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出现的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说。这种见解开始重视个性因素，对于纠正上述庸俗社会学的影响和类型化、概念化倾向有一定作用，但仍未能把握典型的特征。因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把事物的最一般属性看作典型的本质，并不能把典型形象与一般形象区别开来，而且把一个活鲜鲜的艺术生命整体——典型，机械地划分这是个性、那是共性，实际上也是行不通的，仍带有机械唯物论的阴影。

出于对“阶级论典型”说和“共性与个性统一”说的怀疑，有人提出了“共名”说。认为典型不仅活在书本上，而且流行在生活中，成了人们用来称呼某些人的“共名”。它是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仿效的榜样，是人物塑造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的标志。此说在研究方法上别开生面，不是就典型本身论典型，而是企图从艺术形象的审美效果上去判定是否是典型，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是，由于“共名”说对典型的本质缺乏必要的理论概括，不易为人把握，仅以是否广泛流传作为判定典型的标准，也未见周密，仅从普遍性判定典型也容易回到类型说老路上去。

于是又有人寻找新途径，提出了“必然与偶然的联系说”。此说认为对典型的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不能仅作静止、抽象的理解，而应深入到比共性与个性的统一范畴更深的层次中，即放到本质与现象、必然与偶然的范畴上来考察。典型之所以具有个性体现共性的特点，其实质正在于在偶然的现象中体现必然性的本质或规律。

这里以运动的而不是静止的观点透视典型，在解释典型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方面是比“共性与个性统一”说前进了一步，但“必然与偶然”，仍然是世间一切事物的普遍联系，仍不足以揭示典型的本质。

“文化大革命”后，由于人们对过去政治化、公式化文艺的反感，所以第一个出现的新观点便是“个性出典型”。虽然对消除“四人帮”的反动影响有一定作用，但这个观点从理论上看不过是跳到另一极上来反对这一极。思路上总是在共性与个性两极之间徘徊，并未跳出“共性与个性统一”说的格局。

20世纪80年代，人们以“中介一特殊”说，打破了典型研究的困境。此说认为，哲学为了便于解释复杂的事物，往往使用三个概念：个别、特殊、一般。“特殊”是个别与一般的中间环节，又叫“中介”，典型就是这个“中介”。典型包含有个别的因素，但又不是个别；典型包含有普遍的因素，但又不是普遍；它是处于个别与一般之间的一个特殊层次。逻辑范畴的“特殊”揭示了典型的深层本质：典型即“特殊”。“特殊”对个别而言是本质，对本质而言又是现象；个别对一般而言是远离本质的现象， “特殊”较之于个别对一般而言，则是更加切近本质的现象。

“中介一特殊”说的观察视角虽然仍用哲学切人法，但邑不是生硬地，运用哲学范畴去硬套文艺现象，而是一种具体的辩证分析。它的出现·，使典型研究终于跳出了机械唯物论的纠缠，获得了生机。这些见解从不同角度，逐步逼近了典型的本质和特征，丰富了典型理论。但是，典型作为一种文学形象，一种审美形态，为什么偏要以哲学的眼光来审视呢?人类为什么不应当首先把它当作一种美学现实，用审美的眼光直接去把握它的本质呢?

文学典型作为符合人类审美理想的一种范型模式，文学形象的一种高级形态，它是指写实型作品言语系统中呈现的、显出特征的、富于审美魅力的、含有丰厚历史意蕴的性格，又称为典型人物或典型性格。文学典型一般应呈现如下美学特征：

典型的特征性

马克思在《致斐·拉萨尔》的信中批评他说： “我感到遗憾的是，在性格的描写方面看不到什么特出的东西。”从这里，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审视典型的一个重要原则，即特征性原则。这是典型必备的美学特点。“特征”(charakteristische)的概念，是由德国艺术史家希尔特(hirt，1759～1839)提出来的。

所谓“特征”，是指“组成本质的那些个别标志”，是“艺术形象中个别细节把所要表现的内容突出地表现出来的那种妥帖性”。在希尔特的启发下，黑格尔把“特征性”当作艺术创作的重要原理加以提倡。从外延看，“特征”可以是一句话、一个细节、一个场景、一个事物、一个人物、一种人物关系等。

就内涵而言，“特征”具有两种属性：其一，它的外在形象极其具体、生动、独特；其二，它通过外在形象所表现的内在本质又是极其深刻和丰富的。“特征”是生活的一个凝聚点，现象和本质在这里相连，个别与一般在这里重合，形与神在这里统一，意与象在这里聚首，情与理在这里交融。作家在创造典型时，只要能准确地捕捉到这个“凝聚点”，加以强化、扩大和生发，就可以成功地塑造出典型来。所以，我们把作家抓住生活中最富有特征性的东西，加以艺术强化、生发的过程，叫做“特征化”。

典型的创造是通过特征化实现的，“特征化”在艺术表现中显示了巨大的能量。高明的作家可能通过特征化把上述的各个因素，单独地变为传世之作。如陆游的《示儿》，把临终的遗言变成千古名篇；契诃夫把“打喷嚏”一个细节，生发成一篇名扬四海的小说；杜甫的《兵车行》，是通过一个场景，给我们留下大唐帝国穷兵黩武给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历史画卷；鲁迅通过人血馒头治痨病这件事，揭示了中华民族深刻的历史教训和悲剧命运的根源；尤涅斯库在《秃头歌女》中，通过“夫妻对面不相识”的人际关系，让你产生透心的悲凉。也就是说，上述诸因素无论哪一种被“特征化”了，都可以产生不朽之作。

所以巴尔扎克说：“特征”的特点在于“用最小的面积惊人地集中了最大量的思想”。而文学典型的特征化原则，是要求调动这一切方面特征化的表现力为形成文学 典型的“特征性”服务。这样，对文学典型的“特征性”，就要分两个层次来理解了。

首先，文学典型必须具有贯穿其全部活动的总特征。黑格尔认 为：“性格的特殊性中应该有一个主要的方面作为统治方面”，它就是能“把一切都融贯成为一个整体的那种深入渗透到一切的个性……这种个性就是所言所行的同一泉源，从这个泉源派生出每一句话，乃至思想、行为举止的每一个特征”。也就是说，一个人物性格的最基本方面可以形成这个人物个性的“总特征”。为什么有的学者把典型称为“共名”呢?就是因为真正的文学典型，都必须具有鲜明的“总特征”。

鲁迅笔下的阿Q，他的“精神胜利法”就是这种“总特征”。他自己一贫如洗，他就想“我儿子会阔得多啦”，骂了别人，觉得自己胜利了。他头上有癞疮疤，人家拿他开玩笑，开始他“怒目而视”，后就对人说： “你还不配”。他被人打了，他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他又心满意足地走了。直到最终人家要杀了他了，他还为状纸上的 圆圈画得不圆而羞愧，后来他想“孙子才画得很圆很圆呢”，于是他睡着了。阿q的许多行为都与他的“精神胜利法”息息相关。

此外，像林黛玉的“多愁善感”，像薛宝钗的“世故圆滑”，像王熙 凤的“心狠手辣”等等都是这些典型的“总特征”，使人物成为独特的“这一个”，成为一个鲜·活的富有魅力的生命。所以法国文艺理论家泰纳(hippolyteadolphetaine，1828—1893)也说：“可见艺术品的本质在于把一个对象的基本特征，至少是重要的特征，表现得越占主导地位越好，越显明越好”。

其次，文学典型还必须具有在总特征制约下的丰富多彩的局部特征。如果一个人物只有总特征，而没有丰富多彩的局部特征。那么这个人物即使写得好，也不过是一个单色人物，又称为“扁平人 物”，常表现为某种类型化倾向，是人类叙事文学不甚发达阶段上的产物。

虽然类型化典型和“扁平人物”至今仍有巨大的审美价值，但是自19世纪以来，叙事文学的人物描写毕竟达到了更高的境界。人物性格由单一到复杂，像托尔斯泰那样，使人物性格从心 灵到行动都得到了多层次、多侧面的展现。

安娜·卡列尼娜的性格展现了女人——这种上帝的杰作所包含的母性、妻性、女儿性的全部丰美的意蕴及其生命的奇光异彩。叙事文学的艺术至境追求已经发展到要塑造性格复杂丰满的“圆整人物”的阶段。

黑格尔早就对这种理想的“范型模式”作了呼唤，他说： “性格同时仍需保持生动性和完满性，使个别人物有余地可以向多方面流露他的性格，适应各种各样的情境，把一种本身发展完满的内心世界的丰富多彩性显示于丰富多彩的表现。”黑格尔的意思是说，典型人物的性格不仅要鲜活，而且一定展现人物性格的丰富多彩和多重结合。通过局部特征性，塑造一种十分立体的、呼之欲出“圆整人物”。鲁迅 笔下的阿q形象，可以说已经达到了这样的高度。

有人发现，阿Q的性格中竟有十组矛盾着的侧面：

(1)质朴愚昧但又圆滑无赖；(2)率真任性而又正统卫道；(3)自尊自大而又自轻自贱；(4)争强好胜但又忍辱屈从；(5)狭隘保守但又盲目趋时；(6)排斥异端而又向往革命；(7)憎恶权势而又趋炎附势；(8)蛮横霸道而又懦弱卑怯；(9)敏感禁忌而又麻木健忘；(10)不满现状但又安于现状，呈现了丰富多彩的性格内涵。

然而阿Q并不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所有这些矛盾着的侧面，都是一个被压迫的奴隶，带着其“精神奴役的创伤”，在不同的生活境遇里的必然的反应，而每一种性格特征后面，都能透射出一道历史的折光，包含着深厚的历史内涵。文学典型就是这样，在鲜明的整体特征和丰富的局部特征的展示中，成为一个立体的“圆整人物”，成为显示出无穷魅力的个性。

历史意蕴

人类之所以创造典型这种艺术至境形态，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是想“从他本身召唤出来的东西”中，“认出他自己”，是为了“观照自己、认识自己，思考自己”，因而人类希望能从典型中“欣赏的只是他自己的外在现实”，典型应当为人类“自己而存在”。说到底，人类创造典型，是为了人类“直观自身”的审美需要，追求的是典型所应该具有的审美认识价值，看一看人是怎样在历史和现实中生活的，以及历史和现实的本来面貌如何。这样，凡是世界公认的典型，总是通过丰富多彩的性格刻画，同时显示了“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从而葆有丰厚的历史意蕴。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果戈理(1809～1852)的《死魂灵》，创造了一系列形形色色的地主的典型形象：有表面上温文尔雅而实际上头脑空虚、懒惰成性的玛尼罗夫，有知识贫乏但却善于经营的女地主科罗皤契加，有惹是生非的无赖罗士特莱夫，有笨拙而凶狠的恶棍梭巴开维支，还有贪婪悭吝的守财奴泼留希金。作者就是通过对这群丑类的刻画，揭露和谴责了农奴主阶级寄生腐朽的本质，从精神道德的高度批判了这些人人性的丧失，指出他们不配有更好的命运，等待他们的必然是农奴制的崩溃和灭亡，他们不过是即将进入坟墓的“死魂灵”，俄国的历史必将进入新的一页，从而显示了“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在俄国的历史和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鲁迅笔下的阿Q这个典型， 同样表现了巨大的思想深度和丰厚的历史意蕴。在阿Q的悲剧命 运里，就有道不尽的“思想”。仅就大的方面讲有： (1)对中国国民性的痼疾的认识； (2)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和历史教训的总结；(3)对辛亥革命时期历史面貌的认识和中国农村各阶层状况的分析；(4)对农民革命的必然性和盲动性的准确揭示；(5)对“阿Q相”和“精神胜利”的批判；(6)以及由以上方面所显示的作家思想的睿智、人道的情怀和爱国的赤诚等等。沈雁冰(茅盾)甚至认为，他还有全人类的意义。总之，他是一个说不完道不尽的阿Q。不读阿Q，何以了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不读阿Q，怎能知道中国人曾经有过怎样屈辱的历史和苦难的人生!这便是典型提供的丰厚的历史意蕴。

典型的艺术魅力

典型的艺术魅力，主要来自典型独特的审美效果。这种审美效果，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文学典型以人的生命形式而呈现出无穷魅力。美国现代美学家苏珊·朗格(susannek．langer)认为，艺术是一种生命形式，因此它能“激发人们的美感”。而典型却是按人自身的生命形式创造的艺术形象，因而分外具有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特别具有满足人类在最充分的意义上“直观自身”的审美价值。这种艺术魅力首先在于典型以人的生命形式所展现的生命的斑斓色彩。文学典型给人提供的精神世界是如此丰富，往往令读者叹为观止。

例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她的一颗心显得那样晶莹、那样高洁、那样美丽可爱。那是聪慧过人的、诗意充盈的、柔情万种的、富于幻想的、向往着美好爱情的少女之心；又是敏感多思的、眼光超越的、痛苦忧伤的、缠绵悱恻的、向往着自由和舒展个性的诗人之心；还是一颗饱读诗书的、超凡脱俗的、峻逸高洁的、孤独自傲的、宁折不弯的富于东方文化特色的士子之心。

然而这颗心仍出自肉眼凡胎支配的世俗环境，便给这颗心打上了历史的社会的烙印。这使她既有贵族少女的孤僻、乖张，又有着世俗女子的软弱和小性儿。这就使她的恋爱史，几乎成了不断的拌嘴、误解和流泪的历史；使她的叛逆和反抗多存在于心灵的领域，并很难冲破封建礼教的规范，因而只能是无济于事的仅以眼泪和生命相拼的反抗。然而林黛玉灵魂的这一面，从艺术上看，无疑又增添了林黛玉性格的悲剧美，表现了性格的多侧面，以其性格的世俗性与非世俗性的矛盾，拓展了生命的张力，更显得有血有肉，丰富多彩，而具有无穷的艺术魅力。

然而性格的魅力更来自作家塑造的灵魂的深度。即它在何种程度上表达了人类解放自身的要求和改变现存秩序的愿望。黑格尔说：“一个艺术家的地位愈高，他也就愈深刻地表现出心情和灵魂的深度。”由于“这种心情和灵魂的深度却不是一望可知的，而是要靠艺术家沉浸到外在和内在世界里去深入探索，才能认识到”，因此这种“灵魂的深度”一方面是作家的慧眼所在，是作家艺术家超越群侪的标志；另一方面又是文学典型之所以称为文学典型的必备品格。

林黛玉所具有的情感和灵魂的深度，是震撼人心的。她以热烈执着的情感表达的对爱情自由的憧憬，是人类自身解放愿望的体现；然而林黛玉却不是如崔莺莺那样的“爱情鸟”，而是具有全不把贵族阶级的富贵尊荣、仕途经济放在眼里的富于叛逆的性格。 她之所以一往情深地把爱情献给贾宝玉，就是因为宝玉乃是她志同道合的知己。

于是这对贵族青年的爱情故事，便具有了追求个人自由幸福的民主化色彩，他们的反叛，也具有了使封建阶级后继无人的深度，而这两者，都符合历史的发展方向，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此外，林黛玉这样美丽的灵魂、这样美好的爱情却被封建社会、封建家族给绞杀了，正说明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家族的反人 性、反人道的性质。这不仅可以激起人们对现存社会的愤慨，而且明显可以增强人们对封建社会反动本质的认识。作家就是这样通过对林黛玉的情感和灵魂的细致刻画，显示了一种历史的深度、批判的深度和审美认识的深度。

文学典型正是具有了这种“灵魂的深度”，才使它更为闪光夺目。正是上述性格的丰富性和“灵魂的深度”，才使典型这种和人类自身一样的“生命形式”，更具有艺术魅力。

第二，典型的艺术魅力还来自它的真实性。这是艺术创造的原则，更是马克思主义典型观的核心命题，它为艺术典型规定了严格的历史尺度。要求典型具有的真实性，应含有更丰富深刻的历史意蕴。他们提倡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希望通过卓越的个性刻画能揭示出更多的政治和社会的真理，体现出历史的必然趋势。

上述的像阿Q、林黛玉这样的典型，当他们以扑面而来的“特征性”进入我们视野的时候，便能以他们所揭示的现实关系的真相、真理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由于这些典型所揭示的真理、真相十分深刻，不仅与读者尚处于感性状态的生活体验相一致，而且还能帮助读者把他对生活的体验提高一步，从而把握了社会生活更深层次的本质，弄清了真相，懂得了真理。

于是，读者便会为典型的真实性拍案叫绝，形成一种震撼灵魂的审美激动，产生一种刻骨铭心的艺术感染，使人终生难忘。所以符合历史尺度的真实性，历来是典型塑造的最高追求，也是典型具有艺术魅力的第一位元素。巴尔扎克说：“获得全世界闻名的不朽的成功的秘密在于真实。”

值得说明的是，文学典型的真实性呈现的艺术魅力，并非仅在于它符合历史的尺度，还在于作家人格的真诚。真诚也是典型真实性的一个侧面，透过典型总是折射出作家最真诚的人格态度和情感评价。

《庄子·渔父》中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文学典型，还是作家人格和情感“精诚之至”的表现。阿Q的形象之所以那样感人至深，是因阿Q的背后分明站着一个爱恨交织的鲁迅，他那“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态度，犹如一个慈爱的母亲流着泪去鞭打那个她倾注着厚爱的不争气的儿子，透过阿Q可悲可笑的“行状”，我们仍能体会到他那特有的“哀”和“怒”，这是因为在作家冷峻幽默的背后，还有一颗滚烫的心，一个“精诚之至”的爱国者所特有的伟大人格。由于这种人格感人之至，因而它所铸造的典型也华光四射、感人之至，与典型的历史的真实，汇为一种夺魂摄魄的真实性，辐射着无穷的艺术魅力。

合乎理想

黑格尔说： “艺术可以表现神圣的理想。”所以，他把典型直接称为“理想” ，并且认为它高于自然中的原型。这是因为典型是“从心灵生发的”，“在心灵土壤中长着的，受过心灵洗礼的”，“符合心灵(愿望)的创造品”，这“比起任何未经心灵渗透的自然产品要高一 层”。这里所说的“理想”，实际上就是人类的审美理想，而典型便是人类根据审美理想的范型模式创造的艺术至境形态，它已不是自然形态的东西，而是合乎人类心灵愿望的审美的升华物了。

前述一般艺术形象已具有这样的性质，文学典型则更集中地体现了审美理想。老舍在描述典型塑造的审美升华过程时这样写道：“创造是被这表现力催促着前进，非到极精不能满足自己。心灵里燃烧着，生命在艺术境域中活着，为要满足自己把宇宙擒在手里，深了还要深，美了还要美，非登峰造极不足消减渴望。”显然，上述文学典型那样丰满深刻，性格的光辉那样璀璨夺目，实际上便是这样“深了还要深，美了还要美”的审美升华的结果，是人类的艺术创造力在一定的历史时空中，把他们的审美理想张扬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的体现。由于文学典型总是登峰造极地体现着审美理想，所以，审美理想的魅力，也构成了文学典型的魅力。

新颖性

新颖性就是典型塑造的独创性。在文学典型的画廊里，绝不允许重复。别林斯基认为，在真正的艺术里， “一切形象都是新鲜的，具有独创性的，其中没有哪一个形象重复着另一个形象，每一个形象都凭它所特有的生命在生活”。所以，文学典型总是古今唯一的，以鲜活的生命形式呈现的十分独特的“这一个”(黑格尔语)，别林斯基又称它为“熟悉的陌生人”。新颖的东西，总是富有魅力的。文学典型的新颖性，也符合文学鉴赏的客观要求。

鲁迅曾风趣地说： “我本来不大喜欢下地狱，因为不但是满眼只有刀山剑树，看得太单调，苦痛也怕很难当。现在可又有些怕上天堂了，四时皆春，一年到头请你看桃花，你想够多么乏味?即使那桃花有车轮般大，也只能在初上去的时候，暂时吃惊，决不会每天做一首‘桃之夭夭’的。”

鲁迅的话告诫我们不仅丑的东西重复使人生厌，即使美的事物也不能老是重复，老是让人看雷同的东西，也会失去艺术魅力。所以文学典型总是追求新颖性，以获取更强的艺术魅力。

典型环境

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人的生活环境与人物性格形成的关系，同时又提出了“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命题。这是对典型理论的重大贡献。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写道：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

其实，关注人物与环境的关系，并非自马克思恩格斯开始。除黑格尔外，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也注意到这一问题，他认为“人物的性格要根据他们的处境来决定”。自然主义者左拉 (emilezola，1840～1902)也论述过“环境”，并且提出：“要使真实的人物在真实的环境中活动”。

然而，启蒙主义者所理解的环境，主要指自然环境；黑格尔所说的环境，是由绝对理念转化而来的一般世界情况和具体的自然环境；自然主义者所说的环境，主要是从生物学和遗传学的眼光所看到的个人生活的狭小天地和地理条件。他们都是历史唯心主义者，因而既不能揭示环境的本质，也不能正确地阐明人物与环境的真正关系。

而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只有从对社会关系即现实关系的描写和揭示中，才能更好地描写人，揭示人的性格实质。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主张“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而恩格斯这里提出的“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命题，正与他们的一贯主张相统一。所谓典型环境，不过是充分地体现了现实关系真实风貌的人物的生活环境。它包括以具体独特的个别性反映出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现实关系总情势的大环境；又包括由这种历史环境形成的个人生活的具体环境。

所谓“社会现实关系的总情势”，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现实关系的真实情况，二是时代的脉搏和动向。这种“总情势”往往不是直接的、公开呈现的，而是一种隐匿的、潜伏的客观存在，只有到了社会矛盾激化的阶段才会明朗。因此作家能否抓住它并且如实地表现出来，才最见其功力。它直接牵涉到一位作家的思想水平和洞察生活的能力。

小说《城市姑娘》成书后不久，伦敦东头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工人运动。这说明哈克奈斯的环境描写不够真实，或者说仅具有某些表面的真实，而没有看到真正的现实关系。就在哈克奈斯深入伦敦东头和写小说期间，那里一定潜伏着和涌动着某些革命的潜流，由于哈克奈斯仅能以人道主义的同情和空想社会主义的眼光观察生活，自然捕捉不到现实关系的真实情况和时代的脉搏，因此她笔下的环境描写也失去了典型性，连带着她的主人公也就不那么典型了。

显然，马克思主义典型观强调的是环境所应当具有的更为本质的联系，而不在于像上述非马克思主义者那样仅关注环境的表面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典型环境的描写只能有一种模式、一种风貌。由于上述“现实关系总情势”的隐匿性，而它所联系的生活现象又无比丰富，所以作家完全有可能选择富有特征性的细节、场面和场景，加工成独特的典型环境。而且，每个时代的现实关系，都是通过个别的具体的社会环境体现出来的。

比如辛亥革命时期的现实关系，可以在广州反映出来，也可以在北京反映出来，可以通过市民生活环境反映出来，也可以如鲁迅那样通过中国南方农村的一个村庄反映出来。这自然会表现为地域文化的不同、人文习俗的不同和自然风光的不同，因此具体环境描写可以是丰富多彩的、个别特殊的，典型环境也是“个性”鲜明的，也是特定的“这一个”，是富有特征性的个别性与概括性的有机统一。任何公式化、概念化的描写，都不算是典型环境。

典型环境人物

恩格斯的“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命题，科学地揭示了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辩证关系。首先，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关系表现为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面，没有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就不能形成。这是因为典型人物的刻画是离不开典型环境的。

典型环境是典型人物赖以生存的现实基础，没有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的言谈、行动甚至心理都失去了依据和针对性，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设想在阿Q的典型环境里，若没有封建统治势力的代表人物赵太爷、钱太爷，没有竭力维护旧礼教、“革命”时又迅速戴起“银桃子”的赵秀才，没有不许阿q革命的假洋鬼子，没有帮地主敲诈勒索的地保，没有赵、钱两家在城里的支柱白举人和把总，就无法造成阿屈辱的地位和悲惨的命运。简单地说，没有地主们举起的“哭丧棒”，阿Q就不会挨打，也不会在心里骂道：“儿子打老子。”一句话，若没有环绕着阿Q的未庄社会，没有阿Q与上述人物的不平等压迫关系，阿Q的性格特征也不会产生，更不会成为典型人物。另一方面，典型环境也以典型人物的存在而存在。典型环境实际上主要是以典型人物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系统。

如果失去了典型人物，这个系统便失去了中心，失去了联系的纽带，环境便成了一盘散沙，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形成的可能。因此，恩格斯关于“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命题，是一个整体性命题，失去一方，另一方也就不复存在。人物与环境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其次，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是互动性关系。一方面典型环境是形成典型人物性格的基础。所谓环境，就是那种形成人物性格“并促使他们行动”的客观条件。

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让它的人物在环绕着他们的特殊环境中形成。《红楼梦》中“多愁善感”的林黛玉，就是环绕着她的典型环境的产物。她自小多读诗书，才思聪慧，使她善于思考。幼年失去母亲，礼教的约束相对少点，才有了个性自由滋生的空间。寄居贾府之后，贾府所需要的却是宝钗那样的女性，客观环境与她自由的个性形成了强烈的冲突，造成了她与环境的格格不入。

林黛玉《葬花词》中写道：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便是她与环境矛盾的诗意写照。在这个黑暗王国里，她唯——的知己便是贾宝玉，唯一的温馨和希望来自那被黑暗王国包围着的爱情。虽然在爱情的天国里，他们可以互道衷肠，驰骋叛逆的梦想，但不利的环境又使她敏感的神经常常产生种种不祥预感，再加上寄人篱下的凄苦与孤独，她便常常“临风落泪，对景伤情”。这样丰富而又痛苦的精神生活，也只能给她留下一副“弱不禁风’’的躯壳。林黛玉从内蕴到外形就是这样被环境决定着的。然而，典型环境不仅是形成人物性格的基础，而且还逼迫人物的行动，制约着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优秀文学作品，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符合这一艺术规律。

《水浒传》的作者更是深谙这一规律的，许多不愿造反的英雄，总是被一步步逼上梁山的。最典型的是林冲，他本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对宋乒朝非常忠诚，要这样的人造反是不容易的。小说在前后五回里，通过“岳庙娘子受辱”、“误入白虎堂”、“刺配沧州道”、“大闹野猪林”、“火烧草料场”、“风雪山神庙’’等情节，让他与环境发生强烈的冲突，而被一步一步地逼上梁山，使他由宋王朝的忠臣，变成了造反的英雄，这充分显示了环境对人物行动的制约、决定作用。

另一方面，典型人物也并非永远在环境面前无能为力，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对环境发生反作用。例如阿Q在未庄本是微不足道的，受人欺凌的。但当他一旦从城里回来，把满把的“铜的”和银的’’往酒店的柜台上一甩，地位便立刻改观：昔日被视为“伤风败俗’’的阿Q，这时竟成了未庄人注意的中心，赵太爷一家深夜静候的客人。特别是当革命的风声传到乡下，阿q大叫道：“造反了!’’又立刻改变了他与未庄社会的现实关系，不但“未庄人都用了惊惧的眼光对他看”，就连昔日八面威风的赵太爷，也“怯怯的迎着低声”称他“老Q……”充分显示了人物在一定条件下，对环境的反作用。这种现象特别在无产阶级英雄典型那里表现得尤为充分。通过人物的努力可以把法庭变成讲台(如高尔基《母亲》)，把监狱变成战场(如《红岩》)，可以改变穷山恶水，可以带来周围人物思想和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甚至推动历史的前进。

总之，文学典型是显示出特征的、富有艺术魅力的人物性格。作为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它包含丰厚的历史内容，成为人类通过 文学直观自身、认识生活的主要形式。它是写实型作品的最高的美学追求和理想的范型模式，是人类创造的艺术至境形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