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七年（1868年）五月，聂士成以总兵交军机处记名简放，并赏给一品封典。同年七月，以参加平定西捻军功劳，聂士成以提督交军机处记名简放。

同治九年（1870年），聂士成以两江补用记名提督调赴直隶办理海防。

同治十二年（1873年），聂士成任武毅右军前营管带，随铭军前往陕西平定回民起义，隶属骆国忠部；

光绪二年（1876年），随铭军办理东明河工，“土木之用，必实必廉，修筑之劳，必久必固。”

光绪八年（1882年），随铭军刘盛休部历年办理直隶河工出力受保奖，随带加三级。

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当时驻守台湾的福建巡抚刘铭传兵单粮匮，形势危急，屡次电请救援，淮军将领均畏缩不前。只有聂士成“激昂慷慨”，主动“请行”，并率军由山海关渡海，于台湾埤商登陆，“攀藤缘壁”，直抵台北。在刘铭传指挥下，所部“奋摩敌垒，连战克捷”。光绪十一年（1885年），台防解严，率部驻扎旅顺。六月，以总兵交军机处记名遇有海疆总兵缺出请旨简放。

光绪十三年（1887年），调庆军中任职，任亲兵新左营管带官。在此期间，聂士成所部参与旅顺要塞建设。

光绪十七年（1891年）四月，参加北洋海军大阅活动，聂士成部因数年间操防得力，同年九月由上谕赏加头品顶戴。不久，聂士成由旅顺调回直隶海防，其官衔仍为亲兵新左营管带官，实统芦台淮练军。十月底，在直隶提督叶志超率领下，参加镇压热河金丹道起义，攻克叛军据点贝子府、下长皋等处，擒斩叛军首领杨悦春等有功，赏穿黄马褂。十二月，聂士成接替杨玉书，正式接统驻芦台淮练军各营，计统领芦台淮军武毅副中、老前两营，兼统古北口练军前右后三营。

光绪十八年（1892年）三月，热河全境平定，聂士成因功赏换巴图隆阿巴图鲁勇号，与王孝祺、章高元并称“淮军后起三名将”。五月初七日，补授山西太原镇总兵。

光绪十九年（1893年）九月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四月，聂士成游历东三省及韩俄交界道里，历时八个月，行程23000余里，“游历凡经过要隘，皆用西法绘图立说，山川扼要形胜了如指掌。”著有《东游纪程》四卷。光绪十九年底朝廷赏给珍玩若干。五月，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聂士成率芦台防军先期入朝，驻军牙山。后赴全州招抚东学党起义军。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聂士成随叶志超援朝，驻军牙山。七月，日军在牙山口外丰岛海面偷袭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同时从汉城出动陆军进攻牙山。聂士成根据敌众己寡、地形不利防守的情况，建议叶志超主动将部队撤至公州、成欢，利用成欢有利地形伏击日军。他和叶志超各率所部退守成欢、公州。聂士成率部在朝鲜成欢地方与日军激战。成欢驿之役，聂军“莫不以一当十”，顽强搏斗，以伤亡100多人的代价，杀伤了一些日军。随后，聂士成撤退至平壤，因力战有功，赏换“刚安巴图鲁”勇号。平壤失陷后，聂士成随后参加鸭绿江江防之战，坚守虎山，组织摩天岭防御战，他利用山高路险，设疑疲敌，雪夜奇袭连山关，继而收复分水岭，斩杀日军22联队的队长富冈三造（但后世亦有质疑此战果，认为富冈三造并没有在此役阵亡的观点）。他在四个多月的时间内苦战十余次，坚守阵地，未曾败退，取得清军为数不多的几场胜利。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旧历除夕，聂士成料定日军必来袭击，乃“置酒饮将士，预设伏以待”，大败前来偷袭之日军。在这次战争中，聂士成撰有《东征日记》，记录了亲历的战争实况。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朝廷调聂士成所部八营由辽阳摩天岭入关回防津沽，作为沿海后路游击之师，主持天津沿海防务。战后，聂士成以战功彰著，晋升为直隶提督，率武毅军仍驻芦台。

甲午战争结束后，聂士成在芦台奉旨以所部武毅军及功字营为骨干，从直隶驻防淮练军中选练及新募马步队30营，仿照德国营制，参用西法编练武毅军，聘请德国和俄国教习教练步队和马队，仿照德国营制操法，指导编订《淮军武毅各军课程》《武毅先锋马队操练教程》《武毅军练兵图说》等作为训练教材，创办开平武备学堂，用近代军事知识教育军官，训练士兵，收效显著。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五月，聂士成首次入京朝觐。九月，聂士成率部出山海关剿办热河朝阳地区马贼。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冬，聂士成奉命总统直隶淮练各军。次年，朝廷创立武卫军，聂士成部武毅军改编为武卫前军，聂士成以直隶提督兼任武卫前军总统，仍驻芦台，扼守北洋门户。二月，朝廷以聂士成“公忠笃实，办事认真”，编练武毅军三年卓有成效，交部从优议叙。十月聂士成再次进京朝觐，并赐紫禁城内骑马。另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二十四年（1898年）各赏赐有差。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末，义和团运动起于山东，并于翌年蔓延至直隶境内。团民仇视外洋事物，沿途烧毁铁路电线。四月，义和团破坏保定铁路。此时，正当八国联军入侵前夕，聂士成一再向当局提出：“目下情形，外侮尤亟”，建议整军备战，以防外来侵略。五月三十日，聂士成奉命保护芦保、京津铁路。义和团烧毁黄村铁路，聂军小队前往阻止，被义和团迎击，伤数十人。之后义和团三千人毁廊坊铁轨，聂士成率军前往，遭义和团袭击，聂军还击杀死义和团五百人。当时掌政之端王载漪、大学士刚毅等人下旨严责士成。直隶总督裕禄命聂士成回芦台，聂士成率军回天津。当时天津有义和团二万多人，常击杀武卫军士兵，聂士成不敢反抗，但聂军与义和团的仇隙更深。军机大臣荣禄害怕聂军哗变，写信安慰聂士成，称武卫军军服西化，容易被误会。聂士成回信称：“拳匪害民，必贻祸国家。某为直隶提督，境内有匪，不能剿，如职任何？若以剿匪受大戮，必不敢辞。”

清廷对义和团政策剿抚不定，使得京畿一带局势难以控制，最后招致西摩尔联军北上及八国联军入侵。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二十一日，大沽炮台失守，天津北上联军与聂士成部在天津交火。二十五日，朝廷对列强宣战，令聂士成率部保卫天津，收复大沽炮台，阻止八国联军北上。随后，聂士成率所部守卫天津杨村一带，与义和团一起阻击欲入京拯救使馆区的八国联军先遣队，清军与联军互有死伤，而义和团则被聂士成派上前线，遭联军机枪扫射，撤回时又遭聂军机枪扫射，死伤惨重。由于京津铁路已被义和团破坏、八国联军先遣队不擅陆战、聂军装备精良（配有德制重机枪），联军无法前进只能后撤，清廷称此役为廊坊大捷。但裕禄将之归功并大赏于义和团，而聂军则分文无赏。其后，聂士成奉命攻打天津租界十余次。当时西方军队称聂军是中国最强悍的军队。而一部分义和团成员则乘机四处焚掠，聂士成派兵镇压，杀义和团千多人，更招致义和团妒恨，诋毁聂士成通敌，清廷下旨督责，以聂士成“旬日以来并无战绩，且闻有该军溃散情形，实属不知振作”，给聂士成以革职留任处分。聂士成非常气愤，称“上不谅于朝廷，下见逼于拳匪，非一死无以自明”，于是每次战斗均亲上前线。

7月初，趁聂军与联军交战时，义和团拥众向聂家而去，聂士成派兵追赶，而其部下有一营新军其中有很多士兵与义和团串通，大叫聂军造反并开枪射击聂军，使聂士成腹背受敌，身中数弹。

六月十三日（7月9日），聂士成在天津城南八里台被八国联军包围，力量悬殊，恶战四小时之久，身受七伤，“腹破肠出，犹挥军前进”，“终至血肉糜烂而悲壮殉国，所部作战官兵“几无一生者，唯见尸身仆于血泊中”。聂士成的牺牲使清军防御天津的力量急剧削弱，五天后天津即行沦陷。

聂士成阵亡后，清廷朝议赐恤，载漪、刚毅力阻，后来清廷下诏称聂士成“误国丧身，实堪痛恨，姑念前功，准予恤典”。

应聂士成故旧周馥等人请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代为聂士成请恤，称其“秉性忠贞，践履纯笃，事亲极孝，居官极廉。驭众严而有恩，遇事勇而有断，沉毅果敢，威望绝伦。”同月，清廷发上谕褒奖聂士成，追赠其为太子少保，“照提督阵亡例赐恤”，谥号“忠节”；生平战功事迹及死事本末，宣付国史馆立传。又先后下诏准于立功省份、死事地方及及原籍芦台、天津、合肥建立专祠。

聂士成阵亡后，其灵柩由部属护送回安徽原籍安葬。

聂士成一生戎马，参与剿捻、中法战争、平定金丹道起义。在甲午战争中，取得摩天岭大捷。在庚子战争中取得廊坊大捷。

聂士成不仅作战勇敢，而且富有远见。他深感沙俄和日本久萌亡中国之心，必将成为大患。甲午战争爆发的前一年，他以太原镇总兵的身分，率领三名武备学堂学生和一名翻译，不辞辛劳，风餐露宿，巡防了中国东北地区的中俄和中朝边境，历时8个月，行程23000余里。他根据实地勘测和亲自见闻，写成题为《东游纪程》一书，呈送清政府。该书包括《日历》（日记）两卷、《东省全图》、《图说》、《东三省韩俄交界道路表》各一卷，共10余万字，地图32幅。书内对加强边防和开发边疆提出了许多颇有价值的建议，且断言日本是“心腹之忧”，应当“因时制宜”早作准备。不出聂士成所料，此书墨迹未干，日本就发动了甲午战争。书中对中俄边界防务形势的分析，也很有见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俄军分路入侵东北时，正是取道聂士成建议要加强设防的地方。

据八国联军随军记者记载：“华军虽众，皆不足虑，所可畏者，聂军门所部耳；盖聂军有进无退，每为各军之先；虽受枪炮，前者毙，后者又进，其猛处诚有非他军所可比拟者”，又称聂军“所带军械均系极佳之毛瑟快枪，并有极好炮队，该兵士即将新式各炮安置于天津城内炮台上……租界房屋无一处不被击毁者……自与中国交兵以来，从未遇此勇悍之军。”

文廷式：“淮军一聂士成，津人一曹克忠，号称能战，于诸将中为优。”

黄遵宪：“天苍苍，野茫茫，八里台作战场，赤日行空尘沙黄。一弹掠肩血滂滂，一弹洞胸胸流肠，将军危坐死不僵。聂将军名高天下闻，虬髯虎眉面色赭，河溯将帅无人不爱君。”

袁世凯：

清廷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发上谕表彰聂士成道：“已故直隶提督聂士成，秉性忠贞，沈毅果敢。历随前大学士李鸿章征剿发捻各寇，摧坚陷阵，叠著战功。嗣在北洋整顿海防，讲求训练，壁垒一新。前岁拳匪事起，仓猝用兵，备多力分，众寡不敌，卒以身殉，洵属大义懔然。披览死绥情状，至为惨烈，悯悼弥深。”

陈左高：“清代武将工翰墨，而有日记传世者推聂士成。”

蔡东藩：“聂、马二军门，良将也，以仇匪而致败，聂且甘心殉难。”

《清史稿》：“联军之占津、海也，长驱而入，唯士成阻之；俄兵之侵龙江也，乘隙以进，唯寿山拒之：固知必不能敌，誓以一死报耳。”

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认为，聂士成抗击侵略者，保卫天津有功迹，但是屠杀义和团，造成天津过早失陷，应负责任。

廖一中等在《义和团运动史》一书中认为，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纵横交织的近代中国，聂士成尽管镇压过农民起义，但是在反侵略战争中，却能坚持抵御外寇，直至英勇阵亡，不愧为爱国将领。

廖一中、谢燕等在《清代人物传稿》中评价：“聂士成‘事亲至孝，居官清廉，驭众严而有恩，遇事勇而有断’；他与部属相约，“事必求实，练必求精，将无贪心，兵必无空额”，这在清末文武官员中是少见的。”

郑永福在《评聂士成》一文中认为，八国联军侵略时，聂士成以民族利益为重，把反对外来侵略放在第一位，最后在激烈战斗中，不惜以身殉国，说他是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将领并不过份。他还认为聂士成虽然镇压过义和团，这是由于仇视农民运动所致，是一污点，但是也和义和团盲目排外，仇视新的生产力不无关系。

母亲：在聂士成去世时已经八十余岁。

儿子：聂汝魁，民国时曾任吉林烟酒公卖局局长；聂宪藩，字维城，日本振武学校肄业，清末历任直隶营务处提调、济南巡防队长等职。民国以后，曾任山东登州镇总兵、烟台镇守使、安徽省省长、步军统领、京畿警备副司令等职，授中将。

聂士成虽是武将，但也粗通文墨，颇通史书，为人礼贤下士，较之于当时同级别的清军将领，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从《东游纪程》的记载来看，聂士成曾读过《史记》《汉书》《唐书》和薛福成的《出使四国日记》。有《东游纪程》《东征日记》及诗文数篇传世。

在晚清艮卢居士所著小说《救劫传》中，聂士成形象与正史大致相似。他一直在军旅中建立功勋，对义和团深恶痛绝，认为是这些乱民使国家致祸。后来聂士成带兵征义和团，却受到当朝宠信义和团的大臣的严责，由于外国军队进攻京津的紧迫形势和他身经百战的威望，才使他免于革职。又被责令与洋人作战，其军队的勇武使敌人丧胆，然而，正当他正与洋人激战之时，义和团却掠走了他全家妻儿老小。在此情况下，聂士成依然督战，直至中炮壮烈牺牲。在蔡东藩的《清史演义》《慈禧太后演义》中，也有着类似的记载。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立碑纪念，花岗石砌筑基座，高2.4米，位于天津八里台以南（今天津市南开区紫金山路与卫津南路交叉口）。碑正面刻“聂忠节公殉难处”，两侧立柱上刻“勇烈贯长虹，想当年马革裹尸，一片丹心忍作怒涛飞海上；精诚留碧血，看今日虫沙历劫，三军白骨悲歌乐府战城南”，横额为“生气凛然”。

1984年复立时，碑文仅留“聂忠节公殉难处”七字。2000年是聂士成为国捐躯100周年，天津市政府在原聂公碑所在地建了一个高4.18米的聂士成铜像以示缅怀，镌刻：将军驱骑刀光寒，一跃桥头此生瞻。聂公当年激扬处，多少青松配雨寒。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根据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奏请，清廷在天津为聂士成、李鸿章建立专祠，列入祀典。

宣统元年（1909年）十一月，根据护理直隶总督崔永安的奏请，清廷准以聂士成入祀宁河县（今天津市宁河区）芦台专祠。

《清实录》同治至光绪朝部分

《周悫慎公全集·聂忠节公传》

《清史稿·卷四百六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