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年，刚刚设置通判，对其尚无考课制度。宋太宗继位后，命令各路转运使对通判进行考课，政绩特别优异者为上等，居官治事恭谨而行且职责范围内的事基本上能够完成则为中等，做事松懈且拖沓，治理地方时没有功绩且行为失礼的则为下等。雍熙四年（987年）宋太宗规定了对通判相对客观的考课方式——批书历纸，即由知州和僚吏为通判书写政绩和过失，内容包括刑狱、政事等方面，由同僚共同署名，不得隐漏，交由中书进行考校。宋神宗时期曾下诏，各路的路级监察官察巡到部下通判政绩最优秀者，并且还未经朝廷升职的，可以上书中书记录其姓名。

明清两代，通判均为正六品。

宋代官员俸禄大体可划分为正俸、加俸、职田三类，另有一些变相俸禄。其中，职田又称“职分田”、“圭田”，是用作官员在职补贴的官田。

熙宁间以成都府路为试点，改革职田制度。熙宁三年（1070年）新定的成都府路职田标准，改田亩为斛斗，其详参见下表。

洪武二十年（1387年）九月更定的文武百官岁禄标准，成为有明一代文武百官俸禄标准的定制。按照定制，正六品的通判月米8石、岁米96石。

定制的俸禄标准是以米石计之的，但事实上却并非全支本色米石，而另有繁杂的“俸钞折色”变化。正六品的俸钞折色定例如下：

顺治十三年（1656年）议定的俸禄标准，成为被后来沿用的定制。按照定制，正六品的通判俸银60两，俸米60斛。

清代雍正初年实行耗羡归公，支发各官养廉银后，养廉银遂成为有清一代与正俸并行的俸禄制度。通判由于所属部门不同，养廉银亦有不同，如州判为80—100两，管河通判为400—700两。

宋代知州与通判共理州政，职权范围大体相当，但为了更有效地监督和限制知州，收地方钱谷于中央，宋代知州一般不签署钱谷之事，特别是武臣知州之处，而通判在这方面则具有特殊职能。通判在财政方面的专责包括以下几点：

其一，掌管部分版帐税籍。宋太祖开宝元年五月，即令“诸州通判，钱粮官至任，并须躬自检阅帐特所列官物，不得但凭主吏管认文状”。宋代，“诸州税籍，录事参军按视，判官提举”。但是，录事参军等州县官难以对付地方上的官户豪强，所以，开宝四年，便下诏“诸州府并置形势版薄，令通判专管其租税”。除此之外，通判还负责其他税收帐目。如“诸州县镇场务所收无额上供物钱，每季具帐，限次季孟月五日以前供申通判厅”，然后由通判厅审覆，供申提点刑狱司，并“点磨保明申尚书户部”。南宋高宗时重申，经总制无额钱物，“专委通判检察造帐，申提点邢狱司驱磨，攒类都账申部”。条令规定：各州“诸仓库见在钱物（诸司封桩者非），所属监司委通判，岁首躬诣仓库，点检前一年实在数，令审计院置薄，抄上比照帐状”。另外，“诸州解发金银钱帛，通判厅置薄，每半年具解发数目及管押附载人姓名，实封申尚书省”。可见，通判厅直接或间接掌管各种帐籍，有的通过监司上报中央，有的则直达尚书省。

由于掌管税藉，故通判得以过问差役等事。如张诜通判越州时、“民患苦衙前役，诜科别人户，籍其当役者，以差人钱为雇人充，皆以为便”。当然，也有人得以利用职权进行违法活动。如王恭之通判衡州，“擅在本厅私置文历，拘收人户免倍税牙契钱，取拨充借，动以千计”。张适通判贺州，也曾擅卖官盐并私改封桩库文历，侵盗官钱入己。

其二，主管常平义仓及部分农田水利。宋代，“常平以平谷价，义仓以备凶灾”，每路由提举常平官（简称提举官或仓官）总领。常平仓每州“选通判、幕职官充主管官”，“典于转移出纳”。因为“诸州通判系主管常平官，正是奉行荒政”。所以，广南地区，仅在无通判州军许知州管勾常平钱谷。熙宁时，梓州通判冯山即曾对宋神宗说“臣见管勾常平等事，亦能为陛下推行诏条，宣布恩施”。通判也专管义仓米的收存，“诸路提举司选委官随苗收义仓米，明数任责，拘收本色，令敖认数桩管，不许折纳。责令通判专一任责，提举司常切严紧催督”。而且“通判任满，须管批上印纸，于本司所催义仓米斛有无欠少，候足，方许离任注授”。则义仓米有少欠者，通判不许离任。

常平义仓之外，通判还专门负责一些农田水利事宜。宋代有营田的地区，多由通判主管。“襄、定、唐三州有营田使或营田事，通判亦同领其事”。南宋初随州通判鲁平之即“协赞郡政，谙晓民事，兼管干营田，备见宣力”。有圩田的地区，也由通判兼领。“应有官圩田州县，通判于衔位带兼提举圩田”。各州职田数也是“委通判同县令实，除其不可力耕之田，损其已定过多之额，使之适平而已”。河防水利方面，太祖开宝五年即诏“开封等十七州府各置河堤判官一员，以本州通判充”。宋神宗时，“应黄河夏秋水涨，堤岸危急，须藉民夫救护处，……仍令通判提举”。如不抓紧或妄追民夫，均以违制科罪。南宋时“浙西漕运惟恃吴江石塘以隄水”，后来，“修塘塞兵尽为他役，堤岸颓毁”。绍定二年，遂抽回修塘塞兵，“委平江府通判主管，不得辄有抽差，违许奏劾”。通判有权弹劫地方官吏，所以委通判主管足以制止护兵被其他地方官擅自抽调。

其三、协助筹办军需。北宋，沿边州军的通判往往协助筹办军需粮草。宋仁宗宝元元年，“罢河北、陕西提举使籴粮草官，令本路转运使副及逐州通判提举”。因此，河北沿边次边州军，全藉强干材敏通判籴买军需，营办职事。元丰元年，“澶、定州，大名府封桩草计置久未毕”。遂令逐路安抚司催促，并罢去元差勾当官，令三府州通判及时籴买。在陕西，镇戎军通判田京，同州通判蒋偕，仪州通判耿传等都曾在宋仁宗时管办映西随军粮草。神宗熙宁六年，秦州通判陈纮因应付军需有备而受到迁一官、升一任之奖励。南宋初，军务紧急，于是规定：“今后应遣发大兵所至州县，并专责通判充钱粮官于界首伺候，应付支遣，俟人马出州界，方得归州。”同时，“诸州草场，……日轮都监……通判提举”。南宋政府为了筹办军晌，先后设置了四川，淮东、淮西和湖广四总领（全称为总领某路财赋军马钱粮官或总领财赋），其办事机构称总领所，分掌各路上供财赋，供应诸军钱粮。总领所所需财赋主要由各州通判专一负责。

其四，负责征收经总制钱及其他杂税。北宋宣和三年，经费不足，由陈遘奏请，增收酒税、头子钱等十多种附加税，称经制钱，各州军别立帐收管，供朝廷调用。当时，“江淮荆浙福建七路所收七色钱，……可逐州委通判，逐路专委应奉官拘催，拨充转般籴本”。南宋初，又增加二十多种附加税，创立总制钱，并与经制钱合称经总制钱，“岁之所入，半于常赋”。成了南宋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绍兴三年又诏令诸州经总制钱，并委通判拘收。自绍兴三十一年起，曾一度命知州和通判共同掌管经总制钱，但由于知州恣意侵用，九年时间内，经总制钱每年欠收二百余万缗，所以南宋政府便再次下令，委通判专一拘收。法令规定，诸州县镇场务所收经总制钱物，必须“每季具帐，限次季孟月五日以前供申通判厅，本厅限孟月终审覆，申提点刑狱司，本司限十日点磨保明申尚书户部”。通判不仅审查帐目，而且负责保管各县镇场务收缴上来的经总制钱物。

经总制钱之外，通判厅还负责征收许多项杂税，庆历二年，“江西转运使移属州，凡市末盐钞，每百缗帖纳钱三之一”，这项帖纳钱即由通判负责征收。当时，吉州通判李虞卿因受贿免帖纳，险些被处死。条例规定：“诸州无额上供钱物，提点刑狱司选通判或职官一员点检，尽数入帐，如限催发。”由于宋代财取于民者无所不有，因此，通判厅所收额外课利名目繁多。

其五，提举军资库。宋代，地方州郡仓库主要有公使库、军资库、公使酒库等，以保存各类钱物。公使库所存公使钱由知州和通判共同签书支出，主要用于宴请、馈赠、官员赴任及罢移往还之费用。军资库则不然。军资库的实际内容与其名称不完全一致。宋朝，“守臣·通判名衔必带军州，其佐曰签书军事，及节度、观察、军事推官、判官之名，虽曹掾悉曰参军。一州税赋民财出纳之所独日军资库者，盖税赋本以赡军，著其实于一州官吏与帑库者，使知一州以兵为本，咸知所先也”。可见，军资库并非专储军用物资之地，而是“一州税民财出纳之所”，是一州之内主要的综合型财库。通判对军资库的收支负总体责任。

其六，掌管应在司。宋代，“以官物输他司或中都，虽著于籍而无入官之符契者，则总之应在司”。诸州应在司是在宋太宗淳化五年开始设置的，“具元管、新收、已支、见在钱物申省”。即所谓“输送毋过于上供，而上供未尝立额，郡置通判以其收支之数上之计司，谓之应在”。根据《庆元条法事类》卷三一《应在》规定：诸州应在司由通判一人掌之，无通判处差职官一员，而且根据各州通判在任期间“开破应在钱物”之数，转运司保明，以予酬赏。

其七，勾通地方与中央财政。无论通判掌管部分版帐税籍，拘收保管经总制钱物，还是提举军资库，其主要目的均是保证地方财赋收入，防止被知州乱用，然后上缴转运等司或中央政府。如“诸上供谷，州委通判不拘界分拣选充换堪好者装发”。各地禁军缺额请给须“州委通判，提点刑狱委属官举催”，然后“附纲上京，纳左藏库”。宣和五年，“诏诸路所收钞旁定帖钱，除两浙路隶应奉外，余路并逐州委通判拘收，与发运司充籴本”。另外，“诸大礼钱（金银物帛同），监司于前一年专委诸州通判（不许别差官），将合起之数，照前郊窠名，剗刷实数起发，限次年七月以前赴左藏库送纳。如亏前郊之数，或致稽违，监司按劾”。郊祀大礼系封建王朝非常重视的祭祀活动，为保证其供给，宋政府明令只差通判主管其经费，不差别官，可见对通判委任之重，也说明了通判在勾通地方与中央财政方面的关键作用。

除以上较普遍的专职外，在有特殊经济活动的州中，通判也专任其责。如解州通判在北宋时主持解盐生产。晋州折博务“止委通判监当”。南宋时北边榷场由各州通判兼理。文、叙州通判则管勾买马等等。

通判除经济职能外，在司法人事的某些方面也有特殊职能。如“诸州大辟罪及五人以上狱具，请邻州通判、幕职官一人，再录讫决之”。帮助邻州审决大案，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通判的按察性质。这类例子很多，如宋太宗时，歙州凶人黄行达之弟坐法当死，行达诬告州将故入其罪，于是诏令宣州通判姚铉与歙州监军张熙重鞠之，即日定案。南宋绍熙三年，温州通判傅顾即被派往处州审问大辟案件。另外，宋代一般州军须由知州判决徒刑，“帅府则以徒罪委通判”。

通判除同知州一样有奏举人之资格外，还专门负责一些人事管理事务。如各地官员过期不赴任、因病故去或离任半年而未差注到替代之人者，“每月终（一千里以上每季终）州委通判，帅守监司委属官，实封差人赉申尚书吏部”，以便及时处理。“诸使臣（校尉同）所属州专委通判置籍，身亡者，取索付身告勅等批上身亡月日，用印给还本家讫”，并即日开具有关文字“申尚书吏部及转运司照会”。绍兴四年，高宗下诏：“诸路帅臣、监司、郡守，今后奏辟官属，并令所举官录白、付身、印纸，各委本州通判取真本覈实，结罪保明，缴连申奏。如应参部之人，方行给降付身，以绝伪滥之弊”。以通判审查帅臣、监司、郡守所辟举的属官，同样体现了通判监督，按察的性质。另外，“应命官无职事请俸者，专委逐州通判检察，其违法请过钱物，并行追纳”。则一般地方官均受通判监察。

明代通判为知府属官，“同知、通判分掌清军、巡捕、管粮、治农、水利、屯田、牧马等事”。

赵抃（1008年—1084年），中国宋代词人。字阅道，自号知非子。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进士，为武安军节度推官。历知崇安、海陵、江原三县，通判泗州。至和元年（1054年），为殿中侍御史。弹劾不避权幸，京师目为“铁面御史”。

苏轼（1037年—1101年），中国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苏洵卒，返蜀居丧，熙宁二年（1069年）还朝，任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四年，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出通判杭州，继知密、徐、湖三州。

李之仪（1038年—1117年），字端叔，自号姑溪居士、姑溪老农，沧州无棣人。哲宗元佑初为枢密院编修官，通判原州。元佑末从苏轼于定州幕府，朝夕倡酬。

杨邦乂（1086年—1129年），字晞稷，吉水人，南宋初著名的抗金民族英雄。北宋时，入进士第，历任溧阳、江宁县令。建炎年间，任建康府通判。建炎三年（1129）建康城陷金，杨邦义被执，宁死不屈，被金兵剖腹取心而死。

赵葵，字南仲，赵方之子。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年）生于蒲圻。时其父方任蒲圻尉。宁宗嘉定十一年至十二年（1218年—1219年）葵与兄范及扈再兴等率军反攻金人据地唐、邓二州，以功补承务郎，知枣阳府。十五年，以功擢直秘阁，通判庐州，进大理司，直淮西安抚参议官。理宗绍定元年（1228年）出知滁州。

宋代府州军监级长官不仅受到监司与通判的刺举，其与同级长官之间还存在互察，以及对通判进行的反监察。各州通判处于地方监察系统的最底层，其监察权力受本路监司和帅司的监控，又受本州知州的监督。县级长官与监司、通判、知州之间相互监察，本路县级长官之间也要相互监督。在宋代地方监察系统中，相互牵制与相互监督是这一制度的最大特色。

通判的设置是宋初统治者吸取五代分裂割据的历史教训，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重要措施。

通判通过监察权力的行使，分割了知州的权力，按察了本部的县级官吏，有效监督了地方官员，使得地方官员不敢滥用权力，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与维护了中央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