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近代“国民国家”以“文明输出”论理和同化主义思想制定的同化政策，既对内又对外。对外主要表现为：宗主国强制要求殖民地接受自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宗主国在自国民与殖民地的国民之间设置差别，划分优劣，法律上绝不认可两者的平等权益，殖民地的民族和人民的自由、民主和人权自然荡然无存。这从近代西方对外殖民史上斑斑可考，例如广为人知的“大航海时代西班牙和葡萄牙对中美南美先住民实施的同化政策”、“法国对亚州、非洲殖民地实施的同化政策”、“大英帝国对亚非拉三大洲殖民地实施的同化政策”、“德国对殖民地实施的同化政策”、“美洲新大陆开拓时代白种人对印第安人实施的同化政策”、“俄罗斯帝国时代对乌克兰等周边地区实施的俄罗斯化政策”、“先是西班牙，后是美国对菲律宾先住民实施的同化政策”、“瑞典对芬兰实施的瑞典化政策”、“美国于1893年将夏威夷兼并后对夏威夷先住民实施的同化政策”、“大日本帝国时代日本对殖民地朝鲜半岛和我国台湾实施的皇民化政策”。这些表面看上去属于文化上的同化政策必然伴随政治上的差别，人种主义差别政策随之横空出世。至于对内实施的同化政策，更是不胜枚举，例如“法国大革命后对国内少数民族实施的同化政策”、“英国对国内威尔士人实施的“威尔士语”扑灭政策”、“日本对国内阿依奴人和琉球民族实施的大和民族同化政策”、“国民党统治时代中华民国对国内少数民族实施的同化政策”、“越南对国内少数民族实施的同化政策”等等，不一而足，以致西方同化主义和追求“文化同质性”的一些专用词流行一时，例如““inicization”（汉化）、ellenization”（希腊化）、“omanization”（罗马化）、“talianization”（意大利化）、“nglicisation”（英国化）、“mericanization”（美国化）、“ussification”（俄罗斯化）、“ermanization”（德国化）、“rabization”（阿拉伯化）、“innicization”（芬兰化）、“agyarization”（匈牙利化）、“omanianization”（罗马尼亚化）、“olonization”（波兰化）、“haification”（泰国化）、“krainization”（乌克兰化）等等。追根究底，这一切皆为大民族主义（首先表现为语言民族主义）和同化主义作祟的结果。这就是近年来国际社会强烈批判同化政策和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列为国际社会的重要课题之一以及世界性“保卫语言危机运动”盛行欧美的主要原因之一。【摘自黄现璠遗稿 甘文杰、甘文豪整理《试论西方“民族”术语的起源、演变和异同（五）》，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总第15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