高加索一直战斗到1943年春天，由于斯大林格勒的惨败，不得不回撤。

“维京师”和其他师一样，编成部队经常发生变动。“诺德兰”(Nordland)步兵团被撤编，以和其他一些包含有斯堪的那维亚(Scandinavian)人员的单位一起组成一个新的武装党卫队师。同样，“纳瓦”(Narwa)，一个爱沙尼亚(Estonian)单位，在1944年加入维京师，但又在同年撤编。

1943年10月，“维京师”的名称变为第5武装党卫队“维京”装甲师，成为又一个武装党卫队的装甲师。在1943年夏秋期间，这个师在哈尔科夫(Kharkov)和第聂伯河地区进行防御作战，参加了库尔斯克会战。当苏军在1944年6月发起他们目的冲向德国边界、消灭中央集团军群的大攻势时，“维京师”是许多被包围师团中的一个。他们被包围在“切卡西口袋(CherkassyPockets)”，而且是包围圈中仅有的装甲部队，担当起了突围时的“装甲矛头”。那时，另一个外籍部队单位“沃伦涅”（Wallonien，说法语的比利时人）也划归这个师指挥。尽管整个部队最后还是设法冲出了包围圈，但损失了全部装甲部队和大量的人员和装备。

残存的人员和装备被临时编成一个战斗群，很快被送到波兰以组建新的第5武装党卫队“维京”装甲师。在整编的同时，苏军已经推进到维斯瓦河畔(VistulaRiver)和波兰的华沙地区。“维京师”和第3武装党卫队“骷髅”装甲师以及陆军第19装甲师一起进行了阻止苏军前进的拼死努力，将苏军制止在华沙城下，使其回撤过维斯瓦河，并将战线的僵持一直维持到了1945年1月。

“维京师”于1944年12月从华沙前线撤下，立刻被运去南方参加布达佩斯解围战。为了解救被围的45,000德军，“维京师”向前推进了两周，但由于苏军的强大兵力和资源优势，始终未能达到目的。随后该师在布达佩斯以西进行防御作战，逐步退到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直至1945年5月向苏军投降。

其实德国到底有多少伪军真的很难确定，因为不少人被直接编进了德军，象在诺曼底战役中，美军和英军面对的就是一帮“掠来的德国人”（德军里有乌克兰人，南斯拉夫人，波兰人等等），在东线更搞笑，一些集团军一半的战斗人员是前苏联战俘，连在斯大林格勒被消灭的鲍留斯集团军中也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前苏联战俘。可事实证明这帮人更猛，像是德军中的波兰人，他们宁可战死也坚决不投降。

抗战实际上所谓的数百万伪军，大部分都谈不上是伪军。除去其伪军政府性质不提，说通俗一点，那就是个居委会下属联防组织的性质。

比如1942年11月，日军对华北第4次治安强化运动时期，伪山西公署警务厅公布全省自卫团在全省18017个村子中的8097个村子都组成自卫团，参加人数共867354户，5297456人。有自卫团团丁470105人，就这所谓的47万自卫团，实际上只有步枪3024支，其他的就是长矛44389支和35000把刀具棍棒。

他们根本就谈不上是伪军，不过是在日军的高压下，按人口数字，年龄，拉人头的苦力。只有不到1%的人有步枪，其他80%的人连长矛，大刀都没有，全是空手。其实就是一个按人头，摊派性质的组织，连古代农民暴动的武器水准都没有。也就是个花名册上的把戏，啥作用也起不了。

作用就是可以收点壮丁保安费的。 日军拉这些人不是为了战斗的，而是收治安费的，所以他们的绝大部分都算不上是伪军，就是个被剥削的对象。

这么说吧，其中的太原的自卫团10799人，才200支长矛。太原知事常毅夫报告，特字5号，1941年12月。10799人才区区200支长矛，合着50多人，才能分到一支长矛，不能叫作军队 就是日军和伪政府为了骗钱，收壮丁保安费的骗局。到了日军对华北第5次治安强化的1944年6月期间，山西伪自卫团虽然在人数上达到了57万人，但只有火铳9375支，长矛66446支。

1942年5月5日，杨秀锋所写的反对日寇第4次强化治安运动报告提纲，和43年1月7日的抗战日报也说：日军要在每个村子都建立1个自卫团，但是并没有武器发放。实际上就是把全村的15-45岁的男人，全都算成自卫团的队员，武器自备。

日军在河北，山西，山东，绥远，热河，东北.........建立了那么一堆的自卫团。不去可以吗，作者只能说很难。因为不是解放区，在日占区，日本人对中国老百姓控制很严，不参加所谓的自卫队，很有可能殃及家人，日本军队的凶残，大家都是知道的。而且本人还会被日本人送上火车，运到东北边境修要塞。

有时，我们看伪军的番号随便是方面军级别，总认为兵力庞大，其实那只是表面。那些原地方军阀的投敌分子改编的伪军是个什么规模呢。例如；1941年6月，孙良诚所属伪第2方面军第4军只有6000人，伪华北治安军第一路军5000 人，伪自治军第一军第一旅1000人。45年伪军第3方面军所属2个军4个师，25000人，伪警卫2师2000人。规模最大的第2方面军实际人数6万，下面的军师人数更少，例如汪伪第2军，7000兵力。基本都是军级番号，旅级人数，要么是师级番号，团级人数。

那么东北呢，伪满有10来个军管区，45年第2军管区7700人，第3军管区7400人，第4军管区7200人，第5军管区1.55万人，第6军管区5600人…总共10多万人。这些人是真心要当伪满军吗。当然不是，伪满在东北是强行征兵制，如果不去当兵就要勤劳奉公去当劳工修要塞。

直到1945年，日本人也没有建立出哪怕1个师可以充当主力参战的伪军部队。

每次征兵，这些东北青年都想尽办法躲避，还有自残的，被征上的人一回家，全家男女老幼就哭成一团。到了部队挨饿被打，更是家常便饭，例如一个叫张德义的新兵一次不小心把水溅到一个中等兵的鞋子上，就挨了30皮带，被打的双手肿的像馒头，三天拿不起东西。到1945年8月，远东战役爆发，日本人给张德义所在部队发了新枪，团里还杀了几头肥猪改善生活，想让伪满军卖命，其实大家心里都对苏军打进来非常高兴，等苏军到了富锦，全团一起愉快的交了枪。

因为多次发生伪满军集体逃跑和刺杀日本军官事件，平时日军对伪满军也不信任，刘树德回忆：日本人虽然也给大家发放武器，但是子弹一发也不给。等苏军打过来了，看有机会摆脱日军的看押监控，团长王秉询一个暗号，全团都跑路回家了。

日本人想用中国人打中国人，就派伪满军的王牌军“靖安军”去华北与八路军作战。结果在路上伪军士兵就一枪打死了日军司令藤井重郎少将。日本驻东北最高军事顾问楠本将军在视察时，被给他牵马的伪军士兵打伤…。

伪满军私自逃跑的事件就更多了，光是1933年1-8月，就有4673名伪军逃离军营。

日本顾问曾经说：满军太糟糕了，既不能作战，又不能信任，不过只起个仪仗队的作用。

可以说大部分伪自卫队和伪军士兵都是被迫服从，一旦有机会就会逃跑。日军苦心积虑发展起来的所谓农民自卫队和伪军，不仅没有跟随或者帮助日军作战的记录。很多都或者公开，或者偷偷的参加了八路军游击队，送情报，藏伤员，放哨，搞袭击甚至是偷偷给八路军送子弹。使日军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1945年日本战败，正规伪军投降，在东北的伪满洲军总共15万，关内不超过45万。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5部第3编第1册第522页。

这60万人，才是中国伪军的真正数字，但是从中国人口比例来看，数量并不算非常巨大。要知道，在苏联卫国战争中，有150万苏军被改编为德军指挥的伪军，他们装备着各式坦克，压制火炮和飞机，非常精良。

1931年10月1日投敌的洮南镇守使张海鹏及其所部为最早伪军，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海鹏在日军的唆使下，在洮南宣布独立，就任伪边境保安司令，日本遂采取以华制华的方针，命张海鹏所部3个团向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进犯。

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占领区内的反抗活动此起彼伏，为镇压地方反抗而牵制了大量的作战用正规军。为解决前线作战兵力不足的现象，希望利用当地现有的兵员维持统治，招募当地人民来负责占领区治安。根据日本占领区的傀儡政权的管辖范围，设立如“华北治安军”等军队，各傀儡政权没有相互干预伪军活动的权利，但日本军官有权随时调遣任意地区的伪军。

1938年时，伪军在中国的数量约为78000人，随著1940年汪精卫叛离国民政府建立新的政府后，在华伪军数量急剧上升至145000人，并在1942—1943年期间国民政府推行“曲线救国”口号，伪军数量开始爆炸性增长。

国人对当土匪并不太小看，但对当伪军极为蔑视。伪组织分等级地，伪政权那从中央到地方，层次很明显。分为三类；

1. “特高科”“宪兵”，能穿日本军服。

2. 沦陷地区投靠日本、并由日本组织的特务性质武装，所谓“便衣队”“特务队”“夜袭队”等，着杂色服装，统称特务情报人员。

3. 伪政府军以及地方部队，或者说皇协军，如兴亚同盟军、东亚同盟救国军、自治军，护国救民军、维新军、清乡军、“和平反共兴亚建国军”、山西“剿共军”、绥蒙联军等等名目繁多的武装，听起来特别牛的部队，后因公开干的全是日本人想干的事，又自圆起说改为执行“曲线救国”政策。基本穿正规国军服，并打国民党旗号，但有区别—重庆与南京的国民党旗帜大同小异。

伪军和伪政权大致上属于三个系统，和平建国军，25万以上；华北治安军，10万以上，又名华北绥靖军，俗称“皇协军”；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蒙疆政府军（伪蒙军）1.5万，地方团队25万。

正如伪政府的所有决策要听日本顾问命令一样，伪军队的所有行动必须听日军命令。日军对伪军重要的控制形式就是作战会议。伪军参加日军的作战会议，几乎没有发言权。作战，打头阵永远是伪军。那些汉奸省长、警备司令、警察厅长，听起来官名比日本参事、日本顾问大得多，实际上，不过像木偶戏里的小戏人子一样，无论怎样蹦跳都是身不由己。

如“宪兵工作队”、“剿共班”这些有枪有势的英雄武装部队。一般是独立驻防，或者虽然在据点内也设立内卫岗哨，他们一般不在小据点，起码也是在中心城镇，如中国宪兵队，这大多都是从东北和台湾过来的，战斗经验丰富，多半会简单日语，熟悉日本部队，日本也另眼看待，在据点守备的时候能起督战作用，日军有多余的补给也给他们，穿的虽然便衣，却干净整齐，基本能服装同一，一色的棉裤棉袄，一色的礼帽或日军战斗帽，一色的胶皮棉靴头。佩带的手枪虽不是一个牌号，可子弹带的背法，手榴弹的带法，都是一样的规格。

同样属于一等的“剿共队”一般是“受了招安”的保留绿林本色的货真价实的土匪队伍，他们的服装就很杂乱，但都有一个特点--头戴日军战斗帽；装备也五花八门，自己以前使用什么武器就还什么家伙，二把盒子，土压五，胡北条，单打一，凡短枪上必定挂一块红绿绸子，长枪上插一支五颜六色的枪口冒。子弹带有斜披的，有横围的，手榴弹有插在腰间的，有背在腚后的，一看就不是好人。因为都是些亡命之徒，战斗敢拼，敢上，所以日本人还是很抬举这些败类的。

二流如特务队，便衣队、夜袭队等等，着杂色服装，由于资历问题，日本人并不特别信任，由于只有轻武器并且缺乏战斗经验，只能跟着上，欺负游击队和村干部可以，碰上正规军和坚强的游击队，还不如伪军呢。但鉴于多是地头蛇，熟悉乡土情况，想想，本来就是流氓无赖，能做什么好事，属于二流。

三流就是成系统的正规伪军，但战斗力比较差，只能在日军扫荡的时候站在日军队列前挡子弹，加上山头问题，伪军也存在这个问题，一旦队伍有老底子，尽管凝聚力和战斗力都高点，但人心隔肚皮，总要有点小情绪、小想法，日军总有怀疑，良心坏的，通八路大大地，伪军靠不住的干活。反而各县的地方警备队反倒装备和士气都高于伪政府正规军的大多数部队，因为他们一般都由当地日军部队直接控制，统一计划，统一编制，统一训练，统一装备，他们的武器都在各兵团的增加装备用枪支里补充，也就是日本武器装备。都配备有日本指挥官，教官，完全由日本所指挥，因为没有派系和历史渊源，指挥也方便，在实际操作里，大多数时候都是由日军军曹带分队直接配属，等于在伪军里掺杂骨干，因为经常当炮灰，对待卖命的人，鬼子在藐视里多少要扔几个骨头地。伪军们，平素生活很苦，顿顿不是高粱面糊糊山药蛋，就是黑豆小米红薯面，抢粮经常挨八路和游击队的揍，就算弄点好的，鬼子和宪兵、特务优先，何况鬼子要往他们国内送，轮到伪军的时候通常连点牙缝的渣滓都没有。只有军官能来点特殊化。

四流为伪警察，通常穿黑色警察制服，一半人有枪，只能起吓唬人作用，主要维护内部治安。

伪军由于日军无力解决待遇，就靠就地征收，平日不是催粮草，就是催捐款，如地亩捐、特别费、爱路费、警备队菜金、建设费，户口捐等等，名目繁多，乱收费证明还是有历史传统的，民工修炮楼据点，牲口搞运输，到伪政权来的武装人员，不论官大官小，一来就得纸烟烧酒、猪肉白面待遇，经常还得酒席招待，八路就用枪炮手榴弹来回应，来从虎口夺食。

以上都属于伪正规武装体系，起码说属于吃皇粮得。

五流是基层伪政权的杂色武装的骨干，如爱护团，自卫团，维持会乡警，他们的战斗力很差，装备还不如民兵，大致起站岗放哨作用，不过基本没用，但这些伪政权的杂色武装的骨干多为反动地主的走狗家丁，起基层情报员和征收粮款作用。

末流就是些文职伪机关，既没枪，又没人，只能白天指手划脚、耀武扬威，天一黑摘下牌子赶紧找保险的地方去躲难。

不少伪军据点看出这是个财源，就在据点内修筑房屋出租。声明上是现钱交易，概不拖欠，带妓女进去另收钞票，日本人一般不允许伪机关躲，鬼子觉得，在“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圈”的太平下，在所谓大日本帝国无敌日军的恶鬼刺刀下，都是安全大大地，这样丢人，显得自己怕死。

华中正规军统归南京军委会直辖。地方团队则由各省管理。

由于日军侵入华南很少，日占区相对少些。

随着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利，日军抽调部分在华军队，许多敌占区主要靠伪军维系。见大势已去，很多伪军从1944年起，开始纷纷撤逃或反水。

陈诚主持东北时，把大批伪满军官、兵员组成的东北地方保安部队改编为正规军：

暂编50师吴宝云

暂编51师许颖

暂编52师刘伯中：原伪满“铁石部队”改编的，是从长城沿线调来、增援五十八师打通中长铁路南段的。1947年夏刚刚进驻大石桥，即被歼灭。

暂编53师许赓扬

暂编54师马廷选

暂编55师王天任：东北暂编保安第一总队，保安第三师。东北保安第7区。1947年5月从热河调辽南，5月30日在大石桥被全歼。1948年10月在锦西投诚。

暂编56师刘德溥：东北暂编保安第2总队，东北保安第11区。1948年10月在长春投诚。

暂编57师陈天熹：前身为抗战后的国民革命军华北先遣军新编第27军（军长姜鹏飞）第9师、东北暂编保安第三总队、暂编第6师、东北保安第12区。第169团在彰武被歼；另外两个团在新立屯被东野七纵歼灭。

暂编58师王家善：1946年初以满洲国军溃散官兵和地主武装中招收，在长春市组建东北保安第四总队，1948年2月25日正月十六在辽宁营口起义。

暂编59师梁铁豹

暂编60师李应华

抗战胜利后，在对待原汪精卫政权辖下的部队，陈诚令军政部不给收编伪军以军、师番号，军改编为纵队；师改编为总队；并于纵队、总队之前冠以暂编二字。

暂编第一纵队，原属于华北治安军。抗战后隶属于门治中的华北暂编第一路，后改编为保定绥靖公署保安总司令部。

暂编第二纵队，原属于华北治安军。抗战后隶属于门治中的华北暂编第一路。

暂编第三纵队孙殿英，驻豫北。

暂编第四纵队张岚锋，驻商丘。先是对阵豫皖苏的解放军，后用于鲁西南。1947年1月的巨金鱼战役覆灭。

暂编第五纵队孙良诚，先驻兵豫东，后驻兵苏北。淮海战役之初在徐州东南被歼灭。

暂编第七纵队吴化文。

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的诏书。随着日本国旗的缓缓落下，清算的时刻来到了。从1945年起至1948年，不论是国民政府，还是共产党都没有停止对伪军的审判。在漫长的抗日战争中，有的人因为挺身而出而被赞扬，有的人因为随波逐流而被唾弃。

1945年9月下旬，国民政府下令，在全国各地对汉奸进行大逮捕。此项工作主要是由军统特务机构执行。到1945年底，南京市奉命接受了军统局移送的200余人。1946年4月1日，国民政府司法部正式任命赵琛为高等法院院长，陈长虞为代理首席检察官，高等法院即在南京朝天宫正式成立。据统计，1946年4月至1947年2月，高等法院共审理汉奸案530余件，终结381件。其中判处死刑14人，无期徒刑24人，有期徒刑265人。

抗战时期，有一支身份特殊的人群：朝鲜籍日本兵。据日本厚生省统计，战时的朝鲜人军人军属一共24万零2341人，朝鲜方面的资料显示则有70万之多。在二战中，约有10万朝鲜籍日本兵投入了半岛外的战斗，另外非编制的军人军属，则被征作劳工或者监工（监督中国和朝鲜劳工）。伪满的大量朝鲜籍宪兵警察，他们也就是东北老人口中骂得最多的手举棒子的凶狠“二鬼子”。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未与大韩民国建交之前，中国官方长期称呼大韩民国国军为“伪军”。现今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因不承认韩国的合法性，也将韩军称为“南朝鲜傀儡军”（尤其是韩国保守派执政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亦曾称越南共和国军为“南越伪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