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8年(永历十二年，清顺治十五年)，卜弥格抵暹罗。此时清朝在中国的统治已基本稳固，永历小朝廷已被清军赶到了云南边境。他徘徊于中国边境，得知中国的全部已被清军征服，百感交集，于1659年8月殁于广西与交趾的边境。

卜弥格是一名虔诚、执着、勇敢的传教士，他为永历王朝出使罗马，在中国天主教史占有重要地位。

为了这件大事, 我冒着各种危险。经过澳门、果阿、莫卧尔、波斯和安纳托利亚, 来到了士麦那。又准备从这里出发，前往罗马。既然中国皇帝给我交代了这一光荣的任务，那么我费尽艰险也要将使命完成！--卜弥格

卜弥格诞生于中世纪时的波兰重镇利沃夫 。他的家族原是匈牙利贵族，祖父耶日·巴维尔· 博伊姆曾获得波兰贵族的头衔，还当过斯特凡· 巴托雷（斯特凡·巴托里）国王的秘书。其父巴维尔· 耶日·博伊姆曾在帕多瓦的大学攻读医学, 获得哲学和医学博士学位，还担任过利沃夫市长与波兰国王御医。这种有学医的家族传统，让弥卜格在日后十分关注东亚地区的草药学和植物学知识。

作为父亲的六个儿子之一，卜弥格在14岁时得了一场大病。他当时发誓, 如果恢复健康就要加入耶稣会，并献身于远东的传教事业。这场疾病也就此改变了他的人生。

早在年轻的时候, 卜弥格就对远东地区的传奇式描述有着心之向往。这也促使耶稣会批准了他去东方传教的请求。离开波兰后, 他首先来到了罗马, 在那里接受了教皇乌尔班八世的祝福。后来这位波兰传教士从罗马去往里斯本, 在1643年乘船经过葡萄牙人开辟的好望角航道, 来到了澳门。

卜弥格先是在海南岛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传教。后来受到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的引荐，被护送到了广东地区，获得了教名为阿基里斯的重臣庞天寿赏识。从此跻身南明永历朝廷的文官行列。借此机会，卜弥格大量阅读中国的文学和历史典籍，学习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及草药学知识，并取得了不小的造诣。

在中国的游历、学习与交友，也培养了他对于中国这片土地和居民的感情，并促使他日后坚持完成的一项壮举。

由于南明政权处于满清的重重围困之中，所以当时的后宫成员和文武大臣都受到了耶稣会传教士的心理安利。根据卜弥格的观察，永历皇帝制定的很多施政方针，都得力于宦官出身的教士庞天寿。早在万历皇帝在位的时候, 庞天寿就接受了基督教，并且有了自己的教名。

在当时，无论是福建的隆武政权，还是西南的永历政权以及孤悬海岛的明郑集团，都与天主教传教士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与合作。虽然耶稣会是抱着传播福音的第一目的来到东方，但是处于明清易代之际的中国人，显然对于实用的天文学，地理学，航海学，还有火器制造技术更有兴趣。

基于兴趣上的偏差，葡萄牙的耶稣会决定徐徐图之，走上层路线，吸引皇帝和士大夫对于广义上的各类西学兴趣。在传播的侧重点上，先从器物层面入手，按照器物到心灵的顺序，引导中国人皈依基督教。

比如卜弥格就曾记载，当清军来到桂林城下时, 皇帝和他的宰相庞天寿以及满朝文武又匆忙逃离了桂林。教名为托马斯的两广总督瞿式耜和教名为卢卡斯的抗清名将焦琏，负责保卫这座城市。为了加强城市的防御能力，这些明朝的忠臣提出向澳门的葡萄牙人请求军事援助。

此前，葡萄牙人用类似的方式为远东各个政权服务。他们为暹罗的统治者创建过御林军, 用自己的火枪支援过安南国王。还在中国南海和骚扰沿岸的海盗进行过斗争。

澳门的参议院和总督都同意了南明求救者的申请。他们派一支葡萄牙炮兵队去伍驻守桂林的防御工事。在尼古拉斯· 费里拉和奥地利神父瞿安德的指挥下, 葡萄牙炮兵协助明军挫败了满清军队的进攻。卜弥格称这是一次“光荣的胜利”。

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南明的永历政权成为了东亚历史上十分罕见的，能接受基督教的政权。卜弥格也见证了这一很难复制的跨文化交流的过程。

耶稣会教徒把桂林大捷看成是一个奇迹，澳门的葡萄牙当局也以自己大炮的精良和炮手的能干而自豪。与此同时, 由于桂林大捷消息的传开, 永历得以回到了肇庆的皇宫里。有几个省也再次爆发了反清起义。就连有几个过去效忠满清的汉族将领，也宣布反正。趁着这个机会，庞天寿和西方传教士翟安德一起说服了几乎满朝的女眷, 去领受基督教的洗礼。

永历皇帝本人表示愿意受洗,但他不能接受解散后宫的要求。根据卜弥格的记载，皇帝每天都讲圣教的教义，早晚都以基督教的方式作祈祷。他崇拜圣像, 好善乐施, 只是不能保持夫妻间的贞洁, 让妻子得以安心。由于人类共有的欲望, 他不愿这么做。

不久以后,皇帝期待已久的太子诞生了。永历考虑到福音书上对于一夫一妻制的规定，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严重对立，担心没有人给大明传宗接代。所以一度不同意太子受洗。

可是太子在三个月大时,突然得了一场大病。皇帝十分着急, 终于不再坚持他过去的态度, 命瞿安德给孩子举行了洗礼。于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基督教太子“康斯坦丁”便这么诞生了。卜弥格记载认为这是上帝创造的一个奇迹, 宰相阿基里斯先生又一次充当孩子的教父, 把他捧在手中。当神甫在他身上洒上圣水后, 阿基里斯先生见他已经清醒和康复了。但其实，更有可能是传教士们用自己的西方医术治好了皇子的疾病。

永历皇帝非常高兴,他后来刻派了一个由信天主教的大臣组成的庞大使团去澳门, 对上帝表示感谢。当这个城市的公民看见同时飘着明字和十字架旗帜的中国船队,在自己的港口停泊下来的时, 表现了从未有过的兴奋。在大臣们公开宣布自己是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后, 他们更是欣喜若狂了。于是身着盛装的使团在钟声和礼炮声中被请进了耶稣会的教堂。

这些官员们按照中国的习惯, 在一个大祭坛前跪了下来, 以此对驱除疾病的上帝表示崇敬。在望弥撒时, 他们献上了皇帝送来的礼品是两个烛台、两个香炉和两个花篮。这些都是用最好的白银做的。还有香木可当香使用。皇太后还拿出两锭银子, 买了香和几匹绸缎作为对上帝的贡品。这依旧是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在于表示对神的感谢。

但事实上，在多数的中国人看来，在关键时刻求传教士来受洗治病，与求神拜佛，请道士，请郎中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在灾难与病痛消除后，他们就不再虔诚。

熟悉中国事物的欧洲人也非常清楚，南明宫廷接受基督教化，完全是在穷途末路的情况下进行的。永历等人的言行本质上还是十分地道的中国人。这样一个政权并非真心实意地接受信仰，而其摇摇欲坠的国势，则很难保证传教事业的进一步开展。

由于抗清战争的前景依旧不甚明朗，在庞天寿和瞿安德神父的建议下，永历皇帝决定派一个使团去欧洲, 为南明政权请求到欧洲的武力支持。最终卜弥格被选为特使，执行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然后具体的求援对象是名义上的欧洲精神领袖——罗马教皇。

永历遣使去欧洲, 实际上有两个目的:一是向西方世界表示南明朝廷忠于基督教义, 二是争取欧洲对他的抗满斗争的支援。不仅争取道义上的支援, 而且希望获得武力干涉。

虽然幻想很美好，但是卜弥格本人忧心忡忡。此时的欧洲已经爆发了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他和接受洗礼的明朝人都是天主教徒，指望新兴的英格兰和荷兰支援大明已经是不现实的事情了。在卜弥格有惊无险的回国历程中，他自己也已经目睹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在东方的竞争中愈发颓废，觉得这两家很难承担起大任。

因此，卜弥格只能为自己的求救事业寻找一个听起来很诱人，但其实虚无缥缈的理由：南明的太子康斯坦丁的受洗仪式,可以使欧洲国家相信中国未来的皇帝将是他们的教友。更可以成为在和敌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斗争中的远方盟友，让基督教明朝加入十字军计划。

1650年，卜弥格和他的中国仆人安德鲁-陈一起来到了澳门，并请求澳门政府给他们颁发签证。可就在这时, 突如其来的事变，差点让卜弥格的使命泡汤。有消息传来, 说广州被满清的军队包围。加之当地守将的出卖,这座城市没放一枪一炮就投降了清军。澳门的葡萄牙城市议会看到永历政权已经凶多吉少，难以续命。因此对卜弥格的使命是否有价值,也产生了怀疑。

而且卜弥格算是南明的文官。在儒家士大夫的世界里，天地君亲师是需要承认的大前提。在尊敬孔子的问题上，卜弥格这样的耶稣会士觉得无伤大雅，但是在正统的天主教世界看来，就属于偶像崇拜。而且汉文里把皇帝称“天子”和“万岁”的行为，如果要严扣教义也属于上纲上线的原则性问题。一些人西方人通过永历皇帝接受洗礼，但是拒绝放弃后宫的双标行为，看穿了汉人信教的实用主义本性。永历皇帝既想获得军事援助，又不愿意放弃肉体的享乐，只想着获得可见的实际利益。

最后，在一个亲明朝的葡萄牙主教的推动下，总督最后还是同意给卜弥格和两个中国仆人颁发签证。他们在一艘名叫“ 圣·萨塔琳娜” 的卡拉克船上安顿了铺位。1651年1月1日，一行人踏上了长路漫漫的求援之路。

船从澳门出发后, 经过琼州海峡, 由越南和柬埔寨沿海开往印度的果阿。由于荷兰人和葡萄牙人正在争夺对东方贸易路线的垄断权，所以他的行程会受到恶劣的天气和荷兰船只的骚扰。在一番旅途颠簸之后。卜弥格于1651年5月终于到了果阿。遗憾的是, 这位特使在果阿遇到了新的困难。

一条致命的消息传到了果阿。大约在1650年，北京的顺治皇帝已经签署了欧洲人口里的“中国鞑靼令”。清政府承认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享有的一切特权，保护他们在华北传教的自由。这意味着满清政府在进一步外交孤立南明政权。

所以果阿也收到了从里斯本传来的指示：避免一切让清朝皇帝不愉快的事情。为了保全在远东硕果仅存的贸易利益，果阿的葡萄牙总督也不愿意违背首都的指示。卜弥格身上携带的写给威尼斯共和国执政官和教皇的书信。这就有绕开葡萄牙政府，私自联系他国领导人的嫌疑。

为了防止他引发外交风波，卜弥格被禁止离开葡萄牙堡垒，遭到了实际上的软禁。果阿的葡萄牙总督甚至还给里斯本方面写了一封报告，要求进一步处置卜弥格。所幸运送报告的船只沉没，让卜弥格暂时免遭驱逐。但也使心急如焚的他感到如坐针毡，无可奈何。

从海路继续西行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所以在果阿逗留的半年期间，百无聊赖的他只能做一些博物学研究和记载。

所幸他在当地集市上遇到了一些印度的基督徒。他还注意到了产自亚美尼亚和波斯的宝石。后来他又从其他的西方传教士那里得知，有一条途径内亚的商路，连接着印度的果阿和爱琴海边的士麦那。他还得知，波斯国王对于基督徒比较友好，甚至允许西方传教士在自己的国土上传教。

在做足了充分准备，并仔细观察了警卫换岗的顺序后，卜弥格和中国仆人在1651年12月大胆越狱。他们化装成亚美尼亚商人之后，带着最重要的礼物和书信，踏上了从内亚返回欧洲的漫漫旅途。为了躲开葡萄牙的哨岗，他们决定避开了沿海地带。计划先前往戈尔孔达，然后前往苏拉特和霍尔木兹海峡岸边的阿巴斯港。从那里经过设拉子，去波斯帝国的首都伊斯法罕。

当时的波斯对于西方传教士比较友好。早在1609年, 为了对付奥斯曼帝国，波兰的传教士杨·塔杜施以官方使者的身份来到了伊斯法罕。同年,波斯国王阿巴斯（阿巴斯一世）派了一个使团去勤见齐格蒙特三世, 向他提出建立波斯和西班牙、英国、法国、神圣罗马帝国、波兰、俄国反土耳其的军事同盟。由于欧洲各基督教强权的不团结,这一计划迟迟没有兑现。

三十年后，波兰国王瓦迪斯瓦夫四世派来的宗教使团，在波斯建立了卡尔美里特使团的驻地, 受到波兰共和国和波斯国王的保护。后来，波斯国王在大不里士和伊斯法罕, 一直到波斯湾的霍尔木兹的道路两旁，建造了许多的客栈。在这些客栈里, 驻扎着装备优良的军队, 以加强防卫, 极大减少了道路上的抢劫情况。波斯国王对基督徒比较宽容, 甚至允许基督徒不受限制地在伊朗地区传教。这也是卜弥格敢于选择走内陆的最主要原因。

他以波斯为目标前进，经历了匪盗骚扰和干旱缺水的威胁。依旧一边坚持使命，一边注意考察沿途的古代遗迹。学识渊博的卜弥格，有意留心了那些古希腊著作和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的中亚历史文化遗址，并如愿以偿地来到了伊斯法罕。在那里的卡尔美利亚波兰驻地，遇到了两个同乡的波兰牧师，感受到了久违的亲切感。

利用在伊斯法罕休养生息的间隙，卜弥格抓紧时间完成了关于中国情形的报告，抢记了很多关于中国的第一手时政资料。在养精蓄锐了一阵子后，他又继续了自己的使命，从伊斯法罕前往古都大不里士。然后从那里沿着商道来到了黑海边的希腊古城特拉布宗。

最后经过君士坦丁堡，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来到了另一座东地中海的重镇——士麦那。在当地的教堂里，穿着明朝官服的卜弥格，向着耶稣会的教友和当地教徒们，朗读了庞天寿和太后的书信。

爱琴海地区在当时也有部分属于威尼斯共和国的势力范围，所以卜弥格的求援第一站是威尼斯。但他的求援之路并不顺利。因为和耶稣会士在中国一样，西方人仅仅对他的游记和学术成果感兴趣，但是对政治使命并不买账。

由于久在东方，卜弥格对于欧陆的最新局势缺乏认识。旷日持久的三十年战争刚刚结束, 但基督教内部两大阵营的对立没有立即消除。威尼斯为了维护其经济和政治利益, 不愿倒向两个阵营中的任何一方。而耶稣会作为一个坚持维护天主教和哈布斯堡王朝威权的组织，在威尼斯不受欢迎。而卜弥格的耶稣会士的身份，给他与威尼斯当局接触带来了困难。这样也让他险些不能进入威尼斯的城门。

后来,在对东方传教活动感兴趣的法国驻威尼斯大使的调节下，卜弥格转而以中国使节的身份求见，终于见到了威尼斯总督。当时,卜弥格身着中国官服,以使臣的身份受到高规格接待。他不仅处处为大明朝美言，夸赞东亚大陆的土地辽阔而富饶，也强调了人民正遭受鞑靼入侵的苦难。他还把庞天寿写给总督的信转呈给威尼斯当局,向他介绍了自己从中国来到欧洲途中的所见所闻。

虽然他未能从威尼斯那里获得任何援助中国的承诺,但他的出现还是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争先恐后的赶来一睹这位中国使臣的容颜。他的《中国报告》出版后就立刻就被抢购一空, 成为了当时欧洲人了解中国的最新鲜资料。

卜弥格完成了在威尼斯的使命后,前往罗马寻求支持。可麻烦并非因此消失。教皇英诺森十世和耶稣会总会长，对卜弥格未经教廷同意就擅自在威尼斯公开自己的使命，以及招摇过市的同法国大使交往感到不满。同时认为他在果阿和威尼斯做了许多违反教规的事情，在事实上激化了各个教派间的矛盾。因此卜弥格受到了罗马教宗的冷落。

直到两年后，新教皇亚历山大七世继任，卜弥格才得到正式接见。在此之间, 耶稣会内部，乃至罗马教廷，都对中国形势的看法也发生了两极分化。

在甲申之变后,以德国人汤若望为首的一部分传教士得到了清朝的庇护。作为对北京政府的投桃报李，汤若望派出传教士卫匡国，带着有利于清朝的政治宣传与战报返回欧洲。为了避开卜弥格，卫匡国提前了几个月出发。他特意取道汕头，经过菲律宾前往南洋，却在中途被信奉新教的荷兰人扣押了一年之久，后来才得以返回欧洲。

卫匡国返回欧洲之后，大肆散布不利于卜弥格和南明政权的舆论。他向欧洲社会揭露了南明军队的不堪一击，以及中国全境已经被鞑靼人征服的事实。亲满清的耶稣会教士甚至出版了一本和卜弥格对着干的书《鞑靼战争史：鞑靼人完成了对中华帝国的侵犯，虽然我们在这里，他们还是占领了整个帝国》。为了断绝这个波兰裔的明朝使节向母国求救的念头，他们还把这本十分挑衅的书献给了波兰国王。

甚至连卜弥格的身份都开始受到了质疑。一些多明我会的成员怀疑他不是中国的使节，而是一个道听途说，招摇撞骗的江湖游士。后来，澳门方面的证明文书来到了欧洲，怀疑才被解除。

但是此时，卜弥格仅仅能争取到的是教皇对于中国基督徒祭孔习俗的宽容。事实上此时的教皇已经失去了对全欧洲世俗国家发号施令的权利。而且教皇本人也觉得，只要满清能允许传教，那么支持南明的意义就不太大了。

尽管十分失望与疲惫，卜弥格还是决定履行诺言，回到东亚去向永历皇帝复命。最后，抱着疲惫之躯的他，在回中国的途中，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打听着永历小朝廷的消息。在得知永历朝廷流亡到了云南的确切消息之后，倒在病榻之上的他一度兴奋不已。但在1659年8月22日，因为劳累和疾病，时年47岁的卜弥格在穿越中国和越南边境线时病死。他去世的消息由其他随员带给了流亡在云南的永历。

在年少的时代，卜弥格曾经阅读过马可波罗的传奇传记。最终和许多西方人一样，为此不远万里，来到了东方。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不知道《马可波罗游记》的作者并非本人。马可波罗很可能没有去过波斯以东的地方。他对新疆和东亚地区的描写，很多出自水手与游商的道听途说。

但是，参考了马可波罗游记的卜弥格，却真真实实地走完了马可波罗描述过的某些路线。而且真的在中国的宫廷中为官任职。

在学习了中文之后，他继承了鄂本笃的考察成果，正确地在地图上绘制出了汉地、蒙古、西藏与女真之间的位置关系。理清了西方人头脑里“丝国”、“契丹”、“蛮子国”等历史名词间的关系。他的地图册《大契丹就是丝国和中华帝国----十八张地图集》在准确度上远胜同时代的传教士作品。

在博物方面，他绘制并出版了图书《中国植物志》。详细描绘并介绍了30多种生长在东亚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动植物。比如槟郎、番木瓜、大黄、茯苓、柿子、荔枝和榴莲等等，并配有27张精美插图与中文介绍。这些材料打开了西方人的视野，为日后的东亚动植物学的发展建立了初步基础。除此之外，他还是第一位向西方介绍《黄帝内经》的学者。

在文化上，卜弥格在1648年趁南明局势略微好转的时机，来到了汉唐故都长安。他在那里寻访古迹，还拓下了著名的聂斯托利派基督教文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是欧洲人第一次认真研究中国早期的基督教记录。卜弥格的研究分为三个部分：逐字注音、逐字释义、内容解释。将碑文的中文和拉丁文注音及释义做了逐一对应。这很可能是在欧洲公开发表的第一部里，中拉对照注音和释义的词典雏形。

卜弥格的外交使命没有完成，传教理想也破受打击。但他在东方的整个过程本身，就已经可以用伟大壮举来形容了。

卜弥格是第一个将中国古代的科学和文化成果介绍给西方的欧洲人，他的科学著述是多方面的。

在保存至当代的卜弥络的手稿中，有几部他绘制的地图，其中有一部梵蒂冈《中国地图册》。这部地图册被私人收藏了七十年，后来，里亚蒙特格尔（Riamonteger）把它买了过来，于1729年交给了梵蒂冈图书馆。1920年，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在那里见到后，曾把它加以整理，首先作了一个简短的说明。

战后国外对卜弥格的《中国地图册》的研究的成果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瓦尔特·富克斯（Walter Fuchs）和波列斯瓦夫·什钦希尼亚克的两篇文章。

富克斯在他的文章中介绍了卜弥格的《中国地图册》的说明部分所有章节的目录，它分以下十章：

第一章　中国人的起源，他们认为什么样的上帝才是造物主？

第二章　中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土是个什么样子？他们是怎么描绘他们国土的地位位置的？他们对天空、星宿和星星的运行有什么概念？他们根据什么来计算年月？

第三章　古代的丝国和大契丹是不是中国？中国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

第四章　中国人的起源，他们最早的一些人，他们的皇帝和皇帝的谱系。

第六章　中国的幅员、人员、边界上的城墙、沙漠、峡谷、省份、城市、黄河和长江、给土地施肥、收成、贸易、居民的服装、礼仪和品德。

第七章　汉语、书籍、文学发展的水平、高雅的艺术和力学。

第八章　中国的教派，在中国传播过福音的使徒圣托马斯。

第九章　圣方济各·沙勿略、尊敬的利玛窦和其他来华的耶稣会神父。

第十章　讲授福音的情况和对未来的展望。传教士的居住条件和在中国建立的教堂，受洗的人数和皇宫里最重要的受洗。

从上看到，这个目录引用了大量制图和有关中国国土地理位置范围以外的材料。卜弥格对宗教事务感兴趣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带到罗马去的这份手稿却真是一部关于中国事物的百科全书，那里从汉语开始，到有关中国的文化、文明、文学和官方的考试都有专门的论述。他的这个今已失落的《中国地图册》的说明部分早先曾被那些能够进入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的耶稣会教士利用过。

卜弥格的《中国地图册》通常被称为《中国拉丁地图册》，因为不论它的名称还是其中提到的地名，全都标上了中文和拉丁文两种文字，只有所谓“正文的版面”上写的才全都是拉丁文。这部地图集有总图、各行省图共18幅，包括十五张当时中国的行省图、一张中国全图、一张海南岛图和一张辽东地图。地名用汉字标注，并附拉丁文注音，图旁注明该地特产，叙说各地风景、地理、学术、风俗等，并有帝王、官吏、兵卒的绘像。地图集传往欧洲，成为17世纪西方人了解古老中国的窗口，此书现藏梵蒂冈图书馆。

《中国地图册》介绍了将近四百个金属的矿藏。在其中的第一幅图——中国全图上，卜弥格就明确指出，中国那时候有二十九个金矿、六十三个银矿、十三个铅矿、二十九个锡矿、一百三十六个铁矿、三十七个铜矿和十一个汞矿。其余十七幅图则分别介绍了这十五个省中的每个省，以及两个属省管辖的地区拥有的各种金属矿藏的数量。

卜弥格的《中国地图册》在17世纪的欧洲，乃是仅有的一份能够广泛反映中国矿物资源分布情况的资料。在他的地图上，不仅可以了解到中国有哪些金属和矿物，它们分布在哪里，而且以汞矿的分布为例，可以看出这个国家的地质构造是怎么样的。如果拿卜弥格的那些中国行省图和金尼阁地图册中相应的地图相比，在某些方面，比如就它们所反映的人种志、大自然和在研究马可·波罗方面的知识来说，也显出了卜弥格的优势。

卜弥格是19世纪一大批马可·波罗研究者的先驱。这些研究家们能够解释《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几乎每一句话，他们对这部著作的诠释和评论的数量之多，篇幅之大，赶得上这部著作本身了。卜弥格也是欧洲最早确认马可·波罗用过的许多名称的地理学家之一，这种确认说明了马可·波罗提到过的那些地方、河流和山脉在卜弥格那个时代的中文名称是什么。

由于卜弥格的大部分手稿都没有发表，所以许多作者便乘机加以参考和利用。这也说明了他作为一个马可·波罗诠释者的重要地位。

在动植物学领域，卜弥格的拉丁文著作《中国植物志》1656年在维也纳出版，此书收录中国名花和珍奇动物若干种，标有中国名称，并附有23幅插图。

卜弥格的《中国植物志》从许多方面来说，都是值得注意的。这是欧洲发表的第一部关于远东和东南亚大自然的著作。有些学者认为，卜弥格是第一个采用“植物志”这个名称的科学家。它对中国的植物（和动物）的介绍和其中的插图，却是欧洲将近一百年来人们所知道的关于中国动植物的仅有的一份资料，而且它的内容涉及面很广。后来一些热衷于编撰普及读物的人曾多次翻印过它，还有一些到过中国也了解中国的学者也利用过这份资料。

《中国植物志》的发表比其他一些论述远东和东南亚植物的著作早几十年。在欧洲，不论17世纪还是18世纪，都没有一个植物学家能够像卜弥格那样，根据自己在中国的实地考察和经验，撰写和发表过什么东西。

因为卜弥格介绍植物并非是为了植物资源的调研，其《中国植物志》所介绍植物动物多有其药效介绍，可说是开辟了药用植物学的新领域。

在医药学领域，卜弥格曾在故乡担任过王室御医，对医药学颇有研究，来华后以深厚的西学理论来探讨中国的传统医学，颇有建树。其著作《中国医药概说》，收录中药若干种，并附木版、铜版插图，此书现藏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

《中国诊脉秘法》介绍了魏晋时期著名医学家王叔和的《脉经》，以及中国医学看舌苔的察病方式，曾引起欧洲文化界的注意，后被译为欧洲多种文字刊行，此书现藏大英博物馆。

作为一个旅行家和渊博的学者，卜弥格在他的一生中不仅到过中国，而且也曾多次到过非洲、印度和东南亚各国，通过对这些地方长时期的考察和研究，他撰写了大量有关这些国家，特别是中国古代的动植物、矿物、医学、历史、地理、人种学、哲学、语言学和人民生活习俗等的具有很高科学价值的著作。虽然这些著作在他生前和身后很少得到出版，有不少散佚，有的甚至被人剽窃、篡改或者冒名顶替地发表，使得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所做的贡献鲜为人知，但是它们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卜弥格也因此被誉为波兰的马可·波罗。

《中国地图册》

《中国植物志》（1656年 维也纳出版）

《中国医药概说》

《中国诊脉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