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五年（永历二年，1648年）正月二十七日，金声桓、王得仁先发制人，擒杀巡按董学成、布政使迟变龙、湖东道成大业，宣布反清复明，“文、武强半从贼”，“尽弃顶带而换冠裳”，少数不愿追随反清的官员均被捕杀，只有江西掌印都司柳同春抛下妻儿家属，缒城而出，乔扮和尚，星夜逃往南京报告江西发生了重大事变，后来又为南下的清将谭泰提供地理图，在进攻南昌及其附近州县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当时，清江西巡抚章于天正出巡瑞州，王得仁“遣人邀擒章于天于江中”，于天贪生怕死，愿为金、王效劳，出任兵部尚书，负责制造炮车。

金声桓、王得仁起事时，还不知道南明永历帝即位的消息，因此在发布的安民告示上署“隆武四年”，文中有“劳苦功高，不惟无寸功之见录，反受有司之百凌。血气难平，不得已效命原主”等语。金声桓自称豫国公，王得仁称建武侯。南明弘光朝廷大学士姜曰广是江西新建人（今属南昌市），罢官后居住在本县浠湖里，金声桓、王得仁认为他是先朝重臣，把他迎接到南昌城中以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的名义号召远近。另有明朝旧官刘思赉、余应桂也列名其间，官衔不详。

金、王自行任命文武官员，以黄人龙为总督川、陕、山东、山西、河南五省兵部侍郎，金声桓的中军官宋奎光为左军都督府都督佥事，王得仁的妻弟黄天雷为兵部侍郎锦衣卫同知；至于江西地方官则以王得仁幕中书记陈芳为江西巡抚，金声桓的幕府书记吴尊周为巡按江西监察御史，其他司道官也大抵是两家的幕客。

不久，他们得知隆武帝已经遇难，桂王朱由榔即位为帝，于是文书告示改署永历二年，派幕客雷德复为密使装扮成和尚，携带佛经一部内藏给永历朝廷的奏疏，前往广西行在报告反正情况。永历朝廷下诏封金声桓为昌国公，王得仁为繁昌侯。金声桓提出自己已经用豫国公名义发布文告，改封昌国公不妥；经朝廷同意声桓仍封豫国公、得仁建武侯。江西绝大多数府县都闻风而动，纷纷竖起了反清复明的旗帜。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吉安府守将刘一鹏、李士元率部归附金声桓；饶州守将潘永禧，袁州守将汤执中、盖遇时也据城反正。其他府县如后来清江西巡抚朱延庆所说：“江西变乱之时，全省已无坚城。”只有清南赣等地巡抚刘武元和南赣总兵胡有升、副将杨遇明、高进库等据守以赣州为中心的赣南地区和参将康时升等扼守的广昌府（府治在上饶）仍然在清方控制之下。

金声桓、王得仁起事前后，曾经派遣密使策动其他降清将领一道反戈，共襄盛举。据刘武元、胡有升报告，金、王“遣使遗书，希图煽惑，不啻数十余次”。遣密使致书河南开归（开封、归德）总兵高第（明亡时任山海关总兵）“约期举兵”，高第“执其使以闻”。又致书清署长沙总兵徐勇（徐勇和金声桓曾在左良玉麾下任总兵），要他起兵响应，使者被徐勇杀害。策反工作虽未能全部如愿，但对于广东提督李成栋的决策反清显然起了重大影响。

反清之后，摆在金声桓、王得仁面前的任务是向何方进兵。开初，金、王的决策是北上拿下九江，然后顺江而下进攻南京。二月初，王得仁领兵进抵九江，清镇守九江总兵冷允登带领部下士卒五千名开城响应，接着占领湖口、彭泽。清九江知府吴士奇等地方官都来归附，王得仁命部将吴高接管九江府防务。幕客胡澹提出了奇袭南京的建议：“乘破竹之势，以清兵旗号服色顺流而下，扬言章抚院（指章于天）请救者，江南（指南京）必开门纳君，其将吏文武可以立擒。遂更旗帜，播年号，祭告陵寝（指明孝陵），腾檄山东，中原必闻风响应，大河南北，西及山、陕，其谁得而为清有也？”王得仁很重视这个建议，一面派兵入长江，收取九江上下游地方，一面派使者回南昌请示金声桓。

王得仁的军队占领九江一带以后，地处长江中游的湖北、安徽许多地方的复明势力迅速响应，一时风起云涌，形势颇为可观。在湖广方面，二月二十八日王得仁部下一支军队乘船五百余艘，直抵蕲州城下，陆路马步军五千余人也进攻南门。因清兵固守，未攻下蕲州，但王得仁军已占领黄梅、广济等县，派设了文武官员。蕲水县境复明势力也很活跃，该县县志记载，“（顺治）五年戊子，江西金逆叛兵抵九江。蕲、黄、英、罗各山寨误听之。联结雄长，亘数百里。蕲东北一带亦为所愚，攻城掠野几一年许，民用逃窜。己丑夏，督抚迟及柯率师招安之。寻又变，大兵复进，又招安，然妇女庐室之分离扰乱甚矣”。

《麻城县志》记载：“顺治五年，江西金声桓据省城反，风闻江北，周承谟等因从北乡倡乱，连延东南山以及英、霍山谷，揭竿啸聚。知县徐鼎请兵讨平之。”后来清湖广四川总督罗绣锦在一件奏疏中说：“江右金逆自顺治五年二月内称兵告叛，而黄属地方除黄陂外揭竿响应者无地非贼矣。各县皆坚壁御贼，彼其时期于城守无虞幸也，赋税之征岂能问乎？”疏中还具体指出了蕲州、麻城、罗田、蕲水、黄梅、广济、黄冈、黄安各州县在顺治五、六两年都为“土贼盘踞，田地抛荒”。甚至在省会武昌西北面的孝感县反抗势力也大为高涨，地方官员惶惶不可终日。《孝感县志》记载：“顺治五、六年时，邑盗贼大起，在途人必让路，客会坐必绝席，有犯则醵金出之，首告则官必楚之。盗得气甚，乃作韵语宣言于邑曰：‘弟兄一千七，天下无人敌。有人来犯我，一个一两一。’”真可谓意气舒发。有的史书记载清湖广总督罗绣锦惟恐金、王义师进攻武昌，不得不采取缓兵之计，派人致信说：“人心未死，谁无汉思？公创举非常，为天下倡，天下咸引领企足，日夜望公至。但赣州东西要害，山川上游，公欲通粤，则赣介其中；公欲他出，则赣乘其后，计莫若先下赣，赣下则楚地可传檄定矣。”

清廷接到江西起事的报告之后，立即命令进至湖南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王率部退回汉阳。孔有德见人心不稳，为了防止内变，竟然把在湖南降清的原明安国公刘承胤、偏沉巡抚傅上瑞等人全部杀掉。这些事实说明当时清朝对湖广的统治还不稳固，防守兵力相当有限。

九江以东的安徽部分州县情况也很类似。温睿临记载：“戊子春正月，江西金声桓来归，九江以东，望风趋附。”太湖（安徽县名）、宿松、潜山、英山一带的反清势力相继而起，各立山寨，奉南明永历朝廷的正朔。这年二月十四日，各山寨义军共立明宁藩后裔朱统锜为石城王，居于潜山飞旗寨，“以永历纪年造作符印，以次拜官，自郡县、监司、抚按、科道、部院、总镇之属咸备。他寨未有谒者以兵降之。其授部院职者有傅梦弼、傅谦之、桂蟾、义堂和尚之属，皆佐统锜，在诸寨为飞旗外卫。于是，统锜抚有二十四寨，因联络蕲黄四十八寨，其来谒者，各受职有差”。

《太湖县志》记：“时金逆突起，大江以南望风披靡。皖属安危在呼吸间。……宿邑（指宿松县）已署伪官，本县城空，官民俱弃不守。”清操江都御史李日芃急忙移镇安庆，由于顺江东下的明军不多，在小孤山被清军击败。潜山县百姓因受清政府高额榨取，这时也乘机而起，史载顺治五年十月潜山县有所谓“十亩贼”，“土贼余公亮”，粮里也，因知县胡绳祖加田亩过额，十月初一日啸众千人据英窠寨为乱，名十亩贼。时监生胡经文屡蓄不轨，事觉，久逃他郡，至是亦据舒界横山寨应之。十二月二十三日，英窠数百人掠县市。将官李之培领兵百人往御，莫支。自是，天堂、埭口二十余寨俱陆续相继立矣。”据清方档案：“惟英窠一寨山势最险，贼兵最强。各寨倚英窠为主，英窠借各寨为援”，直到次年（1649）六月，清军在总兵卜从善督战下才攻破该寨。《桐城县志》记载：“五年戊子春三月，土贼范大、范二起桐白云寨。次年春二月，镇将卜从善等抚之。”

建德县乡宦胡士昌公然网巾大袖，口称大事已就，劝知县速为迎顺，以至“人心汹汹，咸无固志”。胡士昌虽然被清政府擒杀，他的行动显然反映了当时安徽民心的动向。庐州府朱国材化名冯弘图，“假称史阁部（可法）”名义起兵，先攻克巢县，接着又勾结无为州乡宦吴光宇、生员沈士简、吴乾生等人，于顺治五年正月二十九日夜间里应外合，攻克无为州。二月初六日，朱国材在同来援清军交战时被擒杀。

江西反正之后很短时间里，湖北、安徽反清浪潮的高涨，说明金声桓、王得仁以主力出兵北上，在长江中下游会合各地义师共图恢复是惟一正确的方针。尽管由于柳同春逃往南京告警，清方已有戒备，不可能假冒清兵旗号偷袭南京，但是，金、王主力北进可以同武昌至南京之间的广阔地区内复明势力联成一片，对清朝对南方的统治必然构成极大的威胁，清廷由北京遣发的援军也不可能顺利进入江西。

清廷在接到江西叛变和湖广、南京的告急文书后，深知江南兵力有限，迅速采取对策，调兵遣将。三月十五日，摄政王多尔衮派正黄旗满洲固山额真谭泰为征南大将军，同镶白旗满洲固山额真何洛会、降将刘良佐带领满、汉、蒙兵马从北京赶赴江西，镇压金声桓、王得仁起义。

同时，命固山额真朱马喇、江南总督马国柱领兵由江宁（南京）溯江而上，在安庆府（今安徽省安庆市）同谭泰军会合。为了防止反正的明军占领湖北，又命令正在湖南作战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王率部撤回汉阳地区。战局的这一变化，对南明无疑非常有利。

然而，永历朝廷虚有其名，无人统筹全局作出相应的决策，各地实力派自行其是。江西的金声桓、湖南的何腾蛟都缺乏战略眼光，没有抓住有利时机，互相配合，赶在清廷援军到达以前迅速收复失地，扩大辖区和政治影响。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江西反正后紧接而来的是李成栋的叛清归明，龟缩于赣州等少数城池的清军只能固守待援或观风察势，不足以对反正明军构成重大威胁。王得仁部前锋在二月间已经占领了广济、黄梅、湖口、彭泽，控制了九江东西航道，如果金声桓率领主力接应，既可以扼守广济阻击湖广来犯之敌，顺长江东下攻取安徽、江苏；也可以扼守彭泽小孤山一带，阻击由南京而来之敌，抢在孔有德等三王未返汉阳之前（三王兵在四月间才由湖南撤到汉阳）进攻该地。可是，王得仁的使者到达南昌后，金声桓召集亲信官幕商讨大举出兵东下南京的方案，参加会议的人多数都表示赞成，说：“此上策也。若西取武汉，连衡郧襄，与湖南何氏（指何腾蛟）鼎足相投，此为中策。万一不然，攻城破邑，所过不留，重为流寇，此出下策。虽然，审能如是，竟亦不失中策。待永历帅六师，堂堂正正而后北伐，清兵猝至，婴城自守，则无策也。”

“总督”黄人龙却力排众议，断言“三策皆非也。不闻宁王之事乎？赣州高氏（指高进库）在彼”。金声桓一介武夫不知史事，愕然询问详情，人龙说：“昔者明有宁王名曰宸濠，反于江西，以不备赣州故，为赣州巡抚王守仁所擒也。”黄人龙的危言耸听使金声桓顿时改变了主意，决策调回王得仁军，并在三月上旬亲自率领主力南下进攻赣州。三月二十三日，清江宁（今南京）同知赵廷臣派船到江西彭泽侦探，发现金、王所设官员已经撤退，只在小姑山（即小孤山）两岸留有少数军队布防。

这一关系匪浅的决策无疑犯下严重错误。当年宁王朱宸濠起兵时的情形并不一样。首先，朱宸濠是以明朝藩王的身分以南昌一城之地反叛朝廷；金声桓则是反清归明，南明力量虽弱毕竟还有一隅之地和相当的政治影响。其次，刘武元、胡有升、高进库等人很难同王守仁类比，他们原先是明朝中级武将或臣民，既可以投机降清也可以投机归明。特别是金声桓、王得仁反清两个多月后，广东李成栋也加入了反清复明的行列，整个两广各府县都转入南明之手，南赣巡抚、总兵兼辖的湖南郴州、桂阳又处于南明督师何腾蛟控制之下，刘武元等仅以一镇兵力根本不可能离开巢穴赣州北攻南昌；何况王守仁起兵平定宸濠时得到了吉安知府伍文定的大力支持，而这时地处江西中部的吉安重镇已倒向金声桓。稍假时日，赣州孤城很可能自动倒戈。正如钱秉镫《盱江感事》诗中所云：“中兴时异承平计，误拟文成据上游。”战略决策上的重大失误导致了惨败。

三月十六日，金声桓亲自统领大军“二十余万水陆并进，直犯赣界”，十九日进抵赣州城下。攻城之前曾多次进行招降，对高进库等将领许以加封官爵。这里顺便说一下，南明人士所撰史著中常常过分夸大了高进库的作用，把他说成据守赣州的清军主将。其实，当时在赣州的有南赣巡抚刘武元（此人原为明朝参将，在辽东降清）、南赣总兵胡有升下辖五营，每营一千名，协守将领高进库、徐启仁二营，每营兵额也是一千名，总共不过七千兵马。金声桓兵临城下时，李成栋尚未反清（李成栋易帜在四月十五日，距金声桓进攻赣州不到一个月），刘武元、胡有升不仅没有感到后顾之忧，还派急使要求佟养甲、李成栋出兵相救。金声桓的招降只收到部分效果，赣州右协副将徐启仁在双方交战于城外时，就“暗通逆贼，卖阵回营”。总兵胡有升见兵力不敌，数十次下令全军入城凭险扼守，徐启仁却带领部下一千名兵马奔回原驻地南安府，连同府内的道、府文官举城投顺了金声桓；镇守南雄的雄韶协将李养臣也跟着投降。

赣州虽然成了一座孤城，但该城三面临水，地势险要，城墙坚固，是易守难攻的重镇。刘武元、胡有升督促部将高进库、刘伯禄、杨遇明、贾熊等奋力顽抗，双方相持不下。闰四月初一日，王得仁又带领由九江回师的兵力号称十余万来到赣州，同金声桓一道继续猛攻。闰四月二十二日，赣州清军突然出城反击，王得仁中炮负伤。这以后，金、王“重挖深濠，重筑营城，层层围困，意在不克不休。我兵内绝粮草，外无救兵，……势难久待”。城内米价高达四十五两银子一石，南赣总兵胡有升见士卒饥馁不堪，被迫“将自备战马初则变价以犒兵，继则活宰以充饥”，赣州已危在旦夕。

然而，赣州城下旷日持久的战役对金声桓、王得仁是非常不利的。清方的奏报对金声桓、王得仁统率的兵力数字肯定有所夸大，但是金声桓指挥围困赣州的兵马肯定超过城内清军，王得仁的率部增援不仅毫无必要，而且造成了赣北防守力量严重不足。就在金、王大军顿兵于赣州城下的时候，清廷派遣的征南大将军谭泰带领满、汉军队已经迫近江西。闰四月下旬，清军进至东流县，兵分两路，谭泰部攻九江，何洛会部攻饶州府。同月底，奉金声桓、王得仁之命镇守九江的明将吴高弃城而逃。五月初一日，清两广援剿副总兵杨捷占领江西门户九江。

何洛会军也在闰四月三十日攻克饶州府。五月初七日，清军前锋进入南昌府境。消息传来，金、王为救老巢不得不下令全军撤退，回保南昌。刘武元、胡有升乘机命令部将于五月初九日开城出击；金、王无心恋战，后卫部队损兵折将，狼狈撤退。五月十九日，金声桓、王得仁引军返回南昌。六月初三日，王得仁领精兵出城迎战南下清军，在七里街被清军击败，退回南昌。谭泰乘胜挥军前进，在七月初十日包围了南昌，分兵四出，扫除外围，切断省会同其他州县的联系。清军大肆抢掠，驱迫数以十万计的附近乡民挖掘濠沟，深广各二丈；在赣江上构造浮桥三座。抓来的民夫每天只给粥一餐，“溽暑督工不停晷，上曝旁蒸，死者无虑十余万”；“妇女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八月初九日左右，挖壕工程完毕，“所掠男女一并斤卖”，南昌“附郭东西周回数十里间，田禾、山木、庐舍、邱墓一望殆尽矣”。

南昌城里的金声桓、王得仁除了固守城池，等待援兵以外，多次亲自带领兵马出城向据守壕沟的清军发起冲击，但都被击退。徐世溥在《江变纪略》中不知出于什么动机，竭力丑化金、王。在他笔下，金声桓是“面色如土，嚄恨而已。诸将裨禀问，百不一应。惟日责姜太保（指姜曰广）令其遣客间道出城，号召四乡起义”；王得仁则在危城之中，“方娶武都司女为继室，锦绮金宝，筐篚万千，以为聘币。亲迎之日，绣旆帷灯，香燎历乱，鼓乐前后导从溢街巷”。实际上，依据清方档案，从八月初九日到十月二十六日，南昌明军选择不同方向开城出战至少有九次，其中王得仁带领冲锋三次，金声桓带领冲锋的有两次，金、王共同指挥的一次，不详指挥者的两次，由刘总兵（刘一鹏）带领的一次。这就足以证明金声桓、王得仁在战略战术上虽不怎么高明，但勇于拚搏则毫无疑问。清方以八旗劲旅为主的大批军队顿兵坚城之下达数月之久，一等梅勒章京觉罗顾纳岱在攻南昌府城时“中炮阵亡”，说明金声桓、王得仁指挥的官兵作战非常英勇。

南昌城被围困日久，粮食薪柴均告匮乏。城中米价先涨到一石要六十两，后来更高达六百两，最后是断粜，“杀人而食”，拆屋而炊。城中军民处境十分艰难，不少人为了不致饿死，从围城中逃出。不料清军主帅谭泰早已拿定主意，不管是来降官兵，还是逃出难民，一律屠杀。据清方报告：顺治五年九月三十日“省城各门投出百姓有三四十者，有五七十者，有百余者，俱出投降。拿到谭固山面前审毕，发与众家男妇不留，俱杀讫。十月初一日，省城百姓从四门投出男妇共有三百余名，谭固山审问，据说城内绝粮半月有余，米卖银八钱一升，糠卖银二钱一升，老鼠一个卖银二钱，人吃人，不能支捱；审毕发出分杀讫”。初二日，“贼伪王副将乘城内火起，带领贼兵并家眷五百余名，剃发押甲投出，谭固山止留十一员名，余贼分杀讫。初三日午时，有贼将一员领贼兵一百二十名携带大独眼枪四杆、三眼枪四杆、鸟枪七杆、火药三桶，投在厢红旗下；火药、火器留用，贼官贼兵俱杀讫。本日未时，城内投出百姓男妇七十余名，男人分杀，妇女分留。……”

迁延到1649年（顺治六年，永历三年）正月十八日，清军发动猛攻，十九日午后蒙古兵竖云梯登上城墙，南昌失守。金声桓身中二箭投入帅府荷花池内自尽，大学士姜曰广在偰家池投水而死，“王得仁突围至德胜门，兵塞不能前，三出三入，击杀数百人，被执，支解”。刑前，谭泰派人审问王得仁为何叛清，得仁回答道：“一念之差。”逃往南京报信的江西都司柳同春质问道：“你为什么把我妻子杀了？”王得仁坦然回答：“是，然是该杀的。听见说你去请大兵，故此杀了。”应对中颇露豪爽之气。

金声桓、王得仁领导的江西反清在南明史上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件。不到两个月广东又发生李成栋反正，本已走到山穷水尽的永历朝廷转眼之间顿觉中兴有望了。然而，南明当局的腐败无能却表现得淋漓尽致。江西反正后，清廷惟恐九江上游失守，在1648年四月就把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王兵马撤回武昌、汉口，留守湖南的兵力非常薄弱。南明当国大臣在湖南战场上毫不积极，坐失事机。督师阁部何腾蛟在五月间收复广西全州，拖到十一月初一日才攻下湖南永州（府治在零陵），接着又同堵胤锡、李赤心部为争夺恢复湖南功绩大闹矛盾。与何腾蛟气脉相通的留守大学士瞿式耜在1648年十一月的一件奏疏中说：“该臣等看得，逆虏之大队力攻江西也，以首倡反正之故；而我国家之光复中兴也，亦惟江西胜败是视。臣等每常拊心祝天曰：‘祖宗其庶几鉴金、王两勋镇以殄灭此羯虏乎！’而果然矣。”

从表面上看，瞿式耜、何腾蛟也知道江西战役是南明能否中兴的一个关键，可是瞿式耜的奏疏是根据何腾蛟十月底的塘报，塘报中虽然提到南昌在“八月初十日城内粮尽，城外虏炮千门，昼夜攻打，几破两门”，接着就说十一日金、王背城大战，清兵溃乱，“自相披靡，折虏万级，获虏马万匹，虏众风鹤，大黄船万只自弃江干，奔下江口去，会城遂定”。“今金、王日发前锋刘一鹏领兵四万，入楚会师，听督师调度，火牌直抵酃县。赣州高虏（指高进库）闻知李成栋兵十万到南雄，已于九月二十八日窜入兴国、雩都山谷一带，吉、赣各官已定，两府伏平。”这一系列江西“奇捷”的假情报肯定出自何腾蛟的编造，说明其人虚夸争功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程度。南昌城被围困得人吃人，守军望援，度日如年；永历朝廷重臣却谎报奇捷，“不胜雀跃”，准备“告庙策勋”，这大概就是瞿式耜疏中所说的“人谋既臧”。

湖南的何腾蛟既然谎报江西南昌、吉安、赣州均已取得大捷，自然无须出兵救援；广东的李成栋虽然曾经两次进攻赣州，但据当时正在江西的钱秉镫分析，李成栋本来可以引兵直下南昌，解金、王之围，合击谭泰部清军，但他另有自己的打算。钱氏说：“然吾观粤东之师，志在得赣（指赣州），非真有救南昌之志也。彼反正初心，以同事者（指佟养甲）攘其功而位踞其上，己反俯听节制，以此怏怏而反，既得其位而全省皆为所有，志愿足矣。岂知因时举事为国家收李、郭之勋哉！其志在图赣，特借救南昌为名，实欲自广其土地而已。未尝念江西亡则粤与俱亡，而救江西为自救之计也。”

三月间，南昌城陷，清军屠城。金声桓等殉难的消息报至行在肇庆，永历帝赠金声桓为豫章王，谥忠烈；王得仁赠建国公，谥武烈；姜曰广赠进贤伯，谥文愍。

在金、王反正之时，崇祯朝兵部左侍郎余应桂、生员吴江也在南康府起兵，攻克都昌、湖口、星子等县。吴江自称巡抚，余应桂称兵部尚书。清军入赣时，首当其冲，先后覆败，吴江、余应桂都被杀害。

从金声桓、王得仁江西反正可以看出：南明朝廷内部矛盾重重，湖南、广东实权人物只顾自己眼前私利，根本谈不上互相配合作战。清廷能够统筹全局，令行禁止。而南明政权历来是派系纷争，各实力集团或互相拆台，或坐观败亡，朝廷是个空架子，缺乏起码的权威。历来的史家都把清胜明败归因于清兵强劲无敌，这种观点不过是清朝统治稳固以后“钦定”的翻版。为清廷收取江西的是金声桓、王得仁等汉族军队；金、王反清之后引兵南攻赣州在战略上犯了致命的错误。然而，清朝湖广、江南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出兵援赣，清廷被迫由北京派谭泰、何洛会两个固山额真领兵迢迢数千里走了两个多月（三月至五月间有四月和闰四月）才赶到江西，使金、王攻赣之役功败垂成。反观南明，南昌从1648年五月被围到1649年正月城陷，长达八个月，没有得到南明其他军队的任何支援。这就证明，清军作战能力相当有限，南明各派势力的互相拆台才是导致自身瓦解的真正原因。

坚持了将近一年的金声桓、王得仁反清斗争遭到血腥镇压。谭泰、何洛会奏报平定江西捷音中说：“南昌、九江、南康、瑞州、临江、袁州等府地方俱平，获金银、骡马、船只、珠、珀、珊瑚、玉帛、貂裘等物无算”。江西百姓遭受了一次浩劫，满洲贵族及其帮凶们又发了一大笔横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