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围垦往往会损害湖泊自然资源，破坏湖泊生态环境和调蓄功能。

我国的洪湖、鄱阳湖、洞庭湖、滇池等湖泊，自60年代以来被大规模围垦造田，加剧了湖区环境生态的劣变。湖北省的洪湖，1964年尚有水田83.2万亩，经多次围湖累计达30万亩，现存水面53万亩。由于湖容减小，严重减弱湖区的调蓄抗灾功能，以致汛期渍涝灾害频繁、低湖田土壤环境恶化，效益下降。围垦使水禽赖以生息的大片芦苇、荻丛环境遭到破坏，使水生动、植物种类发生变化，有些种群几乎绝迹，建闸使江湖隔断，洄游、半洄游鱼类的游动通道受阻，破坏了繁殖、肥育的生态条件，使湖区水产资源受到极大损害。围湖造田必须通过综合调查，保证湖泊生态的协调，发挥湖泊的调蓄、水产、农业和旅游等多种功能，以获得生态、环境、经济的综合效益。

大量的围湖造田容易造成洪涝灾害。长江流域就是个例子，解放以后长江中游大量的围湖造田，洞庭湖由原来的第一大淡水湖面积迅速下降。其他淡水湖的面积也迅速减小，有的甚至完全消失。这些湖泊在水利方面起着接纳长江水的作用，湖泊面积的减小，直接导致了长江水没有足够的空间分流，很容易造成洪灾。98年的洪灾跟这方面也有关系。

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湖泊在迅速减少，仅面积在1平方千米以上的湖泊就减少了543个。据长江中下游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五省湖泊资料的统计，解放初原有湖泊面积达2．9万平方千米，到了20世纪80年代，保留的面积仅为1．9万平方千米，消亡了1万多平方千米的湖泊面积，素有“千湖之省”美称的湖北省，20世纪50年代有1066个湖泊，仅剩309个湖泊。被誉为“水乡泽国”的江苏省境内水网密布，湖荡众多，自1957年以来，因围湖造田所削减的湖泊达 1500多平方千米，消亡的湖泊已有40多个。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我国不少地区曾出现大面积围垦湖泊，与河争地的热潮。据统计，全国被开垦的湖泊至少有100多万公顷，损失淡水资源调节量350亿立方米。近些年来，随着各地经济建设的发展，流域用水量剧增，湖泊来水量减少，入不敷出，水位下降，面积缩小，致使一些湖泊消失，一些大湖面积也大为缩小。

围湖造田首先是加快了湖泊沼泽化的进程,使湖泊面积不断缩小，地表径流调蓄出现困难，导致旱涝灾害频繁发生。如：湖北省由于湖泊不断减少，萎缩后的湖泊已基本丧失了原有的调蓄功能，造成水旱灾害面积呈逐年增长趋势，20世纪50年代平均46万多公顷，80年代增长到170多万公顷，90年代以来的八个年头里，除1993年外都大大超过80年代的水平。其次是水生动植物资源衰退，湖区生态环境劣变，使水生动植物的种类下降，数量减少。

围湖造田阻长江“毛细血管”　“我种我的田，跟长江发洪水有什么关系？”日前，在江西南昌郊区，一位渔民接受媒体采访，当记者问起有没有考虑过在湖边种田会影响湖泊的生态调节功能时，他突然变得十分地不解，一脸疑惑地反问。

话是没错，但事实上，这就是被许多人忽视的围湖造田现象。当村民年复一年地在田里收割水稻，在自家鱼塘里圈养鱼群时，没人会想到，在他们安家落户前这里曾是鄱阳湖的一部分，潮起潮落时，这里本应是一块调节湖水水位的区域。

“说到底，这是一种逆反自然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加剧长江中下游水灾。”对于围湖造田现象，多年来从事极端气候灾害评估和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于文金认为，这种忽视自然环境的人类行为，如今正产生着“反噬”的后果。

据了解，如果把长江比喻成一条血脉，那么鄱阳湖就是它的分支，而在鄱阳湖附近，原本在自然环境里形成的大大小小的“微型湖泊”则属于“毛细血管”。这些血管平时也许并不起眼，但由于它们与长江保持着连通，因此当降水少时，人们可以从中获得没有流尽的积水；而当降水多时，它们则会成为调节长江水位的“蓄水库”。

可问题在于，如今这些“毛细血管”不是被填成肥沃的土地，就是被圈成一片鱼塘。被纷纷掐断后，长江、鄱阳湖的水找不到地方疏散，最后只能被逼向地面。

温室气体影响地球降雨模式

不过，如果用围湖造田可以解释长江丰水期容易洪水成灾的话，那么还有一问题没有解决，这些突然增多的水从哪儿来？“根据观察，5月我国江南、华南地区频遭暴雨袭击之时，正是大气环流异常的时候。南亚地区高压较常年偏强，促使副热带高压稳定地维持在偏南地区，这种情况下，南方雨带就变得十分稳定。”中国气象局武汉暴雨研究所的专家告诉记者，一方面，雨带保持着稳定状态，另一方面，前段时间受活跃的南支槽和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南方地区不仅迎来了孟加拉湾的西南暖湿气流供应，同时还遇到了从南海和西北太平洋地区赶来的另一股暖湿气流，多种因素叠加，导致暴雨成灾。

然而，这异常的大气环流为何会出现？为何有如此多的水汽同时聚集到我国南方地区？对于这些难以解释的异常现象，专家认为应归结到全球气候背景下理解。“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已说得很明白。过去100年来，全球气候变化十分明显，其中以‘变暖’尤为明显，而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目前看来就是人类的频繁活动排放出大量温室气体所致。”于文金教授说，由于温室气体增加影响到了全球的环流形势，水汽输送链的改变使得部分地区比以往更易出现洪涝灾害，而另一些地区则会比以前更容易干旱。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春季我国西南地区出现大旱，而如今南方地区又出现大涝的局面。

城市化或增强降雨灾害几率

灾害无情，如今被淹的是农田，下一次会不会轮到城市？这并非杞人忧天。

记者了解到，城市化进程是一把双刃剑，他给予人们便利、美好生活的同时，也改变着自然的面貌。一份统计资料显示，除了湖泊锐减之外，近40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先后几次形成砍伐森林的高峰。据测算，10万亩森林蓄存的水量相当于一座库容为200万立方米的水库，森林锐减使暴雨后不能蓄水于山，增大了水灾频率。

与此同时，城建面积扩大后，钢筋水泥覆盖在泥土表面，使得不透水地面增加，暴雨后地表汇流速度加快，洪峰流量成倍增长。“还有城市的‘热岛效应’和‘雨岛效应’，都会导致城市气流不通畅、对流气体增多等结果，人们所感受到的便是频繁的强对流、雷暴天气等。”于文金教授表示，城市化趋势很难改变，这意味着未来城市里的强降雨造成灾害的几率会逐渐增加。

不过，希望仍然存在。“在保持城市发展的同时，我们必须想办法改变人们的消费习惯，改变城市的产业结构，‘低碳经济’就是一条不错的路。”专家认为。

改变，刻不容缓，控制石油、钢铁、水泥等高耗能产业的发展，同时尽可能采用可再生能源，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专家的观点是，这一举措虽然无法直接作用于减少洪涝干旱等灾害事件，但却可以间接地影响全球的大气环境，让水汽分布尽可能回到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