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晚年生性多疑，因此，赵恒做了太子以后，事事谨慎小心，少有引人注意的表现。但至道二年（996年）的开封灾情减税事件颇使赵恒受到惊吓。当时，开封府所属十七县都因旱灾被减免需缴纳的税。有人上奏太宗，诬蔑开封府夸大灾情，有意收买人心。太宗对此事十分重视，马上下令调查此事。最后调查此事的官员回来都称灾情属实，赵恒由此得以有惊无险地渡过难关。

至道三年（997年）三月二十九日，太宗因病驾崩。当太宗病危时，宦官王继恩与参知政事李昌龄、知制诰胡旦、文士潘阆谋立楚王赵元佐为帝（一说拥立燕王赵德昭次子赵惟吉）。李皇后也有此倾向但动摇不定，命王继恩召宰相吕端入宫，商议对策。吕端察觉到不寻常的信息，先是偷偷在笏板上写了“大渐”二个字，派亲随催促赵恒进宫，然后将王继恩软禁于诏书阁。自己则入宫与李皇后进行了一番论争，迫使其同意立赵恒为帝，是为真宗。但吕端并不完全放心，因而在“真宗既立，垂帘引见群臣”时，他却“平立殿下不拜”，请求卷帘，自己升殿审视，确认是赵恒后，方才降阶，率群臣拜呼万岁。由于吕端的措施恰当，避免了一场一触即发的宫廷变故。次年，赵恒改年号为“咸平”。

主词条：咸平之治

赵恒登极之始，便妥善处理了未遂政变的与谋者。首先，赵恒在惩罚数人时并未以图谋不轨为由，如处理胡旦时，是说他起草诏书“颇恣胸臆”，“语复讪上”，即有诽谤言辞；处理王继恩、李昌龄，是说王继恩“与（李）昌龄等交通请托，泄漏宫禁语言”。其次，除王继恩外，其余诸人所受处罚相对不重，而且不久就都得到从宽处理。这样做自然有利于淡化此事，消弥后患。此外，赵恒极为尊敬扶立自己顺利即位的吕端，采纳了吕端提出的许多对治国有益的建议；同时起用老将曹彬为枢密使，以震慑众武臣。他还重新处理秦王赵廷美一事，重新追认赵廷美官爵，并在不久后按照较高规格将其改葬，给赵廷美的二个儿子加官进爵，在事实上抹去了太宗加在赵廷美头上的罪名。赵恒对太祖的儿孙们也表示出亲近的态度。对于有同自己争位之嫌的胞兄赵元佐（赵元佐可能确实没有参预其事），他不但没有怪罪的表示，而且恢复了赵元佐被太宗剥夺了的楚王封号。甚至几次表示要亲自去看望兄长，但始终遭到赵元佐坚拒。总之，经过赵恒的努力，宋朝在太宗时期非常紧张的宗室内部关系得到某种缓和。

赵恒还大力起用自己的潜邸旧臣，如李沆、李至、夏侯峤、杨砺和王继英等都在他登基头三年成为了宰执，其余的毕士安、张耆、王继忠、夏守赟等也相继受到提拔和重用。

在吕端因病辞相后，赵恒任用李沆与前朝旧臣张齐贤为相。咸平三年（1000年），张齐贤因酒后失仪被罢相，次年（1001年）由吕蒙正、向敏中同时拜相，但二人均未能久居相位。因此，在咸平年间，最受赵恒信任的还是李沆。李沆主张以静治国、政简少变，对已有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努力坚持，敢于不避权贵、不讲私情，虽在改革弊政、制订对辽夏的战略上持消极态度，但赵恒在此时期没有任用小人，本人行为也较少越轨，或许都与李沆有关。

总之，赵恒于在位前期颇为勤政。他每天很早就上朝，先在前殿处理政事堂、枢密院、三司、开封府、审刑院等申报的最重要的事情，然后才用早膳。吃罢早膳，又在后殿处理其他事务，或检阅考核军兵，到正午停止。下午比较灵活多样，有时找大臣谈话。入夜后，赵恒同儒臣一起讲读经书，有时讨论到很晚。在此期间，他因游猎或女色而耽误朝政的事是较少的。

在赵恒即位以前，宋、辽之间已进行了多次军事上的较量，彼此互有胜负（参见词条宋辽战争）。但自雍熙北伐惨败后，北宋就出现了由主动进攻转为被动防御的趋势，而辽朝的姿态则愈发转向主动进攻。

宋朝方面在赵恒登基后，曾通过边境官吏向辽朝表达了愿意和好的意向，但遭到冷淡处理。辽朝当时正酝酿对宋朝实施再一次打击。咸平二年（999年）七月，辽圣宗正式下诏“伐宋”。消息很快传入宋境，宋真宗任命傅潜为镇、定、高阳关行营都部署，张昭远为镇、定、高阳关行营都钤辖，宦官秦翰为行营排阵都监，田绍斌为行营押先锋，石普为行营同押先锋，杨琼为行营策先锋。八月，赵恒检阅二十万禁军，准备反击辽军。九月底，辽朝正式出兵，在保州附近的长城口被宋军先锋田绍斌、石普部和本地驻军杨嗣部阻击，先胜后败。后转攻保州西北的威虏军（治今河北徐水西北），但保州缘边都巡检使杨延昭坚守城池，辽军久攻不下，只得撤退。离开威虏军后，辽军主力兵分两路，避开有宋军重兵把守的城镇，直插向宋境的纵深，使河北边境与朝廷的联系几乎被切断，朝廷曾有近一个月得不到前方主帅傅潜的消息，举朝上下颇为惊恐不安。在这种情况下，王继英、柳开等相继劝赵恒亲征。十一月，赵恒下诏亲征，留宰相李沆为东京留守，宿将张永德为京城內外都巡检使。

咸平二年十二月五日（1000年1月14日），赵恒率大军从东京出发。在这前后，又对随从出征军队的指挥人员作了安排；他还拿出阵图，向诸将说明了军队的部署和战略意图。在十天的时间内，赵恒率军经长垣县（今属河南）、韦城县（今河南滑县东南）、卫南县（今河南滑县东）、澶州（今河南濮阳）、德清军（今属河北），最后身披盔甲，到达大名府（今河北大名）。

此时，宋军虽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总的战争形势却不容乐观。面对纷至沓来的告急文书，赵恒下令征求随从大臣的意见，结果大臣们的意见中很多都是表示对前方主帅傅潜不满和要求惩处傅潜的，这使得赵恒愈发急躁。当时傅潜驻兵定州，有马、步军共计八万余众，多是精锐部队。但自从辽军入境，他就抱定了“避其锐气，击其怠惰”的战略原则，避免与辽军主力正面较量，对各地告急也都置之不理。众将士与朝廷所派使者纷纷要求出击，都被傅潜阻止或置之不理。最后，在众人不停的催促下，傅潜才派老将范廷召率八千骑兵、两千步兵到高阳关迎击辽军，并许诺随后将再派军队增援。范廷召在瀛州（治今河北河间）西南与辽军主力相遇，自知兵力不敌，就向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求援，并约定次日凌晨夹击辽军。康保裔应约出兵，范廷召却没有率部参战，结果康保裔兵败被俘。

而赵恒到大名府后不久，就派石保吉、上官正率部分军队北上，令傅潜南向与他们形成合击之势。但他等了十天，却没有捷报传来，在前方对傅潜不利的消息不断传来后，赵恒终于发怒，命王继英向傅潜传令，要他到冀州，而派高琼到定州接替傅潜的职务。随后又命令傅潜到大名府朝见，傅潜一到大名就被逮捕入狱，经审讯被判死刑。赵恒免其死罪，改为免官、没收财产、流放；张昭远受到连累，也被免官、流放。

虽然赵恒撤换了前方主帅，又从西部调来了援军，但辽军此时避实就虚，也开始主动撤退。这时，范廷召与蔚昭敏、秦翰等引兵追击辽军，于莫州（今河北任丘北）城东三十里处将其击破，夺回了大批被掠的物资。当捷报传到行在时，大臣们纷纷祝贺，赵恒也感颜面挽回，立即作了二首《喜捷诗》，并亲自把诗题写在行宫墙壁上，还令大臣们写诗应和。

这次辽圣宗母子亲自率众南侵，战略上具有某种试探性；赵恒的亲征，明显向辽显示了不示弱的对抗姿态。为鼓舞士气、振奋百官的抗敌意志，他还拒绝了李宗谔等文臣提出的在与辽决战不成后立即返驾回京的建议，直到莫州之战结束七天后的咸平三年（1000年）正月十六日，才从大名出发返京。这次亲征首尾不足五十天，就此结束。二月十六日，赵恒北巡到德清军（今河南清丰西北），听到四川发生了王均兵变的消息，立即从抗辽前线抽调曾参与镇压王小波、李顺起义的雷有终、石普赶往川蜀镇压建立“大蜀国”的王均，以后又派秦翰率军增援。十月，知蜀州杨怀忠追杀王均，兵变失败。宋朝对川蜀的统治终于稳固。

赵恒在第一次亲征结束后，与大臣们积极备战，以防备辽朝的下一轮进攻。首先，他采取在边境多开沟渠、水田，“以隔限敌（辽）骑”的方法，同时大兴屯田，储备粮食。其次，举行阅兵，挑选精兵、强将，武装民兵，为即将到来的大战做准备。

同时，他在亲征前后调整了前线指挥长官，以前枢密使王显为定州行营都部署，取代傅潜；王超为镇州行营都部署。咸平四年（1001年）七月，赵恒得知辽军准备入侵，于是命王显为帅，率军迎战。他在宫内拟出阵图，交给王显，命除先锋骑兵二万与莫州、北平寨各安排的一支一万人的“奇兵”外，其余中军屯驻定州。他本准备下令将宋军大阵移往威虏军，但有谍报说辽军推迟了行动，于是就决定大阵留在定州。不料，辽军于年底突然入侵，在长城口与宋军前锋张斌部遭遇，因阴雨连绵，辽军的皮革制弓弦失去弹性，张斌主动发起进攻，杀死杀伤辽军约二万人，随后张斌因人数居于劣势而主动撤退。这时，宋军前锋杨嗣、杨延朗部在威虏军与辽军主力相遇，因众寡不敌，遭受挫折。随后，李继宣、秦翰部赶到，又与辽军在羊山大战，宋方称“戮（辽军）二万馀人，获其伪署大王、统军、铁林相公等十五人首级并甲马甚众”。之后，辽军很快就撤走了。

咸平六年（1003年）四月，辽军在大将萧挞凛、耶律奴瓜的率领下南侵，抵达定州以北的望都县（今属河北）城下。王超急调镇州路都部署桑赞、高阳关都部署周莹率本部人马来定州会合，但周莹自恃资深，拒不从命，王超只得与桑赞合军御敌。因宋军人数过少，在与辽军苦战以后，王超决定撒军，但定、镇、高阳关路副都部署王继忠急于立功，与宋军其他部分脱离，反被辽军包围，在突围失败后被俘。

主词条：澶州之战、澶渊之盟

望都之战后，辽经常以游骑对宋实施骚扰，在缘边地区时有小规模的战斗发生。同时，双方都在修缮城堡，加固防御，防止对方的袭击。辽军之骚扰侦察行动，引起了宋廷的高度警惕。景德元年（1004年）九月，一再收到辽军正在向宋朝边境前进消息的赵恒询问宰辅何时亲征为好，宰相寇準建议及早出发，但在宰相毕士安、枢密使王继英的劝谏下，亲征时间被推迟。随即，赵恒又向河北驻军及乡兵、边民分别颁布了动员诏书，做好了必要的应战准备。

闰九月，辽圣宗与承天太后萧绰以收复瓦桥关（在雄县南）失地为名，亲自率领二十万大军南下，宋辽在宋缘边各地陆续发生战斗。此时警报一夜五传，赵恒问计于群臣。当时，江西人、参知政事王钦若主张迁都升州（今江苏南京），蜀人、签署枢密院事陈尧叟主张迁都益州（今四川成都），寇準则厉声反对说：“谁是替陛下筹划这个计策的人？他的罪可以斩首。现在陛下是神明威武的皇帝，武将和文臣都很团结，如果您亲自领兵出征，敌人自然而然就会逃跑。不这样，那就出奇兵打乱敌人的计划，坚守阵地消磨敌人的士气，使敌人困乏疲惫。从疲劳和安逸的敌我形势来看，我们有必胜的把握。为什么要抛弃太庙太社，到楚、蜀这样边远的地方去呢？问题在于人心崩溃了，敌人乘势而入，天下还能够保住吗？”

当时，告急的边报一日数次不断送到京城，寇準有意扣下，等积到相当数量，才一次转呈给赵恒。赵恒见如许边报全是告急的，便问宰相该怎么办。寇準认为只有立即御驾亲征，毕士安也同意马上动身。十一月二十日（1005年1月3日），赵恒从开封出发，并命李继隆、石保吉担任驾前排阵使。行至半途，传来东京留守赵元份暴死的驿报，赵恒便命随行的参知政事王旦赶回去负责留守东京。行前，王旦问：“十日不胜，何以处之？”赵恒沉默良久才说：“立太子。”

十一月二十二日，赵恒到了韦城。当时瀛州保卫战胜负未知，王超军未能按赵恒的命令南下接应。对于是否继续北行，赵恒犹豫不决。寇準严肃地说：“如今敌军逼近，情况危急，我们只能前进一尺，不能后退一寸。河北我军正日夜盼望陛下驾到，进军将使我河北诸军的士气壮大百倍。后退则将使军心涣散，百姓失望。敌人趁机进攻。陛下恐怕连金陵也保不住了。”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带御器械王应昌也表态支持寇準，赵恒这才打消回撤的念头。正在宋廷内部讨论亲征之事时，辽军继承咸平年间的战略，不攻边城，竭力纵深，在赵恒本人尚未抵达澶州时，辽军主力已先开到澶州城下。辽军主帅萧挞凛在澶州前线被宋军以床子弩射杀，辽军士气大挫。

十一月二十五日（1005年1月8日），赵恒抵达澶州南城（澶州跨河分南、北两城）。赵恒到达南城后，就想留在南城。有些人也劝赵恒留在南城，因为南城大而北城小，且南城比北城安全。寇準力劝赵恒到北城，说∶“陛下亲征既已到了澶州，而宋军主力在河的北面，陛下如不亲临前沿，亲征的意义就减弱许多。再说，眼下我方从各处调集的军队陆续开到，不必担心会发生突然败退的情况。”高琼也劝赵恒到北城，并且不等他表态，就催促卫士们护送赵恒前进。赵恒终于同意去北城。但走到河边，赵恒又犹豫了，经高琼再次劝说，他才过河。赵恒登上北城城楼，打起黄龙旗、张起黄伞，城下宋军官兵远远望见，立即高呼万岁，士气大振。赵恒从城楼上下来，又慰问了驻城官兵。当夜，赵恒回到南城。此后，赵恒再次亲往北城，对宋军官兵鼓舞很大。

赵恒在澶州，大约一直显得情绪紧张。早在亲征之前，寇準就将王钦若调开，以防他动摇赵恒的信心。到达澶州后，为了稳定赵恒的情绪，寇準又整日聚集宴饮，以示镇静。

与之前的历次战役不同，自出兵伊始，辽圣宗与萧太后便经宋降将王继忠之手，与赵恒通信讨论议和之事，其信“词甚恳激”。但因赵恒不能答应辽国索要关南土地的要求，因此和谈在澶渊之战初期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年底，赵恒基于辽方军事进攻不顺、数次请求和议，以及宋朝与辽交战已久、互有胜负的情况下，不敢冒险再战，于是对和议作积极响应，派出右班殿直、鄜延路走马承受公事曹利用与辽朝议和。但曹利用抵达大名后，却被怀疑辽朝议和诚意的天雄军守臣留下。不久后，王继忠分几个途径送信给赵恒，说明辽帝已同意议和，但宋朝的使者却至今未到。几经波折后，赵恒仍决定派曹利用出使。

经过曹利用和辽朝使者的一再讨价还价，两国制定了如下条约：

一、辽、宋为兄弟之国，宋为兄，宋尊萧太后为叔母，后世仍以世侄论，使者定期互访。

二、以白沟河为国界，双方撤兵。辽归还宋遂城（今河北徐水）及瀛、莫二州。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停匿。两朝沿边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创筑隍城。

三、宋方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即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至雄州（今河北雄县）交割。

四、双方于边境设置于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景德元年十二月七日（1005年1月17日），赵恒从澶州内遣使持盟约，与辽使一同赴城外辽营报聘；五天后，辽向宋回致盟约，因媾和条款业已事先商议确定，故回书格式主要是在引述宋方文字后发誓遵守。至此，澶渊之盟正式达成。

据说，曹利用去辽朝订盟、讨论岁币数额之际，赵恒告诉曹利用说：“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就算要百万也可以。”寇準知道后，却私下警告曹利用说：“虽然有敕命，但你答应的数额不许超过三十万，超过三十万，我就要斩下你的头颅。”曹利用回到宋朝之后，赵恒急问金额，曹利用不敢直说，只竖起三根指头，赵恒以为是三百万两，大惊失声脱口道：“太多了。”过了一会又自我安慰道：“是太多了，但就此把事情了结也好。”等知道是三十万时，如释重负，转忧为喜，对曹利用大加赏赐。

澶渊之盟结束了宋辽之间长达二十五年的战争，“生育繁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白发长者），不识于戈”，同时也是宋朝向番方交纳岁币换取和平的开始。此后宋辽边境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宋朝通过澶渊之盟节省了巨额战争开支，岁币（三十万）的支出不及用兵的费用（三千万）百分之一，避免了重兵长年戍边的造成的过量徭役和朝廷赋税压力，以较少的代价换取了战争所难以获取的效果。北宋在边境上的雄州、霸州（今河北霸州）等地设置榷场，开放交易，促进了宋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宋辽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与民族融合。

主词条：东封西祀

澶渊之盟签订后，赵恒原以为这是一桩值得自豪的功业，很是得意，并对促成盟约的寇準十分敬佩。不料有一天，王钦若却对他说：“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以万乘之尊而为城下盟，没有比这更耻辱的了！”并称寇準力请赵恒亲征是“孤注一掷”。赵恒从此怏怏不乐。

景德三年（1006年）二月，寇準以“无大臣体”而被罢相。王钦若建议赵恒“封禅”，以粉饰太平，又说祥瑞可人为制造。赵恒同意，但又担心宰相王旦将会反对。王钦若自告奋勇，自称说服了王旦。赵恒得知后，心里还是不踏实，就把王旦召来宴饮，饮宴正酣时，命人取出一樽酒来赐给王旦说：“带回去同妻儿一起享用吧！”王旦回家后打开酒樽，发现其中盛的全是美珠，他只得对即将到来的封祀沉默不言。景德五年（1008年）正月，赵恒向王旦、王钦若说，去年他见到神人降临说，当有天书下降，刚才臣下奏称左承天门屋南兔挂有黄帛，当即是天降之书，随后改当年为大中祥符元年。又决定在当年十月东封泰山。在一个半月的行程中，赵恒不仅带着“天书”封祀天帝于泰山（今泰安北），禅祭地神于社首山（今泰安西南），又去曲阜祭祀孔子。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二月，赵恒再次带着“天书”西祀汾阴后土，并升所在地宝鼎县为庆成军（今山西万荣西南）。次年（1012年）十月，又编造了赵氏祖宗是“九天司命真君赵玄朗”，降临在皇宫内的延恩殿的故事。同年，改谥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正月，赵恒又去毫州（今属安徽）太清官，祭祀被道教徒尊为教祖的老子李耳，并加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皇帝”。

赵恒在位时期，京师和地方上建成了一大批官办宫观，朝廷就任命了相应官员去负责管理，与此同时，赵恒又设立了一种与宫观相关的荣誉性的虚衔，可以多领一份俸禄而不必赴任视事，这种官往往以提举某某宫观命名。宫观官在赵恒以后成为官僚队伍中一个特殊系列，一方面说明了宋朝政府与道教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冗官和冗费的严重程度。

天书封祀对真宗一朝的政治和财政产生了重大影响。仅是东封泰山，就耗费八百余万贯；西祀汾阴，耗资更增二十万贯，这还不计亳州之行。在玉清昭应宫的营造过程中，仅雕三座塑像就用去金一万两、银五千两，则二千六百十座建筑的糜费可以想见。倘若将京城景灵宫、太极观和各地宫观都计算在内，其费用之大难以计算。赵恒在位前期，经过近四十年的经济恢复，天下富庶、财政良好；由于装神弄鬼的折腾，几乎把前代的积蓄挥霍殆尽，到其晚年“内之蓄藏，稍已空尽”。这种以迷信活动作为国家朝政的荒唐举动，直至赵恒去世后才宣告结束。《宋史·真宗纪》评说天书封祀是“一国君臣如病狂”。明人李贽也说：“堂堂君臣，为此魑魅魍魉之事，可笑，可叹。”不过，赵恒在澶渊之盟以后进行如此频繁的祭祀活动，其意图除了掩盖其处理宋辽关系方面的失利外，也有以盛大规模的封祀礼仪“镇服四海、夸示外国”，来证明赵宋皇权合法性、合理性和权威性的用意（如表明宋朝受命于天，以影响崇奉天帝的辽朝君臣放弃攻宋的企图）。

大中祥符（1008年－1016年）年间以后，赵恒一再热衷“祥瑞”粉饰太平，听任王钦若、丁谓等“五鬼”参与朝政。但他本人也没有忘记处理内政的问题，仍取得了一定成效。

据《宋史》记载，赵恒生过六男二女（事实上不止此数，如还有传闻中的私生子张茂实）。除李宸妃诞下的赵受益（即后来的宋仁宗赵祯，被刘皇后当作自己的儿子抚养）之外，其他四子可能出生不久就夭亡，只有赵恒第二任皇后郭氏（参见词条章穆皇后）所生嫡子赵祐在咸平六年（1003年）“生九年而薨”。赵祐去世后，赵恒一度将皇四弟赵元份之子赵允让迎到宫中抚养，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年赵受益出生之后赵允让又被送还王府。天禧二年（1018年）中秋节，赵恒下诏册立八岁的赵受益为皇太子，改名赵祯。

赵恒的第一任皇后是郭氏（元配潘氏在他即位前已去世多年）。景德四年（1007年），郭皇后去世。此后直至大中祥符五年（1013年），赵恒才册立宠妃刘氏为后。而自大中祥符末期开始，赵恒的身体每况愈下，逐渐变得喜怒无常。因为刘皇后有很强的处理政务的能力，赵恒到晚年时，把不少重要事务交她处置或与她商量处理。而刘皇后的前夫、后来的“哥哥”刘美于天禧三年（1019年）被任命为侍卫马军都虞候，并主管本司事务，执掌了军权。其他几位禁军首领也同刘皇后关系密切。所以在赵恒晚年，刘皇后对政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自天禧元年（1017年）王旦因病辞去相位后，赵恒任用王钦若为相，两年后王钦若去职，寇準重新入朝拜相。在赵恒晚年，朝中形成了激烈斗争的两派：一派以寇準为首，有李迪、王曾、杨亿、盛度及宦官周怀政、武将曹玮、外戚李遵勖等；另一派以刘皇后、丁谓为首，有曹利用、任中正、钱惟演及宦官雷允恭等。天禧四年（1020年），周怀政见赵恒病情愈发严重，密召客省使杨崇勋、内殿承制杨怀吉等，策划谋杀首相丁谓，拥立太子赵祯即位，奉赵恒为太上皇。因二杨告发，周怀政谋泄被杀，政变失败，寇準、曹玮、盛度等一批文臣、武官与宦官遭到清算。随后，李迪在与丁谓的斗争中失败，被贬外地。

这一时期，赵恒的病情时轻时重，其状况时好时坏。到天禧五年大年初一（1021年2月15日）前后，其病情又有好转，不但能自己参加议政，还亲自到启圣宫的太宗神御前拜谒，以致朝廷内外的人都认为赵恒的病已好转、很快就能康复了。但在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赵恒的病情急剧转重，陷入半昏迷的状态。同月十九日（1022年3月23日），赵恒于东京延庆殿驾崩，享年五十五岁，在位共二十五年。群臣为其上谥号为文明章圣元孝皇帝，庙号真宗。十月十三日，葬于永定陵；二十三日，附祭太庙。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十一月，加谥为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庆历七年（1047年）十一月，定谥为膺符稽古神功让德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

宋真宗在位前期，有些在国家管理方面的重要举措对后世影响较大：

赵恒在位时期，是北宋王朝自开创向守成转型的时期。为调整统治方略，赵恒开始将太祖、太宗时期所施行的法度及其精神加以总结概括，称为“祖宗典故”或“祖宗之法”，而且将其奉为治国理事的圭臬。而宰相李沆竭力维护“朝廷防制”，处处“务行故事”的做法，事实上奠定了恪守祖制的原则。景德以后，首辅王旦以“祖宗典故”“祖宗之法”“恪守成规”为旗帜，对抗赵恒等人越轨的政治行为，以期藉此抑制帝王过度偏离国家正常的统治轨道。在此过程中，以追念祖宗之世、推崇“祖宗之法”（“祖宗家法”）为特征的北宋王朝的正常统治秩序逐渐形成。

赵恒比较能注意听各方面意见。他即位后不久，就让御史台下文转述他本人的意思，要京师内外文武百官从今以后凡遇皇帝有过失、时政有缺误、看到民间利病、对军事设施有想法等，都可以直接向皇帝递奏折。随后，他又下令让各路转运使轮流到京城，向他面谈当地情况。咸平二年（999年）因为天旱，他又下诏要中外臣庶“直言极谏”，并且在诏书中说∶“善者必加甄赏，否者亦为优容。”这一年里，赵恒对身边大臣提到，他每天都要看臣下的奏章上百份，时时有收获，他要身边大臣们也看看这些奏章，从中找出可行者拟出实施方案给他。他还对管理收发奏章的官员提出要求，凡属臣下投递的密封奏章必须及时转给他，不得无故耽搁。因为他多次下诏征求“直言”，使得这一时期上书议论国事的官员特别多。群臣围绕着官制问题、对辽方略、对夏政策（其中以灵州问题为重点）、财政问题等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卓越的见解。与此同时，赵恒似乎很敬畏“天变”，在他即位后的一段时间里，凡遇到重大天象变化，他总是诚惶诚恐地查找原因，他的征求直言常常也是与此联系的。

不过，因为赵恒缺乏足够的判断能力，致使许多好的意见不能及时被付诸实施。

赵恒提出“异论相搅”的用人方略，即是皇帝蓄意让政见相左、各不相容乃至怀有宿怨的大臣共处一朝，使之相互纠讦，相互监视，相互牵制，以便使皇帝达到在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消除任何潜在威胁的目的。此方略是赵恒对太祖、太宗以来的传统家法的概括和总结。在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北宋的历代帝王始终为了维护皇权而得心应手地运用着这一传统家法，并对矛盾的激化产生了十分不良的影响。

赵恒很重视选拔人材，尤其重视选拔现有官员中的人材，由此就对官员荐举制度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

赵恒下过许多关于官员荐举制度的诏令，其中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四月的诏令内容最为丰富。这一诏书对官员荐举作了系统地规定，其中包括∶规定翰林学士以上高级官员，每年必须荐举京官以上文官、低级文官（当时称为“选人”或“幕职州县官”）、武官各一人。三司使、副使，地方上的转运使副使、提点刑狱、知州、通判等，每年必须荐举属下官员若干名。奉命出使的官员返回后必须报告关于沿途和到达地的地方官员优劣情况。凡不按规定荐举者，要给予惩罚。凡一位官员举荐的三名以上被荐举者有政绩，有奖；凡一位官员举荐三名以上的失当官员，有罚。被荐举者犯罪，举荐者要区别情况受处罚。关于被举荐者犯罪如何处罚举荐者，也作出了不少具体细致的规定：如一位官员在担任某一职务时被举荐，而他在担任另一职务时犯了罪，则对担任前一职务时的举荐者不予追究；被举荐者犯罪较轻或处理公务时误失犯罪，不追究举荐者的责任，被举荐者犯赃罪一律追究举荐的责任等。

宋太宗时，形成了磨勘与历纸制度。而从磨勘的实施来看，京官引对磨勘始于咸平四年（1001年）；对幕职州县官的磨勘引对，大约始于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赵恒在位时，还定下地方的“州县三课”法：“公勤廉干惠及民者为上，干事而无廉誉、清白而无治身者为次，畏懦贪猥为下。”

赵恒在位时期，还对官员俸禄制度作了较大调整和补充。景德三年（1006年），他下令增加在任地方州县官的俸禄。次年（1007年），他下令官员俸钱一律支给现钱，在此以前，俸钱是折支实物的，实物定价很高，官员俸钱名实不符。此次明确规定∶在京官员按原额十分之六、外地官员按十之四支给现钱，虽然从数量上有所减少，但却名实相符，官员们并不吃亏，且消除了混乱。又次年，他下令颁布宦官俸禄标准，在此之前，宦官俸禄是没有定制的。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赵恒下“定百官俸诏”，以普遍增加俸禄的名义颁布了新定的百官俸禄数额。这是宋朝建国以来第一个关于官员俸禄的系统规定的文件，反映了宋朝官员俸禄管理开始纳入正轨。

岁末年节时，皇帝赐臣僚宴饮，既是增进君臣关系的需要，又是播撒皇恩的大好时机。历朝皇帝都有此举措，赵恒也不例外。他即位不久，就“赐近臣岁节宴于宰相吕端第，自是遂以为例”。另外，有资格参加节序赐宴官员的范围较前期大为扩大，如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二月，“旧制，节序赐宴，惟皇族、近列、诸帅、内职。三月甲子，始诏自今上巳、重阳，三司副使、判官及馆职事官并别置会。其后，知杂御史、三院御史、法官、开封府判官亦预焉。”即从原来的内朝高官扩大到外朝一般官员。与此同时，节日时还馈送朝臣节物，享受馈送节物的官职之广，几乎包括文武百官；节日之多，几乎全部囊括。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赵恒还“诏自今伏日并休务”，增加了官员伏日的休务假。

赵恒在位时期，对吏治进行了整顿，积极惩治贪腐人员。首先，赵恒在告诫百官的《文武七条》的“文臣七条”中，有一个传诸后世的良好的廉政理念：

在颁布的“武臣七条”中，他以《礼记·儒行》赐“亲民厘务文臣”。

其次，赵恒本人注意提倡节俭，其中大力抑制奢侈服饰尤其是销金服饰最为突出。赵恒在位期间，先后不下二十次发布诏书禁止销金服饰。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上流社会的奢侈风气，也减少了官方的开支。

赵恒主张谨慎用刑，去除过分残酷的肉刑，且反对法外用刑。他在位时期，对于在大理寺、御史台、审刑院等处任职的中下级官员的选择是比较慎重的，而担任这些职务的官员如果不犯较大错误，也能得到更好的升迁机会和更优渥的待遇。此外，赵恒在位期间，还于东京设置纠察刑狱司、在地方上设提点刑狱司。

赵恒在位时，北宋完成了内容丰富的“编敕”的编撰事务，使其成为正式法律《刑统》之外的重要补充。

赵恒自幼受儒家伦理教育，又较为重视家族内的和睦。其对宗室采取的方针被概括为“亲而不纵、养而不用”：

受到乳母刘氏等人的影响，赵恒格外重视农业发展。景德二年（1006年），他下令地方各级长官官衔内一律加入“劝农使”或“劝农”等字，要求他们鼓励管下百姓努力务农，发展生产。随后，又颂行《景德农田敕》。这是一部关于农业的立法，在此后长期沿用。同年，赵恒又下令恢复常平仓制度，对于灾年帮助百姓渡过困难时期、减少破坏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促进农业生产，赵恒还积极引进新的作物品种，对引进、推广占城稻、西天竺（今印度境内）绿豆作出了贡献。他还在皇宫内也引种了这两种作物，并于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天禧二年（1018年）、天禧三年（1019年）三次召大臣们到宫内看占城稻，最后一次也观看了西天竺绿豆。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知滨州（今河北滨县北）吕夷简请求免去河北地区百姓买卖农器的税，赵恒认为不只应当免河北地区的这项税收，其他地区的这项税收也应当免除。从此以后，宋朝官方就不再征收此项税，由此推动了农业的发展。他在位时，宋朝土地耕作面积由太宗至道二年（996年）的3亿多亩增至5.2亿亩。

赵恒也比较注意保护耕牛。他曾下令边疆驻军从境外获得耕牛，不要宰杀食肉，而应送到内地分给农民。宋朝对宰杀耕牛有禁令，当有出使宦官向他报告沿途看到卖牛者颇多时，赵恒担心买牛者盗杀，就加重了对违反者的处罚刑条。赵恒多次下诏，禁止浪费粮食，这也是他重农倾向的一种表现。赵恒还曾下令刻板印制《四时纂要》《齐民要术》等农业书籍分发给地方官，这也是对发展农业生产有益的。

赵恒在位初期，除在中央设三司使外，还推广“和预买”制度。当时，北宋与辽、夏处于战争状态，财政收支上非常紧张，马元方、李仕衡、陈尧叟等大臣建议：每年春季农民资金短缺时，官方预先付给百姓钱，等夏、秋二季百姓用绢或布匹折钱偿还官府。这样，农民及时得到生产资金，官方买到较为廉价的绢、布用以供应军队，可谓各得其所。这个办法很快得到推广，每年春季官方贷放的钱多达数百万贯，相应地夏秋得到百姓缴来的绢、布也数以百万计。不过，这种官民两利的交易后来变质，先变成隐形赋税，后为公开赋税，也损害了百姓的利益。

宋辽议和及东封西祀后，宋朝财政收支一直比较紧张。为增加收入，赵恒通过层层确立定额，超收奖赏，欠收处罚的方法，致力于增加禁榷和商税收入。并且，赵恒还采取严密禁榷法制的措施，对盐、酒、茶法都作了细致的修订和补充。因此，赵恒在位时的盐、酒、茶、香、矾等项禁榷收入均比宋太宗时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如天禧五年（1021年）与至道三年（997年）相比，卖酒收入铜钱增加了6倍多，由121万贯增为901万贯；卖酒铁钱收入由156万贯增为292万贯；卖酒曲收入铜钱由48万贯增为87万贯。天禧五年（1021年）年度的商税收入也较至道三年（997年）增加了一倍，由年收入约400万贯增至年收入约800万贯。在此基础上，宋廷确定了地方向朝廷每年上缴财赋的数额，使朝廷平衡财政有了保证。

赵恒还注意了及时制止定额的过快增加，还纠正了立法中一些过激行为。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他下令成立“详定茶盐所”，对茶法和盐法进行再修定，去除了一些过于苛刻、损害普通商人和百姓利益的制度。这样的保护性措施，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安定。

此外，在宋辽议和以后，大臣丁谓、林特分别于景德四年（1007年）、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编订了两部《会计录》，以全面反映国家财政状况。这对于统治集团了解国家现状、改善国家治理很有帮助。

宋灭后蜀后，在四川沿用后蜀旧制，实行铜、铁钱并用的办法。但由于官方把大量铜钱输送朝廷，留在四川地区的铜钱越来越少，市场出现长时间的混乱。景德二年（1005年），赵恒批准了知益州张咏和本路转运使黄观的建议，在四川铸行“景德大铁钱”，每枚折计旧铁钱10枚，与铜钱同值行用。新铁钱开始行用，起到了消除混乱的作用，但也促使铜钱在四川最终退出流通。但铜钱退出流通以后，铁钱铸行过多，购买力下降，一斤铁钱竟比不上一斤铁值钱，民间就把大量铁钱熔化制作铁器。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赵恒采纳知益州凌策的意见，改铸减轻铁钱，每贯铁钱原重25斤，现改为12斤多，同时减少铸行数额。这以后，四川货币在较长时间里相对稳定。

赵恒体恤民情，深知民间疾苦。在位期间，每逢民间有大灾大难或者百姓流离失所时，就减免百姓的税租，让百姓得以存活，渡过难关：

赵恒在位后期，宋朝遭遇大蝗灾。赵恒虽然没有完全停止东封西祀的活动，但也努力地主持了灭蝗事务，下令各地用打捕、火焚蝗卵等当时所能采取的办法灭蝗，对于克服蝗灾有积极意义。

宋朝建立之初，与北方的辽朝之间已有多次较量，双方互有胜负。不过，从总体看来，宋自太宗北伐失败之后，逐渐由主动进攻转向被动防御。由于北宋不能收复幽云十六州（今北京、天津、山西北部、河北北部一带），使北部边陲无险可守，辽朝的骑兵随时可以南下饮马黄河。为了抵御辽朝骑兵南下，赵恒采用了太宗时的办法，多开沟渠。咸平四年（1001年），采纳知静戎军王能的建议，引鲍河水经长城口（今河北徐水西北）到雄州（今河北雄县），以“隔限敌骑”。次年（1002年），又有人建议引鲍河水经顺安军（今河北高阳县东）到威虏军（今河北徐水西），赵恒也表示同意，但要求不能草率，稳步实施。四月，镇州常山镇（河北灵寿西）至赵州河渠的工程完成。景德元年（1004年），静戎军到顺安军的河渠开通。同年，以定州为中心，开挖连接唐河、沙河、界河的运河，有效地限制了敌方骑兵。除了开河渠外，还大力推广“方田”，即在田地内开挖方格式的水渠网。有的水渠达五尺宽，七尺深。

赵恒在开挖河渠的同时，还大置屯田，积粮备战，亲自选拔精兵强将，如杨嗣、杨延朗等得到了提拔。赵恒还先后从下级军官中选择了王能、魏能、陈兴、张禹珪等具有才干的将领，将其安排到重要岗位，并从东京禁军将领中选调一些人充实边防。在此期间，宋军对火兵器也给予了重视（但在宋辽的澶渊之战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使用）。宋军人数从太祖末期的66万余人（其中作战部队35万余人），增加到赵恒在位末年的91万余人（其中作战部队43万余人）。

大中祥符年间，为抵御日益强大的夏州李氏政权，赵恒采纳知镇戎军曹玮之策在陇山（六盘山）西侧先后修筑了笼竿城、羊牧隆城（隆德寨）、静边寨、得胜寨等“山外四寨”，控扼了陇山以西进入关中的交通要道，增强了渭州西侧的军事防卫。宋廷于此设立德顺军。

赵恒对于边事十分谨慎，史称“凡边事，必手诏诘难至十数反。”他在位前期，主要进行的是对辽战争（参见词条宋辽战争），其时宋已在太宗在位末期由主动进攻转为被动防御。其重要的大小会战如下：

（表格主要参考资料）

咸平元年（998年），赵恒以三馆秘阁书籍岁久不治，命秘阁校理杜镐等对图书进行分类排整，并著为目录。景德二年（1005年），赵恒命王钦若、杨亿等编修历代君臣事迹。该书内容庞大，自上古至五代，分门编纂，共分31部，1104门，于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成书奏上，名曰《册府元龟》 ，共1000卷。这部书概括了全部十七史。其所引书，皆为北宋以前古本，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三教并存

与历代许多帝王将相相同，赵恒也是三教同源、三教同流论的赞同者和鼓吹者。景德三年（1006年），儒臣孙奭提出，最近寺庙修得太多，僧人数量也增加得太快，应该加以限制。赵恒反驳说∶“释、道二门，有助于对世人的教化，人们有时持有偏见，对它们有不公正的诋毁。即使有少数僧人、道士行为不检点，怎能就因此对佛教、道教一概排斥呢！”他还说过∶“三教之设，其旨一也，大抵皆劝人为善，惟达识者能总贯之。滞情偏见（指受情感牵引而陷于偏见），触目分别（指不假思索就下判断），则于道远矣。”由此可见他儒释道三教并存的主张。

赵恒天书降后去泰山封禅、去汾阴祭祀以及此后的各种活动中，都努力贯彻兼顾三教的原则。例如，封禅时，赵恒让不少僧人参加典礼，在宫观行礼后不久，就去朝孔祭孔。在尊玉皇的同时，又要求臣下读《孟子》，还去开宝寺瞻拜佛舍利。他一直坚持让儒臣宜讲经书，可是又时时到寺院、宫观向玉皇、佛顶礼膜拜。

赵恒对儒、释、道三家经典的整理，也表示出同样重视。他命令杜镐、邢昺、孙奭、崔颐正等宿儒组织校订和注释经书，今存宋版《十三经注疏》的一部分内容就是在赵恒在位时期形成的。他同时又支持传法院继续翻译佛经，组织人整理道经。天禧二年（1018年），赵恒命人将从佛、道三家经典中精选出一部分汇为一编，刻板印刷，分送京城各宫观、寺院。同年，赵恒撰写的《三教诗》（以儒、释、道三教教义为内容，各100首）完成。

崇道、重儒，不抑佛

赵恒在三教并隆中更为着力的当是“崇道”和“重儒”。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赵恒前往曲阜，亲自拜谒文宣王庙，追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祭以太牢，修饰祠宇，给便近十户奉茔庙”。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河南虞城富人曹诚在商丘建学舍150间，聚书1500余卷，“博延众生，讲习甚盛”，赵恒赐名“应天府书院”。同年，他下诏改谥孔子为至圣文宣王，追封其弟子颜回等10人公爵、曾参等62人为侯爵，先儒左丘明等19人为伯爵。赵恒为鼓励读书人读书科举、参政治国，使得宋朝能够广招贤士，治理好天下，创作《励学篇》，后来简化为谚语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车马多如簇。”

赵恒在弘扬道教方面多有所为。自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圣祖（赵玄朗）”降临以后，赵恒便命王钦若、曹谷和张君房整理新道藏。四年后，新道藏基本修成，命名为《宝文统录》。天禧三年（1019年），经增补共计4565卷，抄录了7藏，赵恒重新命名为《大宋天宫宝藏》，此书在道教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此外，他在位时，首先对《老子》《庄子》《列子》等道家核心经典进行了大规模的校勘与雕印颁行，可谓是道教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王钦若等人策划鼓动下，赵恒伪造天书，并自称梦见有神人传玉皇之命，令他“善为抚育苍生”，于是把玉皇正式列为国家的奉祀对象，上玉皇圣号曰“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玉皇大天帝”。赵恒还是第一位将真武由一个方位神升格为“真君”大神的皇帝。他奉真武为“真武灵应真君”，并将五龙祠升格为五龙观。此后宋代诸帝多有虔信真武者。

赵恒认为佛教戒律与儒家学说“迹异而道同”，故而应予保护。而且，他不但对佛教表示尊崇，而且还有佛学著作，如《续圣教序》《法宝录序》《静居集》《注四十二章经并序》《注遗教经》《释典文字法音集》等，其中大部分都编入了佛教大藏经。天禧四年（1019年），宋真宗又把他关于佛学的文章汇集起来，编为《释教御集》，命翰林学士晏殊和僧人们一起加入笺注。不过，赵恒一直把佛教作为外教来看，执守待客之“敬”。当时有人倡议修复早在会昌灭佛时被破坏的龙门石佛，赵恒对此明确反对，指出：“军国用度，不欲以奉外教，恐劳费滋甚也。”并且，他在对佛教表示尊崇的同时，又对佛教的发展作出许多限制性规定，如加强朝廷对僧道官的控制，控制寺院的数量，限制僧人的人数等。总的来说，赵恒对佛教的许多限制性规定都为后代沿用，在宋代社会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

赵恒承接宋太祖、宋太宗崇尚文化的风习，热衷于利用文化传播宗教，以稳定其统治。

白赵恒起，继承太宗建“秘阁”藏图文、典籍及宝物的文化功业。咸平四年（1001年）之前，真宗建成了“龙图阁”，专事奉安太宗御书、御制文集、图画、宝瑞等。此后的北宋皇帝纷纷效仿，相继营造了奉安真宗与后代帝王的“天章阁”“宝文阁”“显谟阁”“徽猷阁”等，世称“六阁”。这项工程，几乎耗尽了太祖、太宗近四十年的财政积累。

赵恒注重利用艺术来为他所崇信的道教服务。在大中祥符年间（1008年－1021年），赵恒对道教绘画的热衷程度达到了迷狂的程度，许多画家在绘制玉清昭应宫的道教壁画中尽显才华。其中，武宗元把太宗的形像画在洛阳上清宫的三十六天帝中的一位，引起赵恒对武氏画艺的惊叹。他在宰相王钦若、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规等“五鬼”的影响下，沉湎于道教神祗和符咒之中。

赵恒在开封建玉清昭应宫，共有二千六百一十座殿宇建筑，堪称是宋代最庞大的宗教艺术工程。同时，由朝廷出面，在全国招考艺匠绘制壁画，应试者达三千余人，在客观上给发展宗教艺术提供了庞大的艺术舞台。

赵恒热衷于奖掖长于书画的皇亲国戚，通过收藏他们的书画作品，或为他们的书画题写序言，促进了皇子和公主们雅好笔墨的文化风气的形成，为历朝后代不断生长出书画家铺设了良好的温床。赵恒曾将所书赏赐群臣，使热衷书画的风习在朝臣中传播开来。据《能改斋漫录》载，真宗还亲自教授大臣张耆、杨崇勋、夏守赟研习“虞世南字法，时以为荣”。这一时期，宋朝开始涌现了专业性很强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形成了书画热潮。

赵恒根据宫廷画家的画艺水平，在翰林图画院设置了待诏、祗候、艺学和画学生，使宫廷画家的阶次更为明细。赵恒还将绘画直接用于战事，将事先秘密绘制的阵图在临战时面交给将帅，照图执行，很可能宫廷画家奉旨也参与了绘图事宜，故宋代宫廷画家皆授以武职，也许与此有关。

赵恒即位后，宋辽战争继续进行，宋军以防御为主。到澶州之战后，辽朝意识到作战无法获得更有利的成果，于是双方开展谈判。辽要求收回后晋所割关南之地（后周世宗时被收取），宋方则取寸土不让而不惜金帛的方针。景德元年（1004年）十二月，双方签订澶渊之盟，赵恒以每年向辽纳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来收买与辽的和平。澶渊之盟使宋辽两国维持了大约一百二十年的和平局面，此后双方再无大规模的战事。

自太宗末年起，宋廷对西北的夏州李继迁政权的征讨屡次失利。赵恒即位之初，已于至道三年（997年）十二月授李继迁为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但李继迁仍继续攻陷清远军等地，围攻灵州，不少臣僚主张放弃灵州，但赵恒不听，以王超为西面行营都部署，率兵六万救援灵州。知灵州裴济“刺指血染奏”，屡向宋廷告急，但援兵被李继迁堵截于要道，无法到达。同时，西州回鹘、吐蕃六谷部潘罗支政权分别请求联宋击夏，赵恒同意。咸平五年（1002年）三月，李继迁破灵州，杀裴济，改名西平府，次年建都于此。在灵州陷落时，王超却刚抵达环州，且在闻知灵州城陷后马上撤回。赵恒被迫妥协，承认李继迁对夏、银、绥、宥、静等五州的占领。灵州失守与赵恒的举棋不定有很大的关系，他却归罪于邠宁、环庆两路都部署王汉忠，贬其为左屯卫上将军、知襄州。与此同时，潘罗支遣使入朝，声言“已集骑兵六万，乞会王师收复灵州”，赵恒授其为朔方军节度、灵州西面都巡检使。景德元年（1004年），潘罗支以诈降计诱伤李继迁。李继迁伤重而死后，西北边帅曹玮请求趁其子李德明立足不稳，出兵攻灭夏州政权，但赵恒最终选择允许李德明袭位，坐视其壮大，为日后西夏建国埋下隐患。尽管建议未被采纳，曹玮仍独自率军薄天都山接应归附宋廷的妙娥、延家、熟嵬等河西大族，其部落有“三千余帐，万七千余人及牛马数万”，“悉徙其族帐以还”，并且使党项、吐蕃各部族不断要求内附，对于削弱西夏叛宋的实力起了一定的作用。

此外，赵恒采纳了曹玮等人的建议，对处于陇右、河湟一带的吐蕃唃厮啰部落进行招抚活动。从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开始，宋廷确立了羁縻笼络唃厮啰的方针，不断给其加官晋爵、给以赐赉，收到了预期的“以扼（李）德明”的效果。获得宋朝赐赉的吐蕃、党项部族多次出兵侧击西夏，造成西夏背腹受敌，成功地牵制了西夏对宋的进攻。所以孙甫说：“自（李）元昊拒命，终不敢深入关中者，以赐赉等族不附，虑为后患也。”

北宋朝廷在西南地区施行食盐禁榷政策，触及西南地方溪峒的利益。咸平年间，施州溪峒蛮常常寇扰盐井。夔州路转运使丁谓针对当地“溪蛮入边”的情况，提出了“以粟转易”的对策；巡检使侯廷赏也指出：“蛮无他求，唯欲盐尔。”随后，宋廷将盐利纳入对溪峒的羁縻政策中，将食盐作为对溪峒土酋选用的标准，以及作为贡赐中的主要内容，以维系人心。史称丁谓代朝廷传谕赐盐后，“群蛮感悦，因相与盟约，不为寇钞，负约者，众杀之”，并自愿纳粟给予边军，使“边谷有三年之积”。

第一次辽丽战争结束后，高丽虽然表面上向辽朝称臣，但暗中仍不断请求宋朝支援。如高丽穆宗王诵曾暗中联络北宋，在继位后就试图派兵校徐远出使宋朝，但没有成行。同时高丽吏部侍郎赵之遴（传说为宋太祖赵匡胤之孙赵惟固）派牙将朱仁绍到宋朝，获得赵恒的召见，“自陈国人思慕皇化、为契丹羁制之状”，赵恒便让朱仁绍带去给王诵的密诏。咸平六年（1003年），王诵又派户部侍郎李宣古出使宋朝，请求宋朝驻军高丽以牵制契丹，赵恒只答诏，但不出兵。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又有高丽出使宋朝的记录。

高丽显宗王询在位时，深化了联宋制辽的政策，于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派内史舍人尹征古出使宋朝，请求归顺，并送还被契丹俘虏、后投奔高丽的宋人，还向宋朝进献了金线织成龙凤鞍幞、绣龙凤鞍幞各二，良马二十二匹。赵恒在登州设馆接待，并允许其入朝觐见。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冬，王询又派民官侍郎郭元入贡宋朝，上表告契丹连年侵犯之急。赵恒厚待郭元一行，并表示与各国保持和平的意愿。翌年郭元回国后，王询停用契丹年号，改用宋朝年号。大中祥符十年（1017年）冬，王询又派刑部侍郎徐讷入贡宋朝；天禧三年（1019年）八月派礼宾卿崔元信、李守和赴宋朝贡，途中船只遇风覆没，使团中多人被淹死，赵恒对崔元信一行加以抚慰。天禧四年（1020年）派金猛出使宋朝，翌年（1021年）派韩祚赴宋谢恩。此次，赵恒赐高丽的《太平圣惠方》《阴阳二宅书》《乾兴历》与释典一藏。不过此时王询已接受契丹册封，宋丽官方外交在此后数十年间基本停止。

赵恒即位时期，延续了太宗朝对待交趾的政策，即承认越南前黎朝（后为李朝）的统治，逐渐放弃统一交趾的计划。至道三年（997年）四月，赵恒即位伊始就进封前黎朝的黎桓为南平王。景德三年（1006年），黎桓死，交趾陷入动荡。杀兄自立的黎龙铤自称静海军节度使、开明王。当时黎桓的另一子黎明提因使宋而滞留于广州，且有归宋交趾首领黄庆集等请求出兵“平定交趾”；宋朝知广州凌策与沿海安抚使邵晔等人都建议“发本道屯兵，益以荆湖劲卒三二千人，水陆齐进，立可平定”。邵晔上邕州至交州水陆图，劝赵恒趁机完成太宗未遂宏图。他准备遣返黎龙铤的使节，赵恒却以“祖宗开疆如此其大，慎守而已，安用劳民以贪无用之土乎”的理由，令黎龙铤削去自命伪官，允许其入贡，并于翌年册封其为交州郡王，赐名至忠。景德四年（1007年）占城国表书中“二帝封疆南止届于湘楚，三王境界北不及于幽燕。仰瞩昌时，实迈往迹”反映的正是赵恒在位时聊以自慰的心态。后来，宋神宗和王安石都针对此时指责赵恒的举措失当，使宋朝失去了统一交趾的良机。

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前黎朝左亲卫殿前指挥使李公蕴重演黎桓篡权一幕。赵恒闻讯，虽认为“黎桓不义而得，公蕴尤而效之，甚可恶也”，但却没有兴兵申讨，且当李公蕴遣使入贡时“即用黎桓故事，授（李）公蕴静海节度使，封交阯郡王”，后又进封南平王。赵恒对李公蕴的态度再次表明其政策的妥协性。

在此期间，宋朝与交趾仍维持着册封三命的基本关系，政治上仍未承认其“国”的地位，而交趾事实上并未遵守与宋朝的政治关系。不仅每一位交趾首领都称帝改元，而且不时侵犯宋朝边境。赵恒对于这种行为，都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消极态度，曾以“穷荒异俗不晓事体”的借口自我安慰。面对李公蕴对边境的袭扰，一面督促其归还所掠人畜，一面却令宋朝边将不得生事。

赵恒擅长草书、飞白书及楷书。他的楷书清新、俊逸、自然。运笔平正，点画厚重，遒劲而不失清秀。用笔劲挺无狂野态，很富书卷气，形意兼得，儒风雅韵，尽脱凡俗。赵恒的楷书结构紧凑，端庄谨严。岳麓书院的“岳麓书院”匾据说出自他的手笔。陶宗仪在《书史会要》中评其书法“甚得晋人风度，评者以为妙在全备八法”。

除此之外，赵恒还曾亲创道曲乐章，使道教音乐继唐代以后呈现再度兴盛的趋势。现存的《宋真宗御制玉京集》，是赵恒为皇家斋醮祭祀而撰写的文词，主要用于上章拜表。

赵祯：

吕夷简：“我太祖、太宗、真宗皆有尧舜之资，禹汤之智，文武之德，而自建隆以来，未尝怒一谏官，逐一御史，故直言聚于朝，忠言属于耳。宗社有万世之安，无一日之危，由此道也。”

富弼：

王畴：“伏望（宋英宗）思太祖、太宗艰难取天下之劳，真宗、仁宗忧勤守天下之力，……。”

吕颐浩、张浚等：“恭惟宋有天下垂二百年，太祖、太宗开基创业，真宗、仁宗德泽在民，列圣相传，人心未厌。”

何俌：“然而‘天瑞安可必得’之言，王旦‘得无不可’之论，圣心明知其非。双鹤飞舞之奏，帝曰：‘文则文矣，恐不为实。’遽令易奏，是帝之心盖已烛破其奸而不可以惑之也。卒至奸人得以售欺，而王曰诸贤亦且俯首顺从而无异议者，或者以边事方定，人心未宁，将假是以镇抚之耳。”

王十朋：“我太祖太宗，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真宗仁宗至于列圣，守我宋之家法者也。”

洪迈：“真宗亲征契丹，幸澶渊，以成却敌之功，是时景德元年甲辰，决此计者，寇莱公也。然前五岁，当咸平二年己亥，契丹寇北边，上自将御之，至澶州、大名府，闻范廷召破虏于莫州北，乃还京。时张文定公、李文靖公为相，不知何人赞此决，而后来不传。用是以知真宗非宴安酖毒而有所畏者，故寇公易以进言。”

朱熹：“真宗东封西祀，糜费巨万计，不曾做得一事。”

志磐：“真宗可谓仁圣之君矣。”

王称：“宋兴，承五季之余，天下得离兵革之苦，至真宗之世，太平之治，洽如也。咸平以来，君明臣良，家给人足，刑措不用，契丹请和，示以休息，德明纳款，抚以恩信，于是朝帝陵、封岱宗、祀汾睢、谒亳社，绝代旷典莫不具举，礼乐明备，颂声洋溢，崇本报功以告神明，千载一时，岂不休哉。噫！守成之贤，致治之盛，周成康、汉文景可以比德矣。”

脱脱：“真宗英悟之主。其初践位，相臣李沆虑其聪明，必多作为，数奏灾异以杜其侈心，盖有所见也。及澶洲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

朱元璋：“真宗亦号贤君，初相李沆，日闻灾异，其心犹存警惕，厥后澶渊郎盟，大臣首启天书以侈其心，群臣曲意迎合，苟图媚悦，致使言祥瑞者相继于途，献芝草者三万余本。”

王夫之：

蔡东藩：“澶渊修和，本出真宗本意，观其在道逗留，望敌惊心，一若身临虎口，栗栗危惧。赖寇準力请渡河，敌气少沮。化干戈为玉帛，得以振旅还京，此非寇公之功，乌能至此？王钦若乃以孤注之言，肆其谗间，木朽虫生，仍由真宗胆怯之所致耳。迨至天书下降，举国若狂，欺人欺天，不值一笑。”

汪圣铎：“一方面，他装神弄鬼，惯施诡计；另一方面，他又颇重感情，多愁善感。他尊崇道教，却又对儒、释频频施敬；他向往做个战无不胜的统帅，又努力使自己成为挥洒自如的骚人墨客……。”

邓小南：“把太祖太宗时期所施行的法度及其精神加以总结概括，将其称之为‘祖宗典故’、‘祖宗之法’，并且奉之为治国理事之圭臬，始于北宋真宗时期。即位于而立之年的真宗，作为有宋建国以来生长于承平之世的第一代帝王，一方面缺乏如太祖太宗般把握政治局势的能力，一方面又急切于标树个人的统治形象。”

赵恒年幼时曾登万岁殿，坐上皇帝的宝座，宋太祖赵匡胤对此十分惊奇，摸着他的头问：“天子好做吗？”赵恒回答说：“这就看上天怎么安排了。”

景德四年（1007年），赵恒入洛阳拜先皇陵，游幸龙门，并亲自赐书刻碑，对龙门风光大加赞赏，留下“高阙巍峨，群山迄逦”“结而为山，融而为谷”“形胜居多，莫灵萃止”等句，此碑称“伊阙铭碑”，与褚遂良所书的“伊阙佛龛之碑”并称龙门书法艺术“双璧”。

赵恒在位时，有一个士兵犯了罪过，按律应当处死。赵恒饶他一命，判决打二十脊杖发配远方。这个士兵高声叫唤愿受剑处死，而不愿服处杖刑，执刑的人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向赵恒奏请处理意见。赵恒派人传宣圣旨道：“必须先服杖刑后，再来听旨是否处斩。”不一会施过杖刑后，执刑者来取圣旨，赵恒说：“他只是害怕挨杖刑；既然已经打过了，就送去发配之地，别的不再问了。”

据《梦溪笔谈》记载，陈尧叟在枢密任职时，某日天将黄昏，忽然宫中派人传唤。进入右掖后，天色暗了下来，就跟着进了禁苑，弯弯曲曲走了很久，不时看到有下着帘帐的殿堂，灯烛辉煌，都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最后到了一个小殿，殿前有二行雕花栏杆，已有几个人先到了，都站在殿堂里，殿上垂着帘子，不过点了十几支蜡烛而已。陈尧叟、丁谓和杜镐等七人相继抵达。过了好一会，赵恒从宫中出来，点起的蜡烛也不过几十支，宴席很丰盛，赵恒命令把帘子卷起来不必跪拜见礼，然后上殿就坐，赵恒的位子设在宴席东面，陈尧叟等人的位子安排在宴席西面，像一般人请客的宾主位次。陈尧叟等人都惶恐地不敢入坐，赵恒一再邀他们就坐，陈尧叟恳切地陈说从古到今没有君臣坐在一起的礼节，反复了好几次，赵恒生气地说：“本来因为天下太平，朝中无事，想和你们一起高兴高兴。假如要拘礼，不如到外朝去设宴。今天的宴席只是宫中操办，没有下令给有关部门，也没有请中书、门下的长官。因为你们是机要部门和文馆官员，作为侍臣没有什么不便之处，想和你们坐在一起说说笑笑，不必多歉让。”陈尧叟等人都跑到下首表示谢意，赵恒急忙阻止说：“这些礼数暂且都免了。”陈尧叟等战战兢兢地坐得毕恭毕敬，赵恒则说说笑笑，表现得极其高兴。饮了五六次酒，所上菜肴中各有两个绛红色袋子放在大臣们的面前，装的都是大珠子，赵恒说：“风调雨顺收成好，天下安康富裕，恨不能和你们每天晚上在一起。太平时节难遇，这些东西为你们添些宴饮聚会的费用。”陈尧叟等人打算起身谢恩，赵恒说：“都坐着，还有呢。”这样饮了三次酒，每次赏赐的东西，全是上好金子和珍贵宝物，散酒宴时已是四更天。当时人们称为“天子请客”。

据北宋中后期的史学家刘邠记述，赵恒的皇后刘氏（章献明肃皇后）是四川成都人，出身贫寒，自幼丧父，跟随外祖母家的亲戚四处流浪，十几岁时就嫁给银匠龚美为妻。为了做生意赚钱，龚美带着刘氏来到开封。生意不顺之后，龚美走投无路，想把刘氏卖掉。时为襄王赵恒幕僚的张旻（张耆）见过刘氏后，觉得她聪慧貌美，想起赵恒曾说起想纳一个四川女子做侍妾，就安排两人见面。赵恒见到刘氏后非常满意，便把她买了下来。刘氏颇得赵恒的欢心，两人如胶似漆。但宋太宗从赵恒的乳母刘氏（秦国夫人）口中知道此事后大怒，勒令赵恒把刘氏逐出襄王府。父命难违，但赵恒实在舍不得刘氏，便偷偷把刘氏寄养在张旻家。张旻安排家人悉心照顾刘氏，自己为了避嫌，不敢下直回府，只能住在王府。直到赵恒即位后，刘氏才被召入宫。

但在王陶的父亲王应（《涑水记闻》称为“乐道父”，曾与张耆同任襄王宫指使）的追忆中，这个故事的许多情节却与刘邠版本不同。首先，刘攽明言刘氏进入王府在“真宗为皇太子，尹开封”时，但赵恒被立为皇太子已是至道元年（995年），而《宋会要辑稿》《皇宋十朝纲要》明确记载刘氏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入韩（国）邸”，两个时间相差12年。其次，刘攽的版本才有“蜀妇人多材慧”“见之，大悦，宠幸专房”“太子近日癯瘠”等赵恒贪恋美色的情节，这些情节在王应版本均未出现，仅“大有宠”三字不能直接指向贪恋情色。其三，王应是赵恒潜邸之臣、刘氏出入王府的亲历者，他的版本具有口述历史的性质；刘攽则是神宗朝具有鲜明党争立场的士大夫史学家，其历史叙述更多政治立场与理念阐释的色彩。相较而言，王应版本应该更接近真实。

抽离刘攽版本贪恋情色的要素之后，王应版本的内容就可能获得重新解读：首先，刘氏不是赵恒主动向龚美索要，而是经张耆推荐入府。其次，既无“材慧”“专房”之说，刘氏“大有宠”及乳母秦氏“恶之”的原因可能均与情色无关，太宗更未干预此事。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刘氏暂时离开王府的去向，刘攽的版本是“置于殿侍张耆之家”，“耆避嫌，为之不敢下直”，这个情节与戒色主题相符；但王应版本中刘氏在张耆家只是暂住，赵恒很就将刘氏安排在独立的馆室中，“王（赵恒）不得已，置于张耆家，以银五挺与之，使筑馆居于外”，这样刘氏离开王府根本不妨碍她与赵恒相聚，甚至为两人密会提供了更方便的条件。

由于史书对刘皇后早期经历的记载十分模糊与可疑，后世史家也多有质疑。张邦炜《宋真宗刘皇后其人其事》已指出《宋史》所载刘皇后家世造伪，刘广丰《关于宋真宗刘皇后身世的几点考述》又注意到刘皇后出入王府时间及改嫁说的记述十分混乱。其实刘皇后出入王府的经历不只是时间上存在问题，更重要是整个故事不符合逻辑与历史情境。

根据最早出自元杂剧《金水桥陈琳抱妆盒》，后经民间长期演绎而形成的故事“狸猫换太子”的描述：赵恒在位时，刘妃与内监郭槐合谋，以添加剥皮狸猫调换李宸妃所生婴儿，李宸妃随被打入冷宫。宋仁宗赵祯即位后，包拯奉旨赴陈州勘察国舅庞煜放赈舞弊案。中途，包拯受理李妃冤案并为其平冤，迎李妃还朝。此事也因此成为经久不衰的典故。但其具体情节多出虚构，与史实不符。

李宸妃原是刘氏的侍女，庄重寡言，据说一次赵恒要洗手，李氏为他端来水盆，赵恒看到她肌肤细润如玉，就同她交谈起来，大约谈得很投机，赵恒就让她做了自己的司寝。一次，李氏对赵恒说，自己梦见有个光脚道士来给她送儿子，赵恒说∶“朕让你好梦成真。”便与她同了床。李氏怀孕生下皇子赵受益（赵祯）后，才被封为县君。又生了一个皇女，却夭折了。此后被进封才人、婉仪，直到临死前不久才得到宸妃的封号。李妃死时，刘太后听政，已是皇帝的仁宗赵祯仍不知道她是自己的生母。直到刘太后死后，这个秘密才得到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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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恒好文学，政事之余，嗜好读书。每次读毕，常有感而发，撰写诗篇，命近臣赓和，被认为是“好文之主”。有《正说》10卷50篇、《奉道诗》10卷、《岁时新咏》3卷、《新编赐东宫御制》50卷（晏殊等编）、《春秋要言》3卷、《承华要略》10卷、《授时要略》12卷。后世总辑有《御制集》300卷，今仅存《玉京集》6卷（明代《道藏》收）。其主要作品如下：

（作品摘选参考资料）

澶渊之盟是宋辽双方历史上的一重大事件。自盟约签订之后，历代对其批评或肯定的意见就一直持续不断，延及现代学术界仍争论不休。

由于着眼点不同，所处立场或历史时期各异，关于澶渊之盟的评价出现各种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的观点。对此，也有学者持全面的客观评价，如王晓波在《宋辽战争论考》中评价：“澶渊之盟是一个不完全平等但又值得肯定的妥协和约，……澶渊之盟顺应了社会历史的发展”。

主词条：永定陵

永定陵位于河南省巩义市蔡庄东北岭上，赵恒于乾兴元年（1022年）葬于此地。墓已被多次盗掘，陵区今存神台、神墙和神门的遗迹。神道处的23对石雕是宋代遗留下来的最完整的作品。章献明肃皇后刘氏、章惠皇后杨氏、章懿皇后李氏合葬，章怀皇后潘氏附葬，章穆皇后郭氏陪葬。

文臣七条碑，嵌于山西省运城市新绛县城绛州大堂内北壁东侧。系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镌刻。因文记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赵恒所作“文武七条戒官吏”中的“文臣七条”而得名。

除与“狸猫换太子”的文学作品相关外，赵恒还广泛出现在杨家将相关题材的小说中，如明代熊大木的《北宋志传》（又名《杨家将》）。

《东都事略》卷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1~卷98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5~卷28

《宋史全文》卷5~卷6

《宋史》卷6~卷8

《宋会要辑稿·帝系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