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二年（1404年），周忱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

永乐三年（1405年）正月，明成祖命令解缙等人在新进士中选出二十八名才华出众者，让他们在文渊阁学习，于是解缙选曾棨等二十八人入文渊阁读书，这时周忱请求说年纪尚小，愿意继续进学。明成祖高兴地说：“你是有志之士。”命令将周忱列为第二十九人。八月，母亲龙氏去世，归乡守制。

永乐六年（1408年），周忱被重新启用并入翰林院，仍直文渊阁，期间参与了《永乐大典》的编纂工作。

永乐十年（1412年）八月，授刑部广西清吏司主事。

永乐十一年（1413年）二月，周忱随同明成祖回到北京行在。十一月，奉明成祖命令同南京法司审理囚犯，修撰《五经四书性理大全》。

永乐十四年（1416年） 十月，明成祖准备回南京，周忱受命先行清道，张榜公布禁令，并兼理刑罚。

永乐十五年（1417年）二月，周忱升任刑部福建清吏司员外郎。三月，随明成祖回到北京行在。

永乐十七年（1419年），周忱奉命催运南北直隶地区的粮储。

周忱虽有经世才，但浮沉郎署二十年，人们都不了解他，只有夏原吉知道他有奇才。洪熙元年（1425年），他逐渐升为越王府长史。宣德初年，有人推荐周忱为知府。夏原吉说：“这不过是正常调迁，怎能尽周君之才？”

宣德五年（1430年）九月，明宣宗因天下的财赋多得不到治理，而又以江南为甚，苏州一府，拖欠的租税达八百万石，便想要找到有才干的重臣前往治理，由大学士杨荣推荐，升周忱为工部右侍郎巡抚江南各府，总督税粮。

周忱到任之初，便召父老来问欠税粮的原因，他们都说豪富大户不肯加交耗米，只好一并向小民征收，百姓因为贫困只好逃亡，导致税额愈缺。周忱于是创行平米法，令均摊交纳耗米。他又请明宣宗敕令工部颁给铁斛，交给各县做为标准样式，将搞大入小出的粮长革除。按旧例，粮长有正副三人，每年七月赴南京户部领取勘合。工作完毕后，送回部里。他们往返的费用，都是征敛而来。周忱只设正副各一人，让他们轮流去领勘合。工作结束后，有关官员集中收回上交户部。百姓大为便利。周忱见各县收粮没有团局，粮长就在其家中贮存，便说：“这是导致拖欠的原因。”便令各县在水边设囤，每囤设粮头、囤户各一人，称为辖收。到有六七万石以上，才设粮长一人总管，称为总收。百姓持帖到囤交粮，官员监督他们交纳，粮长只是照日期汇总而已。他还设拨运、纲运两簿。拨运簿记支拨起运的数量，预计所运粮食到京师、通州各粮仓的损耗，来定应支给的数量。纲运簿是由他们填写剥浅等方面的费用，回来后补偿给他们。应上交省库的羡余，仍存贮在仓库中，称为余米。第二年如果剩余多则加六征，到第三年加五征。

当初，明太祖平定吴地后，尽将功臣子弟的庄田抄没入官，后来又厌恶富民的兼并，他们因犯罪而被没收的田产，也都被称为官田。这些官田的税粮，即按原来租簿所记的数量作为税粮来征收，所以苏州府的赋税比别的府为重，官田和民田的租总共是二百七十七万石，而官田的税额就占了二百六十二万石，百姓不堪承受明宣宗屡次下诏减少官田租额，周忱于是与知府况钟经过几个月的计算，将苏州官田租税减到七十二万余石，其他府也依次减少，百姓这才稍得解困。

宣德七年（1432年），江南大丰收，明宣宗诏令各府县以官钞平价收购粮食以备赈济和借贷，苏州于是购得米二十九万石。所以当时公侯的禄米，军人官吏的月俸，都由南京户部支给。苏州、松江百姓转输到南京的税粮，每石加收费用开支六斗。周忱上奏请令就各府支给，贴给船价米一斗，所剩的五斗，总计总数有四十多万石，再加上用官钞所购买的，一共得米七十万余石，遂设仓库贮存起来，名叫济农。济农米除用于赈济和借贷之外，每年还有盈余。大凡纲运花费、风涛漂没、被盗挨抢，都可从这里借贷，待秋收之后再如数还官。至于修圩、筑堤、开河、浚湖所支的口粮，则不用偿还。耕种者来借贷，必先查清他家的各方面状况以及田地多寡，然后再借给，秋收后与税粮一起收回，遇到荒年再赈济。对奸顽不偿还的人，以后不再借给。他把这些都定为条例报告朝廷，明宣宗嘉奖他。在周忱任内，江南的几个大府，小民不知道有灾荒，夏秋两税不曾有拖欠，这都是周忱的功劳。

当时，漕运粮食，军运和民运各半。军运由国家给船，民运则是租用船只，加以杂耗，每交纳三石粮食大约要多加一石，而往返需要一年，耽误农事。周忱与平江伯陈瑄商议，决定民运到淮安或瓜洲水路边上后交兑，再由军队漕运到通州。运到淮安的每石加交五斗，运到瓜洲的再加五升。运到附近以及南京的卫所而没过江的，即仓交兑，每石加交过江米二斗，衬垫芦席也折成米五合交纳。由军人兑运如果遇风延期到达，则令州县支给赢米。在瓜洲水边设粮仓，迁米去存贮，量支余米给守仓人。由此而漕运费用大大节省。

民间每年把马草运到两京，劳费难以估算。周忱请每束折成白银三分，在南京则将所折的银两就地买纳。京师百官的月俸，都要持帖到南京领取。米贱的时候，俸帖七八石，仅换得白银一两。周忱请检查出税重的官田、极贫的下户，准许其两税折成金花银交纳，每两抵米四石，解送往京师用来兑换俸禄，这样百姓出得很少，而官俸常足。嘉定、昆山等县每年要纳布，每匹重三斤，抵粮食一石。到他们解送上交时，因为线粗而被退回的达十之八九。周忱说：“布线细则重量必轻，而价钱更高。现在既然是论重量交纳，他们势必不会做得太细。请从今以后，不论轻重，只论长短是否符合规格。”明宣宗听从了。各府的驿马以及一切供应所需，原来都向马头领取，有了耗损，则马头就横征补买。周忱令每亩田出米一升九合，与秋粮同时征收，根据马的上中下价值给米。

正统初年，淮安、扬州受灾，盐税亏损，敕令周忱去巡视。周忱上奏令苏州等府，拨出余米一二万石运到扬州盐场，允许可以抵消明年的田租，灶户可以纳盐领取米粮。当时米贵盐贱，此举使国家得盐，百姓得米，公私大利。不久敕令周忱兼理松江盐税。华亭、上海二县拖欠的赋税达六十三万余引，灶丁逃亡。周忱认为田赋应养农夫，盐税应养灶丁，因即上书提出四项建议。明英宗命从速实行。周忱因此减少灶户的运耗，计得米三万二千余石。也仿济农仓的办法，设置赡盐仓，将逃亡灶户的缺额补上。由此盐税大增。浙江应当造海船五十艘，朝廷交周忱计算费用。周忱召都城工匠来问，他们说一艘需要米一千石。周忱认为要成大事不宜舍不得花费钱财，他将每艘费用减去二十石后上奏朝廷，竟得批准。因九年任满，他升为工部左侍郎。

正统六年（1441年），明英宗命周忱兼理湖州、嘉兴二府税粮，又命他同刑科都给事中郭瑾审理南京刑狱案件。先前，大理寺卿胡概为巡抚，用法严厉。周忱一切都力求简易，来告发的人他常常不理。有人当面攻击他说：“您不如胡公。”周忱笑道：“胡卿奉敕令，责任在于祛除民害。朝廷委任我，只说要安抚军民。朝廷的授命不同而已。”周忱既久在江南，与官民已非常熟悉，情若家人父子。他每次行走村落，总是屏去侍从人员，与村夫民妇交谈，从容问他们的疾苦，为他们提意见和处理。他对待属下，即使是卑官冗吏，也悉心访求他们的意见。遇到有才能的长吏，像况钟和松江知府赵豫、常州知府莫愚、同知赵泰等人，他都推心与他们讨论筹划，务必尽其所长，所以事情无不得到实施。他常到松江视察水利，见嘉定、上海之间，沿江长满茂草，多淤塞水流，便疏浚上流，使昆山、顾浦等地河水，都迅流而下，冲开了壅塞的地方。闲暇时他单枪匹马往来江上，见到的人还不知道他是巡抚。前后经历宣德、正统二十年，朝廷对他的委任更专。他两遭亲丧，明宣宗都强令他出来理事。周忱因此更加发奋，发现利害必提出建议，而明宣宗对他也是言无不听。

当初，周忱想减少官田税额依照民田来征税。户部的郭资、胡濙上奏他变乱成法，请求加罪于他，明宣宗严厉责备郭资等人。周忱曾说：“吴淞江畔有沙涂柴场一百五十顷，水草茂盛，虫子蚱蜢多生长其中。请募民去开垦，这样可以增加国家收入，还可以消去虫灾。”他又说：“丹徒、丹阳二县被江水淹没的田地，赋税还没有去掉。建国之初免税之家，他们的田地多并入富家，应该向他们征税，而被江水淹没的田地则应免除，这样税额不减而贫富又均。无锡官田所征的白银太重，请改征租米。”回报都说可行。他因灾荒而请求免除租税，以及陈述其他方面的利病还不少，小的方面他便自行处理，无所顾虑。到后来他见献身税充盈，更求进一步发展。修葺公舍学校、先贤祠墓、桥梁道路，以及崇饰寺庙道观，馈赠朝廷官员，资助过往客人，他都毫不吝惜。下级官员从中渔利，他也不甚过问，因此屡次受别人指责。

正统九年（1444年），给事中李素等人弹劾周忱妄自更改制度，专擅科敛，周忱上书辩解。明英宗认为余米既然是公用，便不对周忱问罪。先前，奸民尹崇礼想阻挠周忱的制度，上奏周忱不应当多征耗米，请深究主管仓库的人，周忱为此废去先前的制度。后来两税又出现拖欠，百姓无所依赖，都说不方便。周忱于是上奏调查尹崇礼之罪，仍实行先前的制度。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又因九年任满，周忱升为户部尚书。不久因江西人不得在户部任职，便改为工部尚书，仍任巡抚。

景泰元年（1450年），溧阳百姓彭守学又像尹崇礼那样攻击周忱，户部便请派御史李鉴等人前往各府调查。

景泰二年（1451年），又因给事中金达的建议，召周忱回朝。周忱于是自述道：“臣还没有负责此事之前，各府的税粮没有一年不拖欠的。自从臣到任后，制定制度，铲除弊端，节省浮费，使每年不但没有拖欠的租税，反而还有盈余。凡原来公用开支所需要和向百姓征取的杂费，现在都从余米中支给。有的借贷出去还没还回来，遇到赦令就宽免了；有的没有估算当时的价值，以致高低不一。但因臣奉有宣宗皇帝和太上皇的敕谕，允许臣相机行事，所以在支用方面臣不用再报告朝廷。现在彭守学上奏揭发，户部派官员去追查，实是臣出纳不谨，死有余罪。”礼部尚书杨宁说：“胡乱开支之用在于周忱，现估计剩下的钱财，都是取之于民间，百姓因此有的弃家逃窜的。请将正统以前的免予追究。”诏令批准这一请求，并将李鉴等人召回。后来言官还纷纷弹劾周忱，请把他正罪。明代宗一向知道周忱贤明，大臣也多保护他，便只令他退休。

周忱被弹劾后，明代宗命李敏取代他，敕令他不要轻易更改周忱的制度。但从此以后户部将所积存的余米收为公家赋税，储备粮食萧然无存。后来吴地发生严重饥荒，百姓道死相望，租税又依旧拖欠了。百姓更加怀念周忱不已，到处建生祠祭祀他。

景泰四年十月三日（1453年11月3日），周忱去世，终年七十三岁，谥号“文襄”。

宣德五年（1430年），周忱总督江南，着力于治理逋赋。

经过分步治理，江南逋赋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取得了君欣民乐、江南大治的效果。周忱带着明宣宗治理江南地区的逋赋问题的使命巡抚江南，凭借其经世致用的经济才能实施了诸多卓有成效的改革举措，取得了良好效果。其改革中的赋税折银举措，更是为之后正统元年（1436年）大范围的金花银折纳提供了成功经验，起到了“试验田”的作用，并且推动了自身改革的发展。无论是明代时人还是现代学者，对于周忱改革都评价颇高，正是因为周忱改革与明代货币白银化的进程紧密相关，他是江南金花银折纳的首倡者。经济改革中不免会触及相关集团的利益，周忱金花银的折纳举措，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契机提出，推进自己改革措施推进的同时也减少了反对阻力，是一种巧妙的一举两得的方法。参古酌今，周忱在对现实弊病的深刻分析基础上，运用其卓越的经济头脑，成功提出并推进了自己的改革举措，其关爱民众的美德、务实求效的作风和灵活变通的做法，于当今社会经济改革发展依然有借鉴意义。

周忱赋役改革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意义，它是唐代两税法的进一步发展，是清代“摊丁人亩”的发端，周忱的赋役改革客观上顺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具有进步的意义。

周忱巡抚江南期间，在总结前人治水经验的基础上，采取制淞卢浏的办法，由夏家浦疏导吴淞江水入浏河出长江。以代吴淞江下游的疏浚，又从范家滨导淀泖水经黄浦江人海。同时，他还主持开挖了吴淞江下游水道，利用新泾、莆江塘导吴淞江人黄浦江，组织百姓疏浚吴淞江、昆山顾浦、常熟奚浦等沿江、沿海河道，所需费用以济农仓的余米支付。治水江南期间，周忱经常亲赴工地，监督工程。吴淞江流经嘉定县境100多里，东连大海，西接太湖，西北平坦，滋生草蔓，周忱发动当地百姓将这片土地开垦成良田。

治理芙蓉湖。芙蓉湖南北80里，面积15300多顷，地跨武进、无锡、江阴三县，湖面辽阔，烟波浩渺，是当时江南一大胜观。不少文人墨客，常去湖中泛舟设篷、载酒赋诗，但美丽的芙蓉湖也时常泛滥成灾，露出它狰狞的面目。为了治理好芙蓉湖，周忱参考北宋水利专家单锷《吴中水利书》的治水措施，立足三吴全局，通盘治理。首先整修鲁阳等五堰，筑上下两坝，以阻上游来水，同时“穿百凌于震泽，以导下流”，再筑围成圩。经过综合整治，终于使浩渺之区变为膏沃之壤，保证湖区两岸农业生产的丰收。时人称颂道：“我观览芙蓉湖一周，圩内的田地尤为肥沃，夏秋之交，黍谷垂花，麻桑遍野，至于枕山带河，绿荫千顷，堤柳汀葭，池荷掩映，成为湖中美景。”当地人民感激周忱治湖之功，修祠纪念。

正统元年（1436年），周忱命常州知府莫愚重建江阴黄田、蔡泾两闸。水闸分日启闭，调节水流量。为防江潮挟带的泥沙淤塞运河，创制双橹刷沙快船，尾部捆绑铁扫帚，趁潮落时在河中摇船急行，沙随潮去，有效地治理了泥沙沉积河底的弊病，节省了疏浚费用。有人赋诗赞道：“文襄抚吴廿一载，吾乡水利最心劳。两闸轮开铁扫帚，河工不费一丝毫。”此外，周忱还疏浚了吴淞江、五泻河等水道，大大改善了江南的农田水利状况，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明成祖朱棣：有志之士也。（《明太宗实录》引）

明宣宗朱瞻基：尔为朝廷重臣，宜表率同事，公以存心，廉以律身，毋苟具文移以塞责，毋狃于小利以为功。尔克尽职，民受实惠，朕惟尔嘉。朝廷以安养斯民为念，宜深体朕心，为民造福，以副任使。（《吴中水利全书》引）

罗亨信：上任既专，公亦尽心于其职。为人谦恭，不立崖岸，言若不出口。谋虑深长，善采众论。征输皆有常度，贡赋未尝稽欠。（《明名臣琬琰录》引）

萧镃：公为人既精敏，而又尽心简牍者，所推谳无不曲当。（《明名臣琬琰录》引）

李贤等：忱为人宇量恢弘，才识通敏，莅事精勤，临民和易。有善谋者，虽卑官贱隶，无不接纳。性尤机警，善筹画，诸郡钱榖钜万，一屈指间无遗算。每视地之丰凶、事之缓急，以为弛张变通，是以赋足而民不困。前后理财赋者，率不能及，但其多费余财，以结权贵，兼之信任群小，为时所短云。（《明英宗实录》）

彭韶：学博而邃，礼和而恭。茂著才猷，爰作司空。抚绥南服，国计以丰。民无移粟，岁不知凶。惇大成裕，沛乎有容。没而尸祝，人仰休风。二十八宿，孰能右公。（《国朝献徵录》引）

程敏政：①成化己亥之春，予谒告，自新安还朝，历其境，率闻父老谈故平江伯陈恭襄公、工部尚书周文襄公多至感泣，乃知忠贤之有益于人国如此。（《篁墩文集》）②周公起江右，历官大司空。文章夙有志，尝叩蓬莱宫。愿藉九天宠，致身列宿中。刑曹得良誉，藩辅无全功。南畿与西浙，国赋忧难充。主上屡顾之，政柄付此公。肩舆行列郡，活计归深衷。仓囷日委积，货布时通融。出纳有盈缩，岁事无丰凶。坐令数千里，民力不告穷。纷纷两京道，续续舟车通。邻封借羡馀，边檄分陈红。东南二十年，一老如帡幪。云胡事弗偶，谗起惊宸聪。公归浩难期，民惠嗟无终。所在貌公容，如奉家主翁。我生已迟暮，素仰先达风。兹来识民隐，非独暵涝螽。文法岂不密，治效将无同。公名当益显，日与江流东。（《篁墩文集》）

杨一清：臣闻昔者尚书周忱巡抚江南十有八年，一应钱粮任其通融区画，致有红陈贯朽之积，百姓赖之，至今以为美谈。彼固多才，非当时委任之专且久，何以至此？使周忱官于近时，以若所为，不三二年非被排而去，则循次而升矣。（《关中奏议》）

顾清：呜呼！吾安得亲见斯人哉。（《国朝献徵录》引）

罗钦顺：如周忱巡抚苏、松等处凡十有八年，陈本深知吉安府亦十有八年，其他但有迁改，往往近八九年，故人无苟且之心，而事无废弛之患。然而迁转之际，不尽循资，惟其才贤而已。（《献纳愚忠疏》）

徐咸：祖宗时，中外大臣亦多久任，如蹇忠定在吏部三十余年，夏忠靖在户部二十八年，胡忠安在礼部三十二年，三杨在阁下俱三四十年，黄忠宣镇交趾二十年，周文襄巡抚南圻二十二年，于肃愍巡抚河南、山西一十八年，王忠肃巡抚辽东十余年，在吏部十六年。委任既专，声望益重，此所以得行其志也。（《徐襄阳西园杂记》）

严嵩：尚书旧里说山前，松栢阴阴有墓田。何止乡邦崇盛烈，吴人碑碣更林然。南圻治赋阅星霜，功在朝廷未可忘。中秘储才得公等，贻谋端合拜文皇。（《铃山堂集》）

袁袠：练达精密，虽古之刘晏、韩滉何以加焉，诚理财善乎也。（《皇明献实》）

吕光洵：先时大臣奉命经理吴中者，凡数十馀人，惟正统间巡抚侍郎周忱功效最著，吴民至今思之。（《吴中水利全书》引）

凌云翼：先朝如尚书夏原吉、侍郎周忱等，皆久任地方，累岁经画。（《吴中水利全书》引）

项笃寿：文襄雄才善计，受知圣明。是时三杨当国，夏忠靖为司徒，故得久于其任，言听计从，然犹困于多口。观公所上执政书，良足叹矣。诗曰：“谗言罔极，青蝇变乱。”自古然哉。（《今献备遗》）

王世贞：巡抚之久，无过于于肃愍、周文襄，于十八年，周二十一年。（《弇山堂别集》）

章潢：故令民修作田塍，则有若王纯臣、韩正彦；注意堤防，则有若夏原吉、周忱，皆极其经画之详密，而可以守之者也。（《图书编》）

唐鹤征：我明推善理财者，必首文襄。（《皇明辅世编》）

徐桓：尝考先朝屡命大臣经理吴中者，前后不下数十人，而其有功于水者，则惟尚书夏原吉与巡抚侍郎周忱尔，人才之难得可知也。（《吴中水利全书》引）

薛贞：我朝留心水利，如夏原吉、周忱等诸臣，经画灿然，姑不暇远引备举。（《吴中水利全书》引）

何乔远：周忱为国家生财，节用之臣，交际沾接，虽阉寺权势，亦得其心，以故久安于位，名称在吴中。（《名山藏》）

冯梦龙：凡公上利便事，振悉从中赞之，江南至今赖焉。（《智囊》）

沈德符：周文襄之抚江南最久，功最大，三吴人至今德之。（《万历野获录》）

查继佐：嗟！果能福被东南，诸何足责也？（《罪惟录》）

张廷玉：①周忱治财赋，民不扰而廪有余羡。此无他故，殚公心以体国，而才力足以济之。诚异夫造端兴事，徼一时之功，智笼巧取，为科敛之术者也。然河渠之利，世享其成，而忱之良法美意，未几而澌灭无余，民用重困。岂非成功之有迹者易以循，而用法之因人者难其继哉。虽然，见小利而乐纷更，不能不为当日之哓哓者惜也。（《明史》）②于谦、周忱、况锺之属，皆用士奇荐，居官至一二十年，廉能冠天下，为世名臣云。（《明史》）

据《明史》记载，周忱个性机警。钱谷数万，他一屈指便可计算清楚。他曾暗中用本子记下天气的阴晴风雨。有人说某日江中遇到大风，损失了米粮，周忱说那一天江中无风，那人惊服。有个奸民故意扰乱他，用旧案来试试他，周忱说：“你在某时到我处办事，我为你办理，你还敢骗我吗？”

据《玉堂丛语》记载，周忱审阅一宗死囚的案卷，想要使囚犯活下来却没有办法，因此忧虑叹息。于是让书吏抱着案卷读，一直读到了数万字，他背手站在一边听。周忱听到一个地方，忽然点头高兴地说：“幸好有这个理由可以使他活下来。”于是使这个囚犯免于死刑。

据《明史》记载，三殿重建时，明英宗诏令征用一万斤牛胶，做彩绘之用。周忱正好赴京，他说库存的牛皮，岁久已经腐朽，请拿出来煎胶，等回去后再买牛皮来偿还国库。

据《玉堂丛语》记载，周忱做巡抚时，出入都乘坐小轿，路上遇到僻远的村庄，就询问老百姓的疾病痛苦。五保有个叫王槐云的人，夏天月夜在树下乘凉。周忱到了这里，和他并排坐下，说田间农事，十分熟悉。过了一会儿随从来了，王槐云才知道这是巡抚，叩头谢罪。周忱笑着安抚他，并且听他说完了才离开。

据《智囊》记载，周忱任江南巡抚时，宦官王振控制朝政，周忱担心王振给他设置障碍，因此当王振开始修建宅第时，周忱事先令人暗中度量一下王振厅堂的大小宽窄，让松江人做了一块剪绒毯，送给王振，尺寸大小正合适。王振非常高兴，此后，凡是周忱上书言江南兴利除弊的各种建议，王振都从中帮助他。使得江南很长时间都还仰仗周忱的政绩。

据《明史》记载，土木之变后，执政的人建议要焚烧通州粮仓，断绝敌寇军资。周忱正好因议事到京，他说仓米有数百万，可充京师部队一年的粮饷，如令他们自己前往取回，则马上就会取光，何至于要将其烧掉。不久，诏令马上制造数百万副盔甲。周忱算出洗铁抛光盔甲的工作量大，命令先浇锡，几天之后就全部办齐了。

周忱在吴中（今江苏苏州）做官的时候，总喜欢到附近的佛寺里闲逛逛。他一见到佛就下拜，一些士大夫见他这种怪诞的行为便嘲笑他，周忱便说：“论年龄，这佛比我年长两三千岁，怎么不值得一拜呢？”

周忱著有《双崖集》八卷传世，今已散佚。《皇明经世文编》辑有《周文襄公集》一卷。

宣德五年（1430年），周忱以工部右侍郎衔巡抚江南，总督税粮。在将近二十二年的任期内，周忱减免重赋，整顿漕运，创平米法，设济农仓，使得江南的几个大郡，百姓不知道什么是凶荒，两税从未拖欠过，可谓功勋卓著。周忱去世后，朝廷特赐谥“文襄”以表彰其治理江南的功绩。

但部分明代史籍所描绘的周忱形象却与上文截然不同。周忱为朝廷治理江南赋税，用度却不甚节省，在一般人眼中是不可理喻的。江南地方豪强与朝中官员纷纷批评周忱滥用耗米，令其生前就饱受诟病。正统九年（1444年），户科给事中李素指责周忱“擅自改变主意，独断专行地征收赋税”。景泰元年（1450年），潥阳县民彭守学攻击周忱纵容下属“变卖公共财产，用公款进行私人消费”。周忱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有“随意浪费公共的钱财和粮食，并且在出纳（财务管理）方面不谨慎”之罪，最终在朝野的告讦中离任而去。此外，世人对周忱品行亦有怀疑，如《古穰杂录》认为周忱“擅长依附权势，宦官王振非常器重他，然而他自掏腰包拿出千石粮食摆在门前，又让自己的儿子买马得到官职，士大夫因此轻视他”；再如《万历野获编》评价周忱“同时使用正当和诡谲的手段”，并记载了周忱馈赠王振织绒毛毯以及金观音等为人不齿的故事。

虽然文人士大夫对周忱的历史形象有所争议，但其治理江南的功绩是不容争辩的。何乔远认为“周忱是为国家创造财富、节约开支的大臣，他善于交际，能够与各种人打交道，即使是宦官权贵也能够得到他的心，因此他能够在自己的职位上长久安定，而且至今在吴中地区仍然享有盛名”；沈德符虽然指责周忱贿赂王振，但他也承认“周忱抚慰江南的时间最长，功劳最大，三吴地区的人们至今仍然感激他的恩德”，并称其结交王振是“委曲求全，去从事一些不太符合自己身份的事情，也是英雄豪杰的一种表现和作用”。冯梦龙更认为周忱谄媚王振与纳粟纳马二事别有深意，周忱结交王振，使得“凡是对于公众有利的事情，王振都从中协助推动”；周忱出粟旌表并为子纳马得官是为了明确显示出表彰门第是一种荣耀，而接受官职并不是一种耻辱，目的是激励百姓为边关捐马纳草。文人士大夫为周忱开脱，可见其批评之余的矛盾心理。事实上正如明清之际的査继佐所言：“唉！如果真的能够造福东南地区，其他问题又有什么值得责备的呢？”，周忱若真能对朝廷有功，对百姓有惠，其行为瑕疵又何足责也？入清以来，世人对于周忱的理财名臣的形象基本确立，汤斌评价周忱为“古代留下的仁爱之人”；张廷玉认为周忱“尽心尽力地体察国家的需要，而且才华和能力足以解决这些问题”，对于周忱改革的“良法美意”最终人去政息而十分痛心，不能不为那些在当时大声喧哗的人感到惋惜。

周忱去世后，松江府民感念其惠泽深入人心，“愈久而愈不忘”，率先为周忱建祠供奉。成化十五年（1479年），松江知府王衡顺从民意，在府治西南择实相寺旧址为周忱建立祠堂。当地士人将周忱视作先贤名宦，并表示“今侯能祠公以奉其法”，则“有以乎不忘于公，亦不忘于侯矣”。弘治十一年（1498年），苏州官民以夏原吉治水有功，周忱督税有绩，而二人“公祠未立”，纷纷上疏请求兴建二公祠堂。朝廷命巡抚都御史彭礼于苏州府勘地建祠，后择府治胥门外空地修建夏、周二尚书祠。大学士刘健称此为“兴废崇礼”之举，可以昭示先贤事迹以教化乡人。此外，在15世纪末的江南毁淫祠运动中，杨子器经常将境内的淫祠改建为先贤祠。弘治初年，杨子器任昆山知县，将境内的三官庙改建为二卿祠，合祠周忱与崔恭。弘治十三年（1500年），杨子器改任常熟知县，又将县城的二郎神祠改建为报功祠，祭祀周忱与夏原吉，发扬了儒家祭祀先贤的作风。

清代以降，周忱作为江南地区的先贤名宦仍然有较大的影响力。康熙二十七年（1689年），江南学政李振裕路过江阴县青旸镇，见当地旧有周文襄公祠，“祠年远不修，榱桷倾颓，赤白漫患”。李振裕见前贤祠堂如此破败，叹息不已，于是带头捐俸重建。李振裕称赞周忱“抚吴最久，凡可以宽民力、惜民财者，知无不为，为无不尽”，犹如慈母抚养赤子，并表示了自己作为同乡后学的仰慕之情。乾隆十年（1745年），时任江苏巡抚的陈大受追慕先贤，特意在元和县半塘普济桥改建了周文襄公祠，并作文记事，称“自昔治吴之有大德于民而又久于其任者，无若明文襄周公”，并表示自己在周忱三百年之后巡抚江南，“才薄任重，未能效法什一”，希望来此拜谒的后世君子都能效仿周忱为国为民之举，使文襄祠堂永受祭祀。

在清代初年，苏州派戏曲作家朱素臣改编的传奇《十五贯》，周忱集中出现于第十六回《乞命》之中。本回戏主要讲述当况钟得知熊氏兄弟与苏、侯二女的案件有冤情后，于临刑前一晚求见周忱替四人乞命的剧情。周忱在戏中的身份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是况钟的上级。剧中的周忱被改编为一个不恤民苦、位高权重的官僚，他因循守旧，草菅人命，从而成为双熊冤案昭雪的最大阻力。况钟星夜奔驰、不辞劳苦，深夜求见周忱以保全人命。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周忱的官架子依然十分浓重，以夜深人眠、不便惊扰为由拒绝接见。况钟见状便自行击鼓，终于迫使周忱接见。二人见面后，周忱三次拒绝复勘双熊案件。况钟最后以辞职交印为抗争，终于换得半月时间审理冤狱。周忱也被况钟为民请命的精神所感动，最后同意配合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