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尹如圭与好友禹问框积极参加抗日爱国运动，在家乡自发办起了“救亡图书馆”。他捐资收集进步图书几百册，以及从战地拍摄的日本鬼子野蛮踩和屠杀我同胞的《日寇暴行录》等等，深深地吸引着广大热血青年。他们利用星期天，以“时事座谈会”等形式，宣传抗日救亡，传播革命思想。

尹如圭等人还在流光岭、禁山岭和崇山铺等地创办多所民众夜校，组织群众学习“战时书报社”提供的《民众课本》。后又创办《抗日墙报》，将抗日前线的胜利消息和全国各地民众的抗日热潮等情况，用对开大纸书写好，张贴在过往行人集中的崇山铺、流光岭一带，供大家阅读。

1939年，地下党员彭柏林、赵勤来团山、流光岭一带发展党的组织，他们对尹、禹（问）极为赞赏。尹如圭在党组织启发教育下，认识到只有跟共产党走，才能团结御悔，挽救民族危亡。从此，他思想上产生新的飞跃。同年5月，尹如圭由彭柏林、赵勤介绍，加入党的地下组织，不久担任流光岭支部负责人。

1940年秋，中共邵阳地下组织遭到破坏，基层的党组织与上级失去联系。原流光湾区委书记变节自首，并威逼尹如圭一同投案，遭到他的严词拒绝。此后，尹如圭被迫潜往安乡，在滨湖一带以当帮工，做小生意，度过了两年多颠沛流离的生活。这一期间，尹如圭为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而备感调，时常赋诗明志，或贬坪国民党的投降主义路线，他曾在一首诗中，深沉地呼喊：“破国人情朝露危，伤心袖手看何为。联俄或可全孤局，入蜀徒能避一时。”尹如圭主张联苏抗日，反对蒋介石躲到四川消极抵抗的策略。

1943年，尹如圭辗转回到家乡流光岭。其父以为如圭回心转意，也不再责怪其往事。并说：“今后你拿笔杆子宣传抗日，我拿枪杆子和日本侵略者拼，日寇如果敢来太一乡杀人放火，就叫它片甲不归。”尹如圭听后，站起来说：“日本侵略者太残忍了，我虽是文弱书生，胆是“逼”出来的，我也要拿枪杆子，一起干，还望父亲把本分拿出来”。其父不予反对。遂收长短枪枝100多支，集中起来，组成一支300多人的抗日游击大队，尹如圭任大队长。

1944年秋，日军侵犯邵东地域后，尹如圭率抗日游击队，昼伏夜出，出奇制胜地给以抗击。太一乡没有受到侵略者的进犯，乡民称太一乡为“太平乡”。

首战大获全胜后，尹如圭冷静思考，认为鬼子兵绝不会善罢甘休，轻易服输，一定会卷土重来进行报复。不出所料，没过多久，鬼子第二次进犯，100多鬼子兵由湘乡花门楼出发，经关家坳进入邵阳东陆崇山铺。此时，尹如圭早已将部队布阵在日本鬼子必将经过的德仁堂后山上，居高临下，占据了有力地形。可是，由于个别士兵不够冷静，高兴过分，沉不住气提前开枪射击，鬼子自知中计，吓得连忙撤退，未受到太大的创伤。

愚蠢的鬼子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不久，他们开始了第三次进犯。此次日本鬼子调集200多人枪，从湘乡青树坪出发，沿潭宝公路进发，企图越过牛形山，从大路进入尹如圭所驻的邵阳东陆太一乡。他们自认为此路保险系数大，胜算机会多。谁知在老百姓的全力支持下，日本鬼子刚从湘乡出发，尹如圭便得到了确凿情报。尹如圭将部队埋伏在牛形山一段修长峡谷地带的山上。此地山势险峻，道路崎岖，谷地平坦峡长，乃兵家必争之地。日本鬼子傲气十足地进入峡谷后，只见尹如圭一声令下，随即如雨枪弹齐向鬼子兵打去，打得鬼子兵蒙头转向，喊爹喊娘，叽哩哇啦地连连败退，溃不成军。此次交战，游击队大获全胜，打死打伤鬼子兵20多人，活捉日本俘虏2人，并缴获了一批枪枝弹药。从此，骄横的日本鬼子再也不敢贸然进犯，太一乡成了当时邵阳没有遭到日本鬼蹂躏的净土。

1945年，日军无条件投降，抗日游击大队完成了历史使命。尹如圭因抗日有功，在太一乡享有崇高的威望，被民众推选为乡长。但是，他不在乎那一官半职，他对禹问框说过：“新闻事业，是我理想的彼岸！”

1946年，尹如圭与禹问框、陈芸苍一道，以《善汉周报》为基础，在乡间创刊《开平周报》，并发起成立“文化服务社”（主要是为印刷、推销周报服务），揭露国民党制造内战、残害人民的罪行。这样思想内容新颖的周报，很受读者欢迎。

1947年夏，尹如圭和禹问商议，为了扩大《开平周报》的影响，在舆论界取得更重要的地位，将《开平周报》迁到邵阳城出版，由油印的周报改为铅印的日报。《开平周报》迁往邵阳城改为日报以后，不久就遇到很多困难，尤其是经费上的极端困难。为此，尹如圭心急如焚，只得将自己的三亩水田卖掉充做办报经费，以救燃眉之急。恰在这时，国民党三青团主办的《铁报》也因经济困难不能继续维持，于是提出与《开平周报》合并的要求。尹如圭权衡利，提出了三青团保留董事长兼发行人的席位，其余的由我方全权处理。当时，一些人对《开平周报》与《铁报》的合并难以理解，怀疑两报合流另有意图。禹问框因病住院，尹如圭特为此事写信予以解释。两报合并后，改名为《劲报》，名义上打着三青团的招牌，实际上主持工作的是尹如圭和禹问框。尹如圭担任社长，禹问焦任主笔，《劲报》于1947年12月20日正式出版。

合并后的《劲报》同样面临着经费困难，还要顶住反动政府的“禁令”和干预，随时都要担当风险。尹如圭为了《劲报》的生存和发展，四处奔走，筹措经费，广揽人才。他和禹问框跑长沙，通过进步办报人——地下党员孟树德等与省工委取得了联系，得到省工委支持。省工委先后派共产党员叶苓、江鹭、刘少川到邵阳，以《劲报》为掩护，开辟工作，发展党组织。叶苓担任总编辑，江鹭主编副刊，刘少川担任采访部主任。他们在报社成立了党支部，由叶苓任支部书记。党组织对尹如圭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认为他完全具备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1948年7月，党组织再次批准他人党。

当时，在湖南新闻界《劲报》以“敢言”著称，它成为邵阳地下共产党活动的立足点和对敌斗争的武器。到1949年春，整个编辑部完全控制在共产党的手中。由于《劲报》集进步性、战斗性、趣味性于一体，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发行量由600来份上升到5000余份，成为共产党宣传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的一种最好工具。

1948年9月，《劲报》如实报道了辽沈战役我东北野战军全歼蒋介石的王牌军———全部美式装备的第九兵团10万余人，生俘兵团司令廖耀湘（邵阳人）的消息，引起了很大震惊。国民党为此召开党、政、军头头特种情报会议，研究封闭《劲报》，逮捕《劲报》工作人员的问题。报社因此受到多次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尹如圭毫不畏惧，他接受党的派遣，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各阶层，做党的统战工作。当时军统特务赵斌（赵凯）与尹如圭私交甚深，尹如圭有意要他兼任《劲报》经理，这个人不是不可救药的反动分子，于是尹如圭对其以私交晓以大义，多为民众做好事。对驻邵阳的宝永警备司令魏镇和副司令朱涛，尹如圭都向他们做了党的统战工作。因此，魏、宋在会上对国民党中统头子封报、抓人的主张，提出查下消息来源再说，有意把中统的方案以拖延压下来，致使《劲报》能够继续办下去。

1949年4月下旬，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挥师南下。在党的政策的感召下，邵阳东乡的李健中、张大野和南乡莫新春等率领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先后表示愿意起义。尹如圭受中共邵阳县工委的派遣，离开报社，回到家乡，筹备武装以策应他们的起义斗争。他回到家乡后，重新掌握了原由他率领的，现已变成邵阳东乡剿匪总指挥部武装的抗日游击大队。

6月26日，尹如圭率领这支队伍联合李（建中）、张（大野）、莫（新春）部，在邵阳东乡棠下桥（今邵东县棠下桥）宣布起义，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解放总队湘中第二支队（系省工委授予的番号，简称湘中二支队），由他任司令员。当晚，他按照预定的部署，率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插邵阳东乡与祈、衡交界的中一、中二乡，猛袭那里的地主武装，缴获中二乡地主武装的长短枪40余支，重机枪一挺。

6月29日，尹如圭率湘中二支队与李建中、张大野部在仁风乡会师，转战邵、祁、衡边区。部队所到之处，开仓济贫，散发传单，很受群众拥护。雨天农民挑煤渣铺路，晚间持火把相迎。反动派大为震惊，急忙调集大批兵力对刚刚成立不久、立足未稳的湘中二支队进行全面“围”。在水东江等地激战两天，终因众寡悬殊，湘中二支队遭受挫败。尹如圭当机立断，作出化整为零的决定，命令部队紧急疏散，组成多股小分队，以游击战术分散打击敌人。他和副政委叶苓率领司令部警卫队越过衡宝公路，撤往自己熟悉的太一地区。陈奇和国民党军的部队得到情报尾随而来，形成包围圈。

7月16日，在部队孤立无援，又与外界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尹如圭带领部队深夜向万安乡转移。由于二大队有叛徒将部队行动密告了敌军，部队行至廉桥六合亭附近，开至峡谷地段时，遭到伏击，情况万分危机。尹如圭沉着冷静，立即下令一边回击，一边迅速突围。在激战中，一颗无情的子弹打中他的右脚，顿时血流如注，尹如圭几乎昏倒。但他仍然顽强地指挥战斗，在率领部队突围时被敌人发觉，不幸被捕。敌人对他进行威胁利诱，施展各种估俩，迫使他供出组织内幕，下令部队缴械投降。但尹如圭大义漂然，严词怒斥。7月20日清晨，尹如圭被敌人用钝刀折磨而死。

1949年10月10日，邵阳解放。是年12月5日，邵阳各界人士在导群中学举行追悼大会，告慰烈士忠魂。

尹如圭工诗词，其作品慷慨激昂，不作低沉之音。有诗词手稿一卷，由好友禹问樵同志珍藏达40余年之久。1991年，中共邵阳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校编为《尹如圭烈士诗抄》，刊印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