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0年，伯克亚茹克在同穆罕默德·塔帕尔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此后尼查里派的力量一度高涨，活动趋于公开，一些人甚至渗透到苏丹的宫廷和军队。暗杀的威慑使得反对该派的高官显贵们不得不小心警惕、处处设防，甚至有人请求苏丹允许自己带着武器上朝，以防不测。

1221年，阿拉丁继位阿拉穆特堡的首领，时年只有9岁。虽然有记述说他幼年因病医治不当，损伤了大脑，所以性格乖戾。但是他在位期间的主要贡献是对此前多位首领时而偏向逊尼派，时而又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态度进行了调和。在他统治的后期，蒙古人的威胁开始加剧。很多被蒙古人占领地区的伊斯兰学者逃往尼查里派的领地寻求庇护，其中就包括什叶派著名学者图西。图西曾在阿拉穆特和其他几个尼扎里派要塞居住，他把自己关于伦理学的两本著作都题献给自己的庇护者。阿拉穆特和其他几个要塞一时成为繁荣的学术中心。

但对蒙古人来说，尼查里派在波斯北部山区的要塞就是一个个武装的独立王国，也是西征道路上的障碍。旭烈兀西征的目标之一就是铲除尼查里派诸城堡。1255年，阿拉穆特堡一些决意与蒙古人讲和的大臣政变推翻了阿拉丁，拥戴他的儿子鲁坤丁继位。1256年，阿拉穆特堡的主人、继位不到一年时间的鲁坤丁归顺了旭烈兀。但旭烈兀并没有兑现保全尼查里派堡垒的诺言，曾经辉煌的阿拉穆特堡被蒙古军队焚毁，其他各尼查里派要塞也被掳掠。作为逊尼派穆斯林的著名历史学家志费尼对伊斯玛仪派这样的异端邪说深恶痛绝，他作为旭烈兀的随员，见证了阿拉穆特的毁灭。在他的记述中，被旭烈兀的大军扫荡过后，山间的城堡被毁，“没有留下一块彼此相依的基石”，“幽冥中的神匠用残暴之笔在每所住宅的门廊上写下诗句；‘这些，他们的屋舍，是一片废墟。’”按志费尼所说，鲁坤丁及其族人此后尽被杀，“没有留下他和他家族的形迹，他和他的族人仅变成人们嘴上的笑谈、世上的一个传说”。尼查里派的历史直到近代的阿迦汗时期，才再次接续起来。

阿拉穆特陷落之后，尼查里派的政治影响不复存在，但是其信徒散落在波斯、中亚和印度一带，在各个政权的缝隙里生存和发展。1830年前后，波斯国王任命该派的第46伊玛目为库姆的长官，并赐封他为阿迦汗（阿迦意为“尊贵的”）。

此后不久，阿迦汗一世因反对波斯国王离开了波斯。他曾运用自己的宗教影响，在阿富汗和信德地区帮了英国人不少忙，因此他顺利地来到加尔各答，并于1848年定居孟买。因为拒绝阿迦汗的权威，孟买伊斯玛仪派社团（即霍加派）的一些显赫家族于1866年向孟买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限制阿迦汗干预霍加派社团的财产管理和相关管理。在经历了长达25天的聆讯之后，法庭宣布孟买的霍加派社团是印度霍加派社团的一部分，属于什叶派伊斯玛仪支派，他们对伊斯玛仪派伊玛目具有天然的精神忠诚。当前的伊玛目就是阿迦汗一世，他是阿拉穆特堡首领的后代，其传系一直可追溯到先知穆罕默德。该派的追随者，在中世纪时被称作阿萨辛派。这个裁决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霍加派作为伊斯玛仪派一部分的地位，将伊斯玛仪派与历史上的阿萨辛派勾连在了一起，为伊斯玛仪派在现代社会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孟买由此成为伊斯玛仪派重要基地之一。

当年被描述为卑劣邪恶的阿萨辛派，分布在中亚、南亚、非洲、中东、欧洲、美洲的20多个国家里。而他们的领袖、曾令西方人感到恐惧的山中老人的继承人是在西方世界非常活跃的穆斯林社团领袖阿迦汗四世。他1936年出生在日内瓦，先后就读于瑞士著名的Le Rosey私立学校和哈佛大学，1956年继任伊斯玛仪派第49任伊玛目。他不仅着力促进西方社会对伊斯兰教多样化的理解和沟通，还热衷社会发展和文化事业。在他领导下，阿迦汗发展网络项目每年以超过30亿美元的投入，致力于解决非洲、中亚、南亚和中东地区贫困社区的环境保护、教育、卫生、文化和经济发展。其下属的阿迦汗基金会在英国、瑞士、印度、美国等地尤其活跃，并在全球范围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阿拉穆特诸伊玛目后裔的阿迦汗四世因为对国际社会的贡献，获得了无数的勋章和奖项，活跃在西方的伊斯玛仪派社团也成为伊斯兰教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最佳典范。

尼扎里耶派的教义基本上与伊斯玛仪派相同。主要遵奉隐遁伊玛目教义和《古兰经》隐义说。该派的首领自诩是“隐遁伊玛目”意志的代表和执行者。第四世首领哈桑·本·穆罕默德(1162～1166在位)自称是从安拉那里得到无限权力的伊玛目，于1164年提出“精神复生论”（即复生教义），并在阿拉穆特堡举行大复生节(Qiyamah al—Qiyamat)，宣称世界末日已经到来，新的时代就要开始，死者的精神将复活，真理将在作为安拉精神实体的伊玛目身上显示出来，奉安拉之命行使末日审判，只有能领悟真理者，灵魂才能进入天园。

（资料来源）

第六世首领杰拉勒丁·哈桑·本·穆罕默德(1210～1220在位)反对“精神复生论”，下令信徒履行宗教功课和遵守教法，倡导到麦加朝觐，并表面承认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领袖地位，停止恐怖活动，遭到该派一些上层和信徒的反对。第七世首领阿拉丁·穆罕默德(1220～1255在位)又恢复了该派的教义主张和恐怖活动。该派的首领有的自称为“霍加”、“伊玛目”。

该派由总传道师、大传道师、传道师、菲达因首领组成领导集团，其宗教上层称为“知秘者”、一般信徒对首领要无条件地绝对服从。他们熟知教派的政治目的和斗争策略。总传道师是尼查里派的最高领袖，其主要职责是领导并委派大传道师分赴各地传播该派教义。该派的中层领导为大传道师，他们直接接受总传道师的统一领导并负责某一地区的具体传教活动。总传道师通过往返于大本营及各地的信鸽，能迅速获得情报或传达命令。该派注重宜教活动，其传道师多为受过专门教育的宗教学者。阿拉穆特总部和叙利亚分部均设有图书馆、观象台、网罗该派学者进行教义和天文研究，编写宣教书和占星学等著作。

1095，年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号召基督徒向地中海沿岸地区进军，把失落的圣地耶路撒冷从穆斯林手中解救出来。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由此开始。尼查里派在叙利亚地区的扩张中与十字军相遇了。

十字军东征往往被理解为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第一次大规模的正面相遇和冲突。从有关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出，十字军曾在很多地区遭到穆斯林的顽强抵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整个穆斯林世界对十字军有着一致的态度。正如十字军是来自多个西欧封建国家、有着不同利益诉求的基督徒组成的一样，他们所面对的也不是一个统一的伊斯兰世界，而是有着各自利益诉求的穆斯林人群，其多样性不亚于基督徒一方。

从当时的状况来看，阿拔斯帝国已经非常衰弱，主宰大局的塞尔柱突厥人因为内部的争斗，权力不断分化，一些远离帝国行政中心的地区或被塞尔柱人分裂力量主宰，或是被当地军阀控制，逐渐独立或半独立。可以说，在12世纪初的叙利亚地区，存在着阿拉伯军阀与突厥军阀，穆斯林与当地的基督徒，本地的叙利亚人与阿拉伯人、库尔德人，逊尼派与什叶派派，什叶派中的尼查里派、法蒂玛王朝的伊斯玛仪派还有德鲁兹派的复杂斗争，各种势力都试图在这里争得自己的一席之地。而高山深谷，间以沙漠的险峻地貌促生了一个又一个独立的小王国。面对日益逼近的十字军，穆斯林缺乏必要的团结，这致使十字军从北部的安条支（Antioch）侵入，轻取叙利亚海岸，于1099年击败才从塞尔柱人手中夺取耶路撒冷的法蒂玛王朝的军队，占领了耶路撒冷，并陆续建立了艾德萨（Edessa），安条支，的黎波里（Tripoli）和耶路撒冷四个小国。

出于同样的原因，尼查里派在波斯北部的要塞中站稳脚跟之后，因为毗邻的伊拉克地区平坦少山，不利于隐蔽和出击，开始把叙利亚地区作为传播其教义的最佳地点。十字军入侵叙利亚后，社会动乱，埃及和波斯的尼查里派传教师利用这一时机，将势力扩及叙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山区。阿拉穆特堡派出的代理人在阿勒颇和大马士革之间活动，他们以各种身份混迹于分裂的小政权之中，合纵连横，扩大自己势力范围。为了达到目的，尼查里派暗杀了多个地区的统治者或显贵。12世纪初，该派在阿勒颇建立传道会和菲达因组织，大批什叶派信徒加入这一组织，当地埃米尔里德旺·伊本·突杜什(?～1113)也成为该派的信徒，并利用该派杀死政敌。

1106年，为了取信于阿勒颇南边的城市阿法米亚的统治者、而后伺机夺取该城，尼查里派决定袭击临近的十字军。但是安条支的十字军统帅坦克雷德先行下手，对阿法米亚发动进攻，迫使该城投降，包括尼查里派叙利亚分支首领阿布·塔希尔在内的一些尼扎里派被俘。在交纳赎金后，他们被释放，返回阿勒颇。尼扎里派与十字军的这次正面相遇并没有把他们的注意力从此转移到基督徒身上来，他们当下的目标依然是攫取根据地，而最终的目标依然是击败塞尔柱人，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主宰者。

尼查里派的这一目标使得它从来没有把十字军当做真正的敌人。相反，它在多个地方势力之间求生存的方式使它的行动时常会阻碍反十字军的战争。1111年，摩苏尔地区的塞尔柱埃米尔毛杜德率兵前往阿勒颇，协助叙利亚穆斯林对抗十字军。里德旺担心自己的权力受到损害，于是和尼查里派联合对抗毛杜德。1113年，尼查里派暗杀了毛杜德，使他的军事活动中断。

1126年，大马士革长官突格特勒正式承认该派，并把阻击十字军的前哨阵地巴尼亚斯要塞让给他们固守。至1140年，尼查里派已据有努赛里叶山东侧的麦绥叶德以及叙利亚北部的凯海夫、盖德木斯、欧莱盖等地的堡垒。

叙利亚地区尼扎里派的发展在阿拉穆特堡派遣来的拉希德丁•锡南（卒于1193）领导时期达到鼎盛。他们称自己的首领为谢赫。而在阿拉伯语中，谢赫既指生理年龄较长之人，同时也有长老、领导人的含义。与其打交道的十字军在记述中将谢赫理解为第一种含义，所谓山中老人的称呼也就由此而来。只是波斯尼扎里派从未用谢赫称呼自己的首领。把阿拉穆特堡的主人称呼为山中老人，这一谬误来自于马克·波罗，他的记述使后人认为所谓山中老人才是尼扎里派真正的领袖，并演绎出各种传说。

锡南不仅精通伊斯玛仪派教义，还是个足智多谋的战略家。在面临十字军、突厥人主宰的赞吉王朝和萨拉丁创立的阿尤布王朝三大势力的情况下，他一方面沿用尼扎里派的传统手段，培训了一支勇猛的敢死队（fidā'ī），一方面采取连纵策略，促使叙利亚尼扎里派影响不断扩大，一度脱离了阿拉穆特的领导。

1169年，锡南对该派进行改组，以麦绥叶德为该派的大本营。该派采取多变的策略，时而联合十字军，打击穆斯林封建主，时而与穆斯林封建主结盟，对付十字军。叙利亚的尼查里派对政敌仍用暗杀手段，该派先后杀死了霍姆斯和大马士革长官、法蒂玛王朝哈里发阿米尔、十字军的黎波里王雷蒙二世和耶路撒冷王国国王康拉德。他们曾两次暗杀萨拉丁未遂。后萨拉丁与该派谢赫拉希德丁·锡南订立和约。

锡南领导叙利亚尼扎里派前期，正值日后因为抗击十字军而声名远播的萨拉丁崛起。相比只是在零星地区对尼查里派进行攻击的十字军，萨拉丁带给尼扎里派的威胁更大，因此希南着力与十字军维持和平的关系。在一些要塞被十字军攻打之后，希南选择向圣殿骑士交纳贡赋。1173年，希南还向耶路撒冷王国派出使团，请求免除这一贡赋，并得到了国王阿马里克一世的同意。只是圣殿骑士团直接对教皇负责，阿马里克一世的同意根本没有得到他们的认可，协议无果而终。

正是由于锡南与十字军的频繁接触，锡南成为最早被西方文献记载的“山中老人”，并有很多故事传世。据说有一次香槟伯爵亨利二世拜会锡南，锡南宣称他的门徒对他的忠实度远远高于基督徒对亨利二世的忠实。为了证实这一点，他令两名费达伊爬上高塔后跳了下来，摔了个粉身碎骨。不管这个故事的真实程度如何，但至少说明一点，就是十字军与尼查里派并不是剑拔弩张，处于绝对的敌对状态。所谓“暗杀派”从来未曾不加分别地把基督徒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

在叙利亚地区的争夺当中，没有永远的敌人和朋友。1171年，萨拉丁消灭了阿拔斯人的对手法蒂玛王朝，再次统一了从叙利亚到埃及的广阔地区。他在道义上得到了阿拔斯哈里发的支持，着手联合穆斯林，共同对抗十字军。对于强敌萨拉丁，锡南曾在1174和1176年两次派出刺客。暗杀失败后，萨拉丁攻入尼查里派领地，围攻其麦绥叶德要塞。而临近该要塞的哈马，其地方长官是萨拉丁的母舅，他一直想和尼查里派维持和平关系。在他的调解下，萨拉丁与希南达成了停战协议，在此后的20多年中双方再无战事。

据说第一个被尼查里派直接刺杀的基督徒，是耶路撒冷王国国王蒙费拉（Conrad of Montferrat）。1192年4月，两个伪装成基督教僧侣的尼查里派杀手暗杀了他。一些穆斯林史学家和十字军史学家认为此次暗杀是受第三次十字军的统帅之一、英国国王狮心理查所指使。蒙费拉去世后仅一个星期，理查的外甥香槟伯爵亨利即迎娶了他的遗孀、成为耶路撒冷国王，似乎反证了这一说法。但是也有人认为是尼查里派为了帮助萨拉丁实施了这次暗杀。这件事给十字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有参与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编年史家几乎都对这一事件记述过一二。

在锡南之后，阿拉穆特堡又恢复了对叙利亚尼扎里社团的领导权。当时阿拉穆特堡经过大复生之后，努力重归逊尼派的正统队伍，这使其与阿尤布王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1213年，叙利亚费达伊暗杀了安条支国王博希蒙德的幼子。博希蒙德围攻尼扎里派的哈瓦比要塞，在萨拉丁之子马立克·扎希尔出兵协助下，尼查里派才得以解围。

活动在逊尼派穆斯林统治者和基督徒君主之间尼扎里派已经惯于在缝隙中寻求自己的利益。1227年，神圣罗马皇帝腓特烈率军进行了第六次十字军东征。他派特使向叙利亚尼查里派的首领马吉德丁送去了8万第纳尔的礼物，愿与对方维持和平状态。但腓特烈与尼查里派之间的交易引发了医院骑士团的不满。在向尼扎里派索取贡赋未果之后，他们进攻并洗劫了尼扎里派。1228年，叙利亚尼扎里派开始向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同时交纳贡赋，双方由此维持着某种和平盟约的关系，作为回报，阿萨辛派曾对医院骑士团的数位仇敌实施暗杀。以“守贫、服从”和保护基督徒朝圣者为宗旨的骑士团与穆斯林的这种关系让教皇格里高利九世盛怒不已。1236年，他专门致信自己在圣地的代表，对此进行了严厉谴责。关于尼查里派与十字军交往的最后记录，是在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率领的第七次十字军东征（1248-1254）时期。尼扎里派派遣使节同路易九世会面，要求他缴纳贡赋给尼查里派首领，或是免除长期以来尼查里派向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交纳的贡赋，并联手对付蒙古人。但是此时的路易九世，更倾向于与蒙古人结盟以共同对付穆斯林，因此会面无果而终。此时作为尼扎里派北部屏障的花拉子模国已经被蒙古人消灭，尼查里派在波斯地区的堡垒很快被蒙古人攻陷。到了1268年，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苏丹贝巴尔灭掉了安条支公国，1270年叙利亚地区的尼查里派也被他彻底击败。尼查里派与十字军的交往从此结束。

十字军与叙利亚尼查里派的相遇，是此后关于阿萨辛派和山中老人等神秘传说和记述的开始。在12世纪中期，由于拉希德丁•锡南与十字军的交往不断增多，在众多西方旅行者、外交使节和十字军编年史家的笔下，开始出现“山中老人”一词，并开始以“assassin”一词的各种变体来称呼其追随者。虽然尼查里派的暗杀往往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但是给欧洲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最初是他们狂热的献身精神，因此欧洲中世纪常有情书或是情诗以阿萨辛为比喻，显示自己对对方无保留的爱。但丁的《神曲》中也曾提到“充满危险的暗杀”。到14世纪左右，阿萨辛一词已经在欧洲多种语言中出现，专指出于狂热或是贪婪的目的，以秘密或是背叛的方式杀害某个公众人物。

基督教世界对尼查里派研究的兴趣是与其历史发展相关联的。宗教改革、宗教战争、欧洲内部的纷争，都成为培育暗杀与阴谋论的土壤。此后，法国大革命再次让公众对于阴谋与谋杀的问题产生了兴趣。1809年5月，著名东方学家、阿拉伯语学者西尔维斯特·德·萨西（Silverstre de Sacy）在法兰西学院作了一场名为“关于阿萨辛王朝及其名称的语源学研究报告”。在报告中，他论证说阿萨辛是阿拉伯语中大麻（Hashīsh）一词的变体。虽然他没有认为所谓阿萨辛派就是嗜食大麻的瘾君子，但是他解释说，该派别的首领会秘密地使用大麻，让自己派出的使者相信成功完成任务之后，能够享受到与此类似的天堂般的愉悦。他对阿萨辛派名称的这种解释与马可波罗记述的麻药联系在了一起，并流传广泛。此后的很多研究都引用了他的观点。在现有的一些中文著作和工具书中，也援引了这种看法。

到了20世纪，著名的东方学家伯纳德·刘易斯对德·萨西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尽管这种解释出现早、流传面广，但是属实的可能性却并不大”。原因在于大麻的使用及其效果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秘密；使用大麻这样的做法在严肃的逊尼派作家和伊斯玛仪派的记载中都无法得到验证；并且hashīshī这样的名称，也仅流行在叙利亚地区，作为尼扎里派大本营的波斯地区并不使用这一词汇。而伊斯玛仪研究所的法尔哈德·达夫塔里先后在多本有关伊斯玛仪派的著作中指出，阿萨辛这一称呼来源于法蒂玛王朝伊斯玛仪派和逊尼派对尼扎里派的蔑称“hashīshī”。这一蔑称寓意为“粗俗的下等人”、“被社会抛弃的无信仰者”，并不具体地指代吸食大麻。因此，这一名称显示了当时穆斯林主流对伊斯玛仪派普遍的敌意，也是欧洲对于东方的某种神秘幻想所致。对伊斯玛仪派深恶痛绝的逊尼派史学家志费尼曾详细描写尼扎里派的各种“罪状”，但是他的书中从来没有提到吸食大麻、或是尼查里派首领以大麻为诱惑来鼓励暗杀者，这也是大麻传说可能有误的证据之一。

至于山中老人的称呼，除过最初的首领，阿拉穆特堡的主人及其继任者均以隐遁伊玛目及其后代自居，从来没有被称呼为后来被误传为山中老人的谢赫。马可波罗的记述将叙利亚尼查里派首领的称呼和阿拉穆特堡的主人联系在一起，引发了此后几个世纪的误解，并演绎出很多以山中老人为主人公的种种传说。从尼查里派的历史可以看出，尼查里派确实以暗杀作为自己的斗争手段，但是其暗杀对象主要是同为穆斯林的逊尼派高官显贵和宗教权威，他们不袭击十二伊玛目派或是什叶派其他支派的成员，也不对当地土著的基督徒和犹太人下手。他们对叙利亚地区的十字军发动过不多的几次暗杀，但是似乎都是为了博取其他穆斯林的信任。虽然欧洲文献里渲染了他们的巨大危险，但他们的目的从来不是针对十字军，更未作为穆斯林的代表与基督徒形成正面和直接的对抗。

虽然当时伊斯兰教已经产生了数个世纪，但基督教世界对伊斯兰世界及其各个支派仍缺乏系统和详细的了解。这一知识上的局限让十字军只知道所谓阿萨辛派是叙利亚地区的一个派别，但是并不了解它在伊斯兰教里所处的位置，以及它同其他穆斯林统治地区的关联。与穆斯林对抗中的失利也使相关各种记载不免夸大了尼查里派的影响与作用。实际上，尼查里派信徒大多是山区和附近村庄的居民，或是城镇地区的小手工业者。对有些追随者来说，尼查里派的学说和行动是粉碎令人憎恨的权威，重建旧秩序或者建立新秩序的手段，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它不过是在大地上接近真主的唯一途径；而统治者则用它来维持地方性政权的独立，并视其为弱势群体建立一个大帝国的最佳路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对于逊尼派穆斯林还是基督徒，尼查里派都被视为对现存政治、社会和宗教秩序的巨大威胁，而此后关于它种种神秘而邪恶的传说，也正是这一威胁的直接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