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梁代文学呈现出十分明显的阶段性，这与作为政治家、文学家、学问家的梁武帝不无关系。梁代中后期出现的两部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总集《昭明文选》和《玉台新咏》的编纂，其实都是梁武帝文化政策、文学趣味、生活好尚的某种折射。

萧统是《文选》的编纂者，这在《梁书》《南史》及《隋志》中都有明确的记载，萧统的《文选序》也有清楚的表述。由于是书规模宏大，选文精审，后人每疑其非出自一人之手，进而推测东宫众学士中有人参与，并实指以文才深受太子信爱的刘孝绰以及王筠等最有可能。

据《梁书·刘潜传》，刘孝绰两个胞弟刘潜（孝仪）和孝威在安北晋安王萧纲的掾属任上丁母忧，时间也始于中大通元年。这也就是说，刘孝绰在为太子仆后不久即丁母忧。昭明于中大通三年（531）四月病逝，其时刘孝绰兄弟正在服丧期间。如果《文选》的成书定在中大通元年至二年，这正是刘孝绰服丧期间，因而根本不可能参与其事的。从现存的各种史料推断，《文选》的编纂，只能是出于萧统之手。

《文选》编纂的过程和成书的时间，史无明确的记载，考察这个问题，也只能依据其时选文的通例和萧统逝世前几年的经历，做出大致的判断。依据“不录存者”的旧例，其成书的时间，当在普通七年（526）后，因为梁代入选的作家共十人，其中最后去世的陆倕，即逝于此年。而普通七年，又是萧统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是年十一月，其母丁贵嫔重病并逝世，统性至孝，侍疾和服丧三年，几至毁形。又据《南史》本传记载，统因为母寻求墓地及墓侧埋鹅等事，使“末年多忌”的梁武帝大为震怒，父与子矛盾激化，“（武）帝密遣检掘，果得鹅等物，大惊，将穷其事。徐勉固谏得止，于是唯诛道士，由是太子迄终以此惭慨”。由此而迄终，大约是四年多时间，太子都处于悲痛和惊恐之中，应是无心顾及选文之事了。那么《文选》的最后定稿，当在普通七年（526），准确地说，就在此年十一月母病之前。如果说萧统是在及冠年（天监十四年正月）就开始纂文，及其成书，前后历时约为十二年。而其文集前十卷的编纂，据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言：“粤我大梁之二十一载，盛德备乎东朝。”应是普通三年（522）。所谓“谨为一帙十卷，第目如左……如其后录，以俟贤臣”。初编应是十卷，时年二十二岁。至于后十卷的编纂以及全集合为二十卷，应是在他逝世后编成，这从继位太子萧纲所作的《昭明太子集序》可证。

作为对上一个时代文学成就的总结，《文选》总结前贤的编辑宗旨与当时的文学批评潮流是相一致的。毫无疑问，萧统对前代文学有着极高的评价，而对当时的浮糜文风颇有微词，这与其“经世致用”的文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因此，萧统编纂《文选》也是为后人提供学习的范本。另外，《文选》收录有大量的应用文体，如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等，也体现出了这一目的。

首先，萧统持文学发展的观点，认为“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即从事物发展的规律看待文学发展，文学是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而每个时代都有优秀的文学作品，而编纂活动就是要把每个时代的文学主流编入。虽然他评价扬雄的汉赋“劝百而风一者，卒无讽谏，何必摇其笔端”，即认为他的作品没有起到劝诫君王的作用，但是他仍然收录了汉赋，因为汉赋是汉代文学形式的主要代表。这正是坚持文学发展观点论的结果，所以在《文选》中收录的文章有着时间的跨度和每个朝代文学特色的代表作品，也并不会因为自己的喜好而删去其作品，做到了全面且有时代代表性。

其次，文学审美的自觉。文的自觉强调抒发个人性情，强调区别于诗言志的传统，逐渐出现诗缘情的理论主张，也出现了众多文学创作。山水诗的出现便是明证。《文选》中谢灵运的诗歌大都借景物抒发个人情感，“庄老告退，山水方滋”，那些充满玄言神秘的玄言诗歌，被直抒性情的山水诗代替，成为文学自觉的绝佳注脚。这种山水诗与温柔敦厚的儒家教化诗歌相对应，扩充了文学的题材。文学审美的自觉还体现在对形式美的追求上。萧统在《文选序》中指出“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而与篇什杂而集之。”萧统认为史赞、史论、史序等文章入选原因在于这些作品有“综辑辞采”“错比文化”的特点。从这点人们可以看出萧统对于文章中的文采追求和形式的重视。

对于《文选》的选文标准，在学术史上说法甚多，大致有“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说、“沈约”说、“文质彬彬”说。第一种观点源于《文选序》，认为沉思和翰藻是指文学创作方面要多用心思，但后被其他学者理解为仅针对史论的创作，并不能够代表所有作品。而沈约说则是从按照沈约的评价视角来看选文标准，也并未得到许多人的认同。而第三种观点则是从文章的整体风格来概括，即以儒家“文质彬彬”的审美风格来评说其选文标准，但是读者总能找到不符合“文质彬彬”审美趣味的文学作品的存在，例如《文选》中大量地存录了许多汉大赋，说明汉大赋在萧统眼中是符合要求的，但是从汉大赋讲究形式华美语言雕琢的情况来看，显然与“文质彬彬”中强调内容与形式统一的主张相互矛盾。

诔文

《昭明文选》选录的八篇诔文，都抒发了作者对诔主的真挚感情，表明了萧统对诔文“哀情”成分的重视。

这八篇诔文中，《王仲宣诔》是曹植为挚友王粲而作，《杨荆州诔》《杨仲武诔》《夏侯常侍诔》的诔主分别是潘岳的岳父、妻侄和好友。《陶征士诔》是颜延之为好友陶渊明而作。上五篇作者与诔主之间都有深厚的情感。至于《马汧督诔》的诔主马汧督虽与作者无直接联系，但马汧督作为一位悲剧英雄，他的精神品格无疑引起了潘岳的强烈共鸣。《阳给事诔》和《宋孝武宣贵妃诔》两篇虽不是私诔，但诔主阳瓒、殷淑仪都富含悲剧色彩，作者对其都倾注了深切的同情。

“杂拟”类诗歌

在《昭明文选》“杂拟”类诗歌中，西晋陆机的《拟古诗十二首》和张载的《拟四愁诗一首》被列在首位。模拟创作首先要从原作体式出发，追求形似。如陆机和张载对原诗只进行了字句的替换和增减。《文选》中选录的是张载《拟四愁诗》的第四首。《四愁诗》为张衡诗作，原诗四章，描写的是思美人最后求而不得。其原诗每章所处方位不同，美人赠予诗人的礼物也不同。组诗按照思念、打算追寻、流泪、伤感的顺序来叙述，四首诗都运用了比兴、回环的手法，结构、形式一致，具体填充内容不同。

能够被萧统选入《文选》“杂拟”类中的诗歌，都是极具艺术价值的典范之作。拟作者们不同，所模拟的原诗风格各异，却能够做到情韵兼通。

赋

从整体上来说，赋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作者主要关注社会表现自我情绪内向情话进行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抒情的赋作增多，其中表现了作者对于人生美好的向往或者是反应现实中的苦难，以及感慨仕途的挫折，或者是赞美山水田园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第二个方面主要突出抒情于咏物相结合，通过描写自然环境或者是具体的物体，以达到托物言志、借物抒情的效果，来反应当时的社会现实，寄托了作者的人生追求。第三个方面是主要围绕当时的政治内容，包括宫殿以及京都、狩猎祭祀等进行题材创作。赋的创作比较模式化，而在魏晋之后则出现了以飞禽走兽、鸟类花草、山河等题材，是赋的题材进步，扩展并丰富了赋的内涵，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昭明文选》开创了新的体例方式。

从《文选序》中的论述和《文选》的细目可以看出它在文体分类方法上的几个特点：

第一，把选择的作品按照各自的体裁类型分门别类地汇编在一起。这些体裁的来源和划分标准是多种多样的，都以独立的身份共处在一个体裁系统之中。从细目看，全书编排了39种体裁。这些体裁的来源和划分标准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以表现手法成为体名，如赋、论、颂等；有的以文章的载体成为体名，如碑、策等；有的以文章的功用成为体名，如哀、诔、吊、祭文等；如此种种，不一而论。这些文体都以独立的身份共同平面排列在一个体裁系统之中。把《文选》与《文心雕龙》作一比较看出，《文心雕龙》是把内容和特征相近的文体放在其中的一个类别层次上的，如“颂赞”“铭箴”“哀吊”等等。而《文选》的编排却没有类属层次，让不同层次的文体排列在同一个平面上，用现代的科学分类方法观之，似乎缺乏科学性，但是，在中国古代也许更有实用性。它凸现了每一种文体的特征，便于研习者揣摩学习，尽快掌握写作要领。

第二，诗赋体是《文选》中的重点体裁，由于收录的作品较多，且风格差异较大，因此又以作品的内容和题材做了进一步的区分。诗赋体是《文选》中的重点体裁，这一点，萧统自己在《文选序》中已说得很清楚。在这篇序中，他论到各种文体时，首先从《毛诗序》的“诗有六义”谈起，接着就以较多的篇幅论述了“赋”和“诗”两种文体的起源和发展；次之则略论了“骚”“颂”两体，再次简介了“箴”“戒”“论”“铭”“诔”“赞”等文体，最后则用一两句话讲到了各种诏令、表奏、书檄、吊祭、碑志等等应用文字。这就可以看出他对后面那些文体的重视程度，显然远不如赋和诗。《文选》一书的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以常见的李善注本或“六臣”注本而论，全书分为六十卷，其中“赋”和“诗”二类共占三十一卷，已超过了全书的半数。如果再加上“骚”“七”“对问”“设论”“辞”“吊文”中的贾谊《吊屈原文》实即《吊屈原赋》，其中除汉武帝《秋风辞》可以归入“诗”外，其他的都可以算“赋”。这样诗赋两类已经占了全书的一大半。据统计，《文选》所选诗歌有四百四十多首。其他文体相比就很少，其中像“对问”“箴”“墓志”“行状”四体仅各收一篇；如果据“五臣”注本，则还有“移”和“难”二体，也只有一篇作品。由于诗赋两类收录的作品较多，且风格差异较大，因此又以作品的内容和题材做了进一步的区分。第一类“赋”下分为15个子类，第二类“诗”下分为23个子类。分类的标准基本上以文中所写的内容和题材为依据，如“赋”下有京都赋、畋猎赋、纪行赋等等。“诗”下有公宴诗、咏史诗、游览诗等等。当然在“诗”中的分类不完全是以内容题材来分，还有以形式方面的其他分类标准，如乐府、杂歌、杂诗、杂拟等。

第三，在同一文体中收录的作品古今都有，那么就按照时代的先后顺序编排。这种“古今有序”的编排中也反映出了文体的发展变化。以赋为例，先秦时期有屈原、宋玉之赋。入选的屈原赋有《离骚》《九歌》6首、《九章》1首、《卜居》《渔父》10首，宋玉赋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九辩》5首、《招魂》（一说屈原作）、《对楚王问》11首。不过屈原之赋，《文选》归入“骚”体，宋玉之《九辩》、《招魂》亦列入“骚”体。

从分类的实际情况来看，大致划分为赋、诗、杂文3大类，又分列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等38小类。赋、诗所占比重最多，又按内容把赋分为京都、郊祀、耕籍等15门，把诗分为补亡、述德、劝励等23门，这样的分类体现了萧统对古代文学发展、尤其是对文体分类及源流的理论观点，反映了文体辨析在当时已经进入了非常细致的阶段。但由于分类过于碎杂，因而也遭到后世一些学者如章学诚、俞樾等人的批评。

唐朝时期，唐人将《昭明文选》作为学习范本，不仅在读、颂、抄等基础学习层面花费大量精力，而且在注释层面的研究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各位学者与在通过注释过程来达到对各类文章加深理解的同时也推动了《文选》的进一步发展。《昭明文选》在唐时期就被广泛的阅读与传颂，从而形成一门独具特色的文选学，而对其的研究与分析却从来没有停止过。

宋初承唐代制度，亦以诗赋取士，《文选》仍然是士人的必读书，甚至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宋朝时期，人们在研读《昭明文选》的过程中主要通过参考前人注释的基础上进行深层次学习，而此时《昭明文选》已经成为人人必读的书目。

清代有关于此文集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无论是校勘、笺证、评点、注释哪个层面，皆对其有所研究发现。而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对于“文选学”的关注度有所弱化。

从文学发展的层面看，《文选》对于文体辨析的分类过程极大的丰富与促进了文学作品的种类与文学的繁荣发展，与此同时也为后世提供了文体参考层面的范本，可以使后世在掌握汉魏六朝的中国文学的基础上清晰看出其发展轨迹。

1.区分文史的理论基础

《昭明文选》将经典之作进行了全方位的收录，而其精分的分类方法也使文史两者之间有了一个明确的界限，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清晰的界定了文学与非文学的划分标准，所以其在文学分类层面的价值是十分重大的。

2.沿袭写作风格与文体

《昭明文选》收录了大量经典之作也就意味着其中富含的写作手法与表现形式也十分丰富，这在一方面体现了其对后世所给予的积极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传达了处于那个时期的作家积极创新、勇于探索的精神。对与现代学者创造精神的形成有着一定的激励作用。

3.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

《昭明文选》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原因之一，在于其是现存最早也是第一部这一类诗文集，其对后世的影响也经历了更加漫长的时间考验。而其仍然能一直留存下来，也就证明了其在褒贬评价中，用强大的资料源为无数人带来了一场关于文学的罗列与展示，在先秦至梁的这段时间里，它帮助一代又一代人推陈出新，极大更多人勇于开创，为后世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文化财富。

《昭明文选》对后世的影响还体现在其所发挥的强大的文献价值层面，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高度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作家，在文体创作与分类层面能够采用更多的风格与题材，使文学创作的展现形式更加丰富。

基于这一时期文学风格的大量涌现，使得后期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能够积极借鉴前人的题材形式，从而使写作环节更加顺利。

昭明太子萧统主编的《文选》传入古代朝鲜半岛后，引起了朝鲜文臣们的高度重视，他们大力推荐《文选》，一度欲将《文选》引入李朝的科举考试科目。《文选》对李朝时期的政治、外交、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文选》在日本的流传，从古代以来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有人指出，成文于推古天皇十二年（604）的《十七条宪法》，在其文辞的表现中就可以看到《文选》的影响。不过，据日本正史的记载，《文选》的最初出现，是在奈良时代（710—784）。在《续日本纪》宝龟九年（778）十二月庚寅条关于来日之袁晋卿的记载中，有“学得文选、尔雅音，为大学音博士”文，是为最早。进入平安时代（794—1191），学习《文选》之风日益盛行。

唐代李德裕：“臣无名第，不合言进士之非。然臣祖天宝末以仕进无他伎，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不于私家置《文选》，盖恶其祖尚浮华，不根艺实。”

《旧唐书·儒林传》：“初江淮间为《文选》学者，本之于（曹）宪。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复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兴于代。”

宋代文学家陆游《老学庵笔记》：“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故草必称‘王孙’，梅必称‘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至庆历后，恶其陈腐，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时，士子至为之语：《文选》烂、秀才半。”

明代文学家张溥《昭明太子集题辞》：“后人见其《选》，即可见其志。”

现代文学家鲁迅《集外集·选本》讲：“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博览群籍，采其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集，一法也，如《文选》是。”

现代文学家钱锺书：“昭明《文选》，文章奥府，入唐尤家弦户诵，口沫手胝。《旧唐书·吐蕃列传》上奏‘请《毛诗》《礼记》《文选》各一部’；敦煌《秋胡变文》携书‘十帙’——《孝经》《论语》《尚书》《左传》《公羊》《谷梁》《毛诗》《礼记》《庄子》《文选》。正史载远夷遣使所求，野语称游子随身所挟，皆有此书，俨然与儒家经籍并列。……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或《说文解字》之蔚成‘许学’者，惟‘《选》学’与‘《红》学’耳。寥落千载，俪坐俪立，莫许参焉。”

毛泽东：好文宜读（李善注本）。

隋、唐以来，学者文人对《文选》从各种角度作了研究，据不完全统计，还可以见到的专著即有90种左右，其他散见的有关考据、训沽、评论更难数计。研治《文选》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以致从唐初开始就有了“文选学”这一名称。

首先对《昭明文选》作注释的是《昭明文选》问世六、七十年后的《文选音义》，这是隋代萧统的侄子萧该对《文选》语词作的音义解释。稍后，在隋、唐之际有曹宪，“文选学”的名称就见于《旧唐书·曹宪传》。这两位学者的著作都题为《文选音义》，也都已亡佚。许淹、李善、公孙罗等都曾是曹宪的学生，他们都曾批注《文选》。现存最早的、影响最大的著作是唐高宗显庆（656年-661年）年间李善的《文选注》。李善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号称“书麓”。他注释《文选》，用力至勤，引书近1700种，前后数易其稿。

高宗显庆三年（658年），书成进呈，他的注释偏重于说明语源和典故，体例谨严，引证赅博，但对文义的疏通则比较忽略。凡作品有旧注而又可取者，即取旧注入书，例如《二京赋》取薛综注，屈原的作品用王逸注等等。他自己对旧注的补正，则加“善曰”以志区别。李善注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代表了当时的研究水平，而且在于他所引用的大量古籍已经亡佚，后世学者往往以它作为考证、辑佚的渊蔽。《新唐书·艺文志》载有他的另一部著作《文选辨惑》10卷，已佚。

流传的另一种唐人注本是唐玄宗开元（713年—741年）年间的《五臣注文选》。所谓五臣，即由工部侍郎吕延祚所组织的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5人。据吕延祚在开元六年（718年）的进书表中说，李善的注释只知引用过去的载籍，而没有把作品的旨趣注释清楚，因此在他的组织主持下，由吕延济等重新作注。吕延祚虽高自标榜，而五臣的学力不逮李善，书中荒陋错误之处极多，以致受到了后代许多研究者的指责。《四库全书总目》在概括叙述了前人的批评以后指出：“然其疏通文义，亦间有可采。唐人著述，传世已稀，固不必竟废之也。”此外尚有唐写本《文选集注》残卷23卷，撰人姓名无考，书中引据，除李善、五臣注而外，尚有陆善经注、《文选钞》、《文选音诀》，今皆不存。

李善注和五臣注问世以后，宋代就有人把两者合并刊刻，称“六臣注”。公元1094年（北宋哲宗元祐九年）旧历二月的秀州州学本是第一个五臣与李善合并注本，其后的六家注本（即五臣在前李善在后）如广都裴氏刻本、明州本，是此本的重刻本；又其后，六臣注本（即李善在前五臣在后）如赣州本、建州本，又据六家注本重刻，只不过是将五臣与李善的前后次序调换了一下。

南宋孝宗淳熙年间，尤袤所刻李善之注本（尤袤刻本）对后来很有影响。

宋代时“文选学”已渐趋衰微，有关的专著大都是摘录排比辞语典故，如《文选双字类要》、《文选类林》。一些比较认真的研究成果，则散见于笔记、诗话中。元代的著作不多，较有参考价值的是刘履的《选诗补注》。明代文选学成就无多，张凤翼《文选纂注》杂采前人众说，稍有可取。

清代朴学大兴，学者在专攻经、史、子部之外，发其余力于《文选》，不论校勘、音韵、训诂、考订各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成绩。较为重要的研究专著，如：汪师韩的《文选理学权舆》8卷、孙志祖《文选理学权舆补》1卷。分门别类，就《文选》的各种问题加以论述；胡克家《文选考异》10卷，以宋淳熙尤袤刻李善注本为底本，据宋吴郡袁氏、茶陵陈氏刻六臣本以校刊异同；张云璈《选学胶言》20卷、梁章钜《文选旁证》46卷、朱珔《文选集释》14卷、胡绍瑛《文选笺证》30卷、许巽行《文选笔记》8卷，从音韵、训诂、考订等不同方面对李注作补正发明，尤以梁、胡二氏的著作更为精博；何焯《义门读书记》5卷、于光华《文选集评》15卷，重在文义的评论，虽不脱八股文积习，但亦不乏一些可供参考的见解。降及近代，有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8卷和骆鸿凯的《文选学》。

清嘉庆年间，胡克家据尤袤刻本，又据宋代吴郡袁氏﹑茶陵陈氏所刻六臣本以校刊异同，写成《考异》十卷。之后的传本多以胡本为底本，如1977年中华书局印本，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等。

除上述唐写本《文选集注》外，尚有唐写本《文选》白文、《文选》李善注、《文选音》，均敦煌残卷，有一部分曾收入《鸣沙石室古籍丛残》和《敦煌秘籍留真新编》，影印行世。刻本最早的为北宋明道本，已残。传世宋刻的影印本，有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所收影宋刻六臣注本和中华书局影印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尤袤刻李善注本。此外尚有日本足利学校藏明州六家注本，200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据日本影本影印发行。通行本为清代胡克家翻刻尤本，中华书局在1977年曾把胡刻本缩印，并附《文选考异》于卷末。

所谓写本指时代较早的手写《文选》本子。今所见《文选》写本主要有敦煌文献《文选》写本残卷和日本所藏古写本。

1.敦煌文献《文选》写本。此写本残卷现分别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法藏文献）、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英藏文献）、俄罗斯圣彼得堡亚洲研究中心（俄藏文献）及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

法藏文献堪称敦煌文献最精华部分，罗振玉曾依据法国人伯希和影印的法藏文献《文选》印成《鸣沙石室古籍丛残》。1986年，台湾黄永武博士编成《敦煌宝藏》，所载《文选》写本除罗氏所收之外还有伯2493号陆世衡《演连珠》、伯2543号王元长《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伯2554号谢灵运《会吟行》、鲍明远乐府八首、伯2645号李萧远《运命论》、伯2658号扬子云《剧秦美新》及班孟坚《典引》、伯3345号王仲宝《褚渊碑文》、伯5036号陆佐公《石阙铭》并《序》等。其中，永隆本《西京赋》与《答客难》、《解嘲》为李注，《恩幸传论》、《史述赞》、《光武纪赞》及《王文宪集序》为白文无注。

英藏文献《文选》写卷有斯9504号江文通《恨赋》、斯3663号成公子安《啸赋》、斯5736号颜延年《阳给事诔》、斯6150号杨德祖《答临淄侯笺》等。

《俄藏敦煌文献》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于1993年至1998年出版，其中《文选》篇目有ф242号起自束广微《补亡诗》迄曹子建《上责躬应诏诗表》、дx01502号左思《吴都赋》、дx01551号张景阳《七命》以及дx02900号任彦升《王文宪集序》、дx01551号李注卷第二十五。

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藏有Ⅲ520号《文选》写本，背面为佛教绘画，作为艺术品收藏于该馆。据数据显示，此件没有确切来源记录。按照1902至1914年德国四次新疆探险队的概略指称，泛称“吐鲁番”文献。

2.日本所藏古写本。此写本主要指原为日本金泽文库所藏的《文选集注》。原书一百二十卷，以李注为底本，集李注、《音决》、《抄》、五臣注、陆善经注，研究价值很高。现存二十四卷，1918年、1942年分别印行过由罗振玉及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的影印本。

《文选》刻本系统有四，即李注系统、五臣注系统、六家注系统、六臣注系统：

1.李注本。《宋会要辑》记载：“景德四年八月，诏三馆秘阁直馆校理，分校《文章英华》、李善《文选》，摹印颁行。……李注《文选》校勘毕，先令刻板，又命复勘。未几，宫城火，二书皆尽。至天圣中，监三馆书籍刘崇超上言：李善注《文选》授引该赡，典故分明，欲集国子监官校定净本，送三馆雕印。从之，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十一月板成，又命直讲黄鉴、公孙觉校对焉。”据张月云先生《宋刊文选李善单注本考》，此本应为现存李注最早刻本，即国子监本，又称天圣明道本，残卷藏于北京图书馆、台湾故宫博物院。其后便是南宋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尤袤刊刻于池阳郡斋（今江西贵池）的尤刻本，《中国版刻图录》称为“李注惟一善本”。后世各版单注本皆以尤本为祖本。

2.五臣注本。五臣注本最早刻于五代，宋以后五臣注受到批判而鲜有刊刻。据傅刚博士考证，现存五臣注宋刻本有藏于台湾中央图书馆陈八郎刻本和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刻本。后者仅存二十九、三十两卷，分别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

3.六家注本。此本注释五臣在前李善在后，这个顺序的本子称为六家注，以别于六臣注。资料显示，北宋哲宗元佑九年（公元1094年）秀州州学本是第一个五臣与李善合并注本，其后广都裴氏刻本和明州本都从它而出，国内仅存残卷，藏于故宫博物院。朝鲜曾以此为底本刊出，今藏于韩国奎章阁，称奎章阁本。而日本庆长活字本又依明州本，宽永本则为庆长活字本的重刊。丁觐本则据明袁氏仿宋刊本，张守本直接因袭丁氏本。

4.六臣注本。约成书于绍兴、淳熙年间的赣州州学本据秀州本重刻，将秀州本以五臣为先改为以李善为先，这个顺序的本子称为六臣注。除赣州州学本外，建州本、茶陵本皆属此类。涵芬楼所藏宋本是《四部丛刊》原本和陈仁子本，即茶陵本，皆依赣州本所刻。陈氏本在明代重刻。其后的洪楩本和崔孔昕本皆出自陈氏本。明万卷堂本因袭洪氏本，明徐成位本、潘氏本出自崔氏本。而吴勉学本、蒋先庚本，则依据潘氏本。日本今存有依吴氏本的庆安本及直接承袭庆安本的宽文本。

萧统（501—531），字德施，南兰陵（今江苏武进）人。他是梁武帝的长子，自幼聪敏过人，五岁遍读《五经》，为文下笔立就。天监元年（502）立为太子，未继帝位即于中大通三年（531）病死。谥号昭明，世称昭明太子。现存《昭明太子集》，他所编的《文选》三十卷，对后世颇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