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9-20 19:59
辛巳斥邪运动（신사척사운동）是指1881年（按干支纪年为辛巳年）朝鲜的保守势力“卫正斥邪派”抗议朝鲜政府实施近代化政策（开化政策）的政治风潮。1880年，中国驻日外交官黄遵宪所撰的《朝鲜策略》传入朝鲜，建议朝鲜对外开放，对内自强，得到朝鲜高宗为首的统治集团的赞同，准备按照其提示的方针来展开近代化政策（开化政策）。儒生们认为《朝鲜策略》所提示的方针将会导致“邪教”（基督教及西方文明）席卷朝鲜，动摇作为朝鲜立国根基的“正学”（即儒学，具体指程朱理学），因此高举“卫正斥邪”的旗帜，以向国王上疏的形式表达对《朝鲜策略》及“开化政策”的抗议。因其诉求过于顽固执拗以及涉及王室内部斗争，故在朝鲜朝廷的镇压下以失败告终。
1876年，朝鲜与日本缔结《江华条约》，初步打开国门，并通过与日本的交往开始接触近代工业文明，朝鲜所谓的“开化思想”正式形成，支持近代化的官僚和知识分子被称为“开化派”。另一方面，以儒林为代表的传统保守势力在民间十分强大，他们高举“卫正斥邪”的旗帜，被称为“卫正斥邪派”。这两派首次交锋的契机是1880年修信使金弘集从日本带回中国驻日外交官黄遵宪所写的《朝鲜策略》。《朝鲜策略》主张朝鲜应“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抵御沙俄南下，同时吸收近代工业文明以图自强。“开化派”自不必说，朝鲜高宗及部分大臣也对《朝鲜策略》相当推崇，准备以其内容为指导来调整内政外交方针，即实施“开化政策”。而“卫正斥邪派”对《朝鲜策略》提示的方针不以为然，尤其被其中“耶苏、天主之学，犹吾教有朱、陆”一句所激怒。黄遵宪本意想说美国所信奉的耶稣教（基督新教）比同属基督教系统的天主教更“纯良”，并以儒家内部的理学、心学之分来类比，然而“卫正斥邪派”的儒生们认为将儒教类比基督教这样的“邪教”是对儒教的侮辱。同时又有“顾吾中土周、孔之道，胜之何啻万万”，被朝鲜儒生误读为耶稣教远胜于儒教，自然对《朝鲜策略》无法容忍。于是以《朝鲜策略》传入朝鲜为契机，“卫正斥邪派”针对“开化派”和“开化政策”掀起了大规模的抗议风潮，是为辛巳斥邪运动。
1880年十月初一日，兵曹正郎刘元植首先上疏反对《朝鲜策略》，举出其中“耶苏、天主之学，犹吾教有朱、陆”一句，大肆批判，并攻击带来《朝鲜策略》的金弘集，主张复设书院以“扶正熄邪”。然而朝鲜政府称他“诽诎朝廷，侮蔑士林”，革职发配平安道铁山。十二月十六日，前司谏院正言许元栻上疏反对《朝鲜策略》，并进一步批判高宗所施行的“开化政策”，强调“内修外攘”，即施行儒家仁政才是根本。朝鲜政府又以他“前衔陈疏，家僮直呈，俱系禁令”为由加以处分。十二月二十八日，又有司宪府掌令李骏善上疏批评派留学生到中国学习武艺以及开放仁川港等“开化政策”，同样没有得到正面回应。总之，朝臣对《朝鲜策略》及“开化政策”的公开反对就到此为止。
然而，朝鲜民间的反应则不然。按金弘集给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的说法是“民志尚属难回”，而另一开化派卓挺植则在给何如璋的信中估计“朝中诸臣愿外交者已有十之七，唯民间则十无一人”。不仅支持《朝鲜策略》及“开化政策”者极少，反对者更是站出来发声。朝鲜本有儒生议政的传统，庆尚道（岭南）尤甚，“每国家有事，若邦礼得失、儒贤进退，可以逞处士之横议者，辄相率叫阍，谓之伏閤，或万人或数千人”。庆尚道的儒生们在传抄《朝鲜策略》与刘元植之上疏后，群情激奋，在1880年冬聚集在庆尚道尚州山阳（今韩国庆尚北道闻庆市山阳面）市场，准备联名上疏反对《朝鲜策略》。这些儒生的成分以南人为主，并涵盖老论、少论。庆尚道儒生的计划传到汉城（今韩国首尔），有人说若他们的诉求得不到允许的话，那些儒生就要“破馆（日本公使所在的清水馆）歼倭，以泄义愤”，进而引发战争。这类风闻传开后，汉城人心汹汹。因此朝鲜政府有意阻止儒生进京上疏。南人出身的大臣领中枢府事韩启源写信试图劝说儒生，荣川郡守孙某也试图劝阻道会所通文儒生，但都未能成功。
该上疏号称“万人疏”，由出身少论的前礼曹参判姜晋奎起草，而出身南人的大儒李滉的后裔李晚孙则被推为领衔者（疏首）。在上疏前，疏文副本已流出，内有抨击“宰相”即领议政李最应为首的外戚大臣欺君的内容。外戚闵台镐招来李晚孙的族兄弟前参判李晚运、前承旨李晚由等，以“关君门户（干系真宝李氏的命运）”来恐吓他们删改上疏，于是关于攻击“宰相”的内容被删除，火力便集中于金弘集一人。
1881年正月二十日，李晚孙等三百多名儒生带着“万人疏”离开山阳市场，二月十八日抵达汉城，匍匐王宫外数日，请求将疏文呈递国王。“岭南万人疏”全文约三千字，其要旨如下：
二月二十六日，朝鲜高宗针对万人疏做出批答，内容是“辟邪卫正，何待尔等之言乎？至若他国人私拟文字，初不足深究，而尔等又误看而抉摘矣。若籍此而又烦疏举，是谤讪朝廷，岂可待之以士子而不之严处乎？尔等知悉退去”。虽然发出警告，并未做出更严厉的处分。
岭南万人疏在呈上前已流传民间，乃至“家播户诵”，而其呈上后的内容又被改动过，故遭到“举世唾骂”。成均馆前的荡平碑被贴上了表达对改疏不满的匿名书。因此岭南儒生们为洗雪此耻，继续上疏，三月初推金祖永为疏首，试图再度上疏，三月中旬又推金硕奎为疏首，第三次伏阙上疏。而高宗则说到做到，将这些疏首通通治罪流放。但斥邪运动反而呈现扩大趋势，三月二十三日，蓝浦（今韩国忠清南道保宁市蓝浦面）的黄载显、扶余的洪时中两名武生上疏。二十四日，以金镇淳为疏首的八十多名岭南儒生第四次伏阙上疏。接着又有柳冀永等京畿道儒生的上疏、韩洪烈等忠清道儒生的上疏。高宗继续采取强硬措施，于四月初三日以岭南万人疏删改前的“悖逆”之语为由将李晚孙、姜晋奎逮捕入狱，经过拷打后分别流放薪智岛和鹿岛，围篱安置。同时，黄载显、洪时中也分别被流放金甲岛和薪智岛。此外，韩洪烈也被流放平安道慈山。
五月十五日，高宗为了怀柔儒生，发布“斥邪纶音”，表示将继续坚持禁止洋教、弘扬儒学的国策。六月初八日，前司宪府掌令郭基洛上疏，他一方面说明斥邪和与日本建交及谋求自强等应该有所区分，一方面也表明支持朝廷的“开化政策”，并批评儒疏空谈高论，不识时务，高宗予以嘉奖，当天就擢升为礼曹参议，以此向外界释放自己的意向。但在这期间，斥邪运动并未停止，又有以赵启夏为疏首的忠清儒生、高定柱为疏首的全罗儒生、洪在鹤为疏首的江原儒生、申㰔为疏首的京畿儒生伏阙上疏，抗议《朝鲜策略》及“开化政策”，洪在鹤还写信给闵台镐，大肆批评包括他在内的当权者的引洋误国之罪。闰七月初六日，四道儒生上疏被送呈高宗，其中洪在鹤的上疏直接批评高宗，申㰔的上疏则提到李裕元与李鸿章通信这种外交机密，因此被捕受审，处以严刑。洪在鹤于闰七月二十日以犯上不道之罪斩首示众，申㰔被流放金甲岛。此外，参与斥邪运动的儒者金平默及前郡守李源进、主簿徐周辅、副护军尹弘燮等都被流放。八月初一日，高宗以命刑曹和汉城府将试图继续上疏的儒生强制逐出汉城。然而儒生依然不屈不挠，钟阁上贴出盖着四道疏厅图章呼吁各邑儒生来会的榜文，以及要求八月参加监试的儒生也来参与的通文。朝鲜社会普遍对斥邪运动抱以同情，义禁府狱卒在拷打儒生时不忍下重手，洪在鹤临刑时，“刑者投剑呜咽，士民填市，如哭亲戚”。在这种氛围下，出现了安骥泳谋立高宗庶兄李载先的政治阴谋，随着这起逆案的平息，辛巳斥邪运动才算基本被镇压下去。
辛巳斥邪运动被镇压为朝鲜同美国建交铺平道路。起初“国论汹汹，以和洋为非，不可力遏”，高宗不得不在辛巳斥邪运动的漩涡中通过派金允植出使中国的途径来展开秘密外交，等到事态平息后，《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终于在中国斡旋下缔结，朝鲜正式向全世界敞开门户，融入以万国公法为基石的国际社会之中。另一方面，“卫正斥邪派”仍未放弃抵抗，他们团结在朝鲜高宗的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的旗下，利用壬午兵变一度夺权。随着壬午兵变被清军镇压，“卫正斥邪派”才完全失势。
辛巳斥邪运动具有强烈的反外势、反开化色彩。从斥邪上疏里可以发现他们对于当时的国际情势和朝鲜的处境缺乏正确的认识，他们坚持周孔程朱的大道，一点也不容异教的存在，因此他们排斥相信异教的外国（即“洋夷”）势力，反对导致异教化的开化。主张斥倭固然可说是源于壬辰倭乱以来的“不共戴天之仇”，但理论上的根据是来自对洋夷化、异教化的反对。
斥邪论者的主张虽然单纯，但也有击中要害的地方。如派遣工匠学徒到天津学习，日后就真如他们所说的失败而返。还有，他们担心开港通商以后，引进外势会造成外势的侵略；他们相信和日本通商，经济会受日本的掠夺；联合美国和日本以阻遏俄罗斯的想法只会招来侵略。而事实上，众所周知，开港以后的事态确实是朝着那种方向，尤其是受日本侵略的方向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