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时太仆下辖左、右、中典牧都尉，下有车府令、典牧令、乘黄廏、骅骝廏、龙马廏。东晋初期裁撤太仆，后因需要而设，无事则省。南朝时沿用东晋制度。

北朝北魏设太仆，第二品；后增设少卿，改太仆卿为正三品，太仆少卿正四品。

隋文帝时期，马匹主要靠陇右地区（今甘肃、青海）是养马区。隋初，这里经常遭受吐谷浑的寇掠，隋文帝命上大将军贺娄子干修筑城堡，把民众集中到城中居住，放弃畜牧业，屯田积粮。贺娄子干上书反对，说：“陇右、河西，土旷民稀，边境未宁，不可广佃。……陇右之人以畜牧为事，若更屯聚，弥（更加）不自安。但使镇戍连接，烽堠相望，民虽散居，必谓无虑。”（《资治通鉴》卷176）隋文帝同意。十多年后，隋文帝派亲卫大都督屈突通去陇右检查群牧，“得隐匿马二万馀匹”。（《资治通鉴》卷178）隋文帝大怒，经屈突通再三劝谏，才放弃杀掉太仆卿慕容悉达和诸监官一千五百人的决定。

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在青海设置马牧，“纵牝马二千匹于川谷以求龙种，无效而止”。（《资治通鉴》卷181）。

隋末李渊驻守太原，伺机夺取全国政权，痛感马匹的匮乏制约自己的力量。他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不惜失节向突厥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赤岸泽的具体位置，岑仲勉先生指出“在旧长安城东数十里，即长安、同州（今陕西省大荔县）之间”。（岑仲勉《隋唐史》上册第3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于是，政府把赤岸泽的三千匹隋马作为种马，迁到陇右地区从事繁殖。此外，在618—626年间，康国向唐朝献大宛马4000匹。撒马尔罕良马的输入有力地解决了唐初缺马的困难。

在机构设置方面，唐朝设太仆寺统全国厮牧车马之政，由乘黄、典厩、典牧、车府四署组成，辖各地国有牧马场（当时称牧监）多至六十余所，还有驾部掌全国驿马及官、私马的簿籍。

这段时期的马政系统被称为群牧司或群牧监，景德四年（1007）始置。设制置使一人，以枢密使或副使任职；使一人，以两省以上官充；副使一人，以閤门以上及内侍都知充；以下又有都监二人、判官二人。大事则制置使同签署，小事则专遣其副使，都监多不备置，判官、都监每岁更出诸州巡坊监，点印国马之蕃息者。又有左、右厢提点，隶本司。都勾押官一人，勾押官一人，押司官一人。宋神宗元丰年间王安石变法，马政归属太仆寺。崇宁二年（1103），太仆寺依旧制不治旧事，马政归枢密院所隶官司。

在王安石执政期间，为了解决缺少养马地的问题，宋朝政府实行了保马法、户马法等政策。

元朝统一后，大漠南北（包括窝阔台子阔端以西凉府为中心的“分子）在全国占有特殊地位，元廷在立行省、派镇王的同时，频繁调动内地人力财力、采取多项措施支援牧区经济。这些措施主要有以下几项：首先是不断派遣内地人民，给予牛具种子进入牧区，打井开渠，在和林、称海、谦州、吉利吉思、五条河及杭海、金山之北等地大力兴办屯田。此外，元廷又制定“重利诱商贾，致谷帛用物”和“急募富商大家”致粟实边政策，使单一的游牧经济不断得到补给和改善。元人描述道：“和林百年来，生殖殷富埒内地”，又说，漠北地区“数十年来．婚嫁耕植，比于土著；牛羊马驼之属，射猎贸易之利，自金山、称海沿边诸塞，蒙被涵照，咸安乐富庶，忘战士转徙之苦。”

总之，入元以来，草原畜牧业经济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区仍有相当程度的发展。

蒙元时代的牧场、牧地的范围呈明显扩大的趋势。除大漠南北(”)外，牧地以比较大的规模向南北推进。牧地扩大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皇帝和各大斡耳朵等名义下广建十四道官牧场：

大漠南北的官牧场均拥有多处牧地，这些牧地一般不集中成片，而是散处各地；并且，每一道牧场的牧地散布地域比较广阔，分布于原有的封地之间。国有牧场牧养的牲畜有马、牛、驼、骡、羊，以马为主。马匹“或千百，或三五十”为群，左股烙有官印，号“大印子马”。从夏到冬，“随地之宜，行逐水草”，十月返回本牧场。元廷于九、十月差太仆寺官往各处点视所产之驹，烙上官印。各地牲口数造蒙、回、汉字文册存档、上报，“其总数盖不可知也”。牧人称哈赤、哈剌赤，“父子相承任事”，设千户、百户管领。另有昔宝赤、火你赤等怯薛职官掌管牧场。如有三马病死，牧人必须赔偿大牝马一匹，死二匹偿二岁马一匹，死一匹偿牝羊一只，“其无马者以羊、驼、牛折纳”。泰定年间还为皇家特需的黑玉面、赤花、赤玉面等“有毛色之马”（号“异样马”）“别赐牧地，自为一群”。

元代一批宗王南下进驻各地，是牧地扩大的又一重要原因。这些宗王们一般都拥有相当规模的围猎场所，其中便包含一定数量的牧地。从忽必烈时代开始，南下的宗王主要有安西王（驻京兆）、云南王和梁王（镇云南）、西平王（镇吐蕃）、镇南王（镇江淮）、威顺王（镇武昌）、宣靖王（镇益都）、宣让王（镇庐州）等。据《大元马政记》载，江淮地区拘刷到的马匹按例交镇南王，而云南的贡马也往往就地拨给云南王。可见，镇王一般都在辖地内置有牧地，有的还采取种种手段大幅度扩充牧地。

驿站也拥有牧地。据马可·波罗记述，驿站站马一半应役，一半留牧地牧养，以一月为周期，互相取代。因而，在有条件地带，置有不得“侵冒”的“牧马草地”的情况应该比较普遍。

忽必烈统治后期，卢世荣建议采取承包的方式将牲畜承包给平民，但没有得到采纳。终元一代，“军兴”与“赐予”这两项最大的畜产品支出总是采取消极手段，即通过大规模所谓的“和市”、“拘刷”等方式去实现的。官营与贵族经营畜牧业不但没有为元廷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反而给农耕区带来了很大的骚扰与破坏。在征服中原前后，由于生活和军马饲养的需要，部队及其随营团体（奥鲁营）大量废耕田为牧地，一些贵族与军将还乘势抢占、扩充牧地。

朱元璋在定都金陵之初， 他便“令应天、 太平、 镇江、庐州、 凤阳、 扬州六府， 滁、 和二州民牧马”。但以上诸地皆为长江下游的农耕区，牧地狭窄，又无专业牧民， 仅以农民兼营，其数量远不足以供军事之需甚明。随着战事北移，直面装备精良的蒙元骑兵， 朱元璋对战马的渴求更加迫切 。“太祖起江左，所急惟马，屡遣使市于四方”，但所得仍然有限。洪武四年，“置群牧监于答答失里营所，随水草利便，立官署，专职牧餋”， 设立了专职的机构以加强对马匹的蓄养。洪武十年二月，增置涂阳、仪真等五牧监。

相反， 北元却因战马后备充足， 仍保持了相当的军事实力。 而明军在长期的征战过程中， 战马的消耗却十分巨大。特别是洪武五年岭北之战， 明军骑兵损失极为惨重， 已失去了主动攻击北元残军的能力。北元则趁势展开了一系列主动出击。明军疲于应付， 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 将洪武二、 三年一度占领的宜于牧马的今内蒙古南部地区放弃，至多年后才恢复牧马地区。

岭北之战后， 朱元璋采取一系列措施加紧筹措马匹。洪武六年， 明朝“设太仆寺于滁州， 统于兵部。后增滁阳五牧监， 领四十八群……岁终考马政， 以法治府州县官吏”。太仆寺的设立标志着明朝战马繁殖与管理体系的形成和完善。最高长官太仆寺卿秩从三品，直属于兵部管辖， 成为管理马政的最高领导机构，下设牧监、 牧群等部门分管马匹的牧养和使用事宜， 有力地促进了明朝养马业的发展。至洪武七年， 明朝共设了五个牧监， 下辖九十八群马。

洪武六年二月，定养马之法，令民共养马匹，并规定了养马的数量与孳息数。洪武二十八年榜示：“江南十一户，江北五户共养马一匹。”民间养马不仅拖累了人民，而且困扰了政府。

马政事项包括督养、点视、印烙、编马户、交兑、发表等。而且每项事务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有所成。如督养要勤，编审要公平。马政繁杂，难以应付，官往往就轻避重，如令下户养马，不行验印，不行编审马户。嘉靖十年四月，太仆寺卿冼光条陈马政，“马头之编系于地亩，而地亩之数载于马册，所以验人户之消长，稽地亩之典，责也。今郡县马册经久不编，地亩人丁，漫不可考。”为提高马政效率，明政府加强对管马管的监督，如重处渎职官员、兵部官亲临督察、太仆寺官复查马匹。 成化十六年4月，“申严马政之禁”就要求重处不尽职者、兵部官监收马价，“凡马非管马太仆寺丞等官印验者不收，其通同作弊者以枷项编戍之罪，而折收马价之际必兵部官亲莅之，仍交盘其存留者以数上闻。” 而且对马匹的数目进行复查，《明世宗实录》就记有太仆寺官先后查验马匹之事。嘉靖二年六月兵部言：“国家养马，民间岁遣，太仆寺卿佐行所部，分理其事，顷寺丞徐宪等验报七分膘马一万六千余匹，越三四月，责令李浑复验则止一千六百三十八匹，升降相去什百，法当究治。” 这些制度无疑加大了执行成本。

洪武二十四年(1391)， 明军西征哈密， 都督刘真先期创建甘肃城池，加备军马屯种，哈密城破之后 ，“我军争取其马”。洪武五年七月庚午，《明太祖实录》首次出现高丽“贡马” 的记载：高丽国王王颛遣其礼部尚书吴季南、 民部尚书张子温等奉表贡马及方物。据《高丽史》记载，高丽于恭愍王二十一年（即洪武五年）夏四月壬寅 ，“遣民部尚书张子温如京师请讨耽罗”，并记载了张子温所呈表文：“本年三月， 差陪臣礼部尚书吴季南前往耽罗粧载马匹，赴京进献。……不期鞑靼牧子等将先差去秘书监刘景元及济州牧使李用藏、判官文瑞凤、权万户、安邦彦等尽杀之。及季南至，又将弓兵先上岸者三百余名，亦皆杀之，以此季南不能前进回还。”可以看出， 早在洪武五年三月以前， 高丽即已派官员率弓兵 425 人前往耽罗取马，结果两次差人登陆的三四百人皆被杀，耽罗取马不成，最终从他处筹措马匹。

清时，实行禁止汉人养马及徵括民马等政策，到清末方弛禁，但原来在黄河中下游及江淮各省的马产却全被破坏了；同时利用宗教，使牧区的养马同样受缚，影响了选种及保育，造成塞外马产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