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和六年（1206）六月，任户部尚书。当时纸钞不能流转，高汝砺根据情况上疏奏事，多方改进，民众使用起来感到方便：根据高汝砺的建议，确立“钞法条约”，添印大小钞，因为钞库管理事务极为急切，增添副使一员。高汝砺又上言：“钞法务在必行，府州县镇宜各籍辨钞人，给他们以条例印章，允许他们与人分辨检验，随每贯量给他们二钱，贯例即使增多，加到六钱即停止。每次朝官出使职，就让他们体察纸钞通行和停滞以上闻。民间旧有的宋会子，也让同现钱一起用，十贯以上不许持有行用。榷盐允许使用银绢，其他的市场交易及俸禄，一并使用交钞，其多出来的数量以小钞补足，应支银绢而不足者亦用钞发给他们。”十月，杨序上言：“交钞料号不明，年月因故发暗，即使让人们到钞库易新钞，但外路没有设立定库司，想要换也没有地方，远的直须到都城来换。”章宗以此问高汝砺，高汝砺回答说：“随处州府库内，各有辨钞的库子之职，钞虽弊不是伪造的，也可收纳。去都远之城邑，既有设置合同换钱，客商旅人经过的皆可相易。进一步考虑到无合同之地，难以换易的，令官库凡纳昏钞者接受但不支出，于钞背印记上官吏姓名，囤积半年之后到都城换易新钞。如此，则昏钞有所归而不会停滞了！”

十一月，章宗对户部官曰：“今钞法虽行，卿等也应该审察，少有壅滞，即当上报以闻，不要说因为已经实行而害怕改变。”高汝砺回答说：“现在诸处置库多在公廨之内，小民出入颇难，虽有商贾换易，然担心钞本不丰。先前河北西路转运司说，一富民首其当存留钱外，见钱十四万贯。它路也许还有像这样的，臣等认为应该让州县委派官员及库典，于市肆要处置库以支换。以出首之钱为钞本，十万户以上州府，给三万贯，次之的减少，易钞者人不得过二贯。以所得工墨钱充库典食直，仍令州府佐贰及转运司官一员提控此事。”章宗同意了，于是命移库于市肆之会，让民众以钞易钱。

当时复议更定钞法，章宗听从汝砺建议，命在官大钞更不许出。允许民众以五贯十贯例者到钞库换易小钞，欲得钱者五贯内与一缗，十贯内与两缗，只有辽东从便。河南、陕西、山东及它行钞诸路，院务诸税及诸科名钱，并以三分为率，一分纳十贯例者，二分五贯例者，余并收见钱。

章宗对高汝砺很是赞许，并对尚书省下令说：“内外百官所负责的各有不同，近时应诏言事的不止千数，但都没有谈到各自负责方面的要害问题，所陈说的过于空泛，没有详尽的。近日唯有户部尚书高汝砺，论奏本部几件事，均切中要害，并已实行。你们应晓谕内外百官，各自研究要害问题列举指明，如果可以举奏而不立即上奏，而由上司举奏施行的，量情给予处罚。”

贞.祐二年(1214)六月，宣宗迁都南京，到邯郸时，拜高汝砺为参知政事。走到汤阴时，皇帝听说汴京谷物价格大涨，担心随驾人员到达后会更贵，便问宰辅大臣们怎么处置。他们都说命令留守司加以管制。高汝砺却独自发表意见说：“物价的高低，早晚不同，但买粮人多卖出的人少就贵。目前各路人员都聚集到河南，买粮人多，怎么会不贵。如果加以禁止，存有货物的人家将都关闭起来不出售，而转运的商贩们也不再进城，这样买的人更急而就贵得更厉害了。事情有难有易，不能不知，如今东西少而难得的是粮食，多而易得的是钞票，自当先解决难的，然后再考虑容易办的，多方开通劝诱，务必让粮食都拿出来换钱，那么粮价自然就会平稳下来。”皇帝听从了。

三年五月，朝廷计议将河北军户的家属迁到河南，只留下军队守卫郡县。高汝砺说：“这事如果实行，只是那些豪强之家便于办到，贫困户怎么能够迁徙？况且安土，重迁是人之常情。如今让他们都前往河南，他们一旦离开家园，扶老携幼，在道路上跋涉，流离失所，岂不是十分可怜？况且所路过的百姓们见到军户全部迁移了，必将产生惊疑情绪，认为国家分别看待，他们心里能不动摇吗？况且军人的家属既已迁离，却让他们去保护别人，以情理而论，必定不肯尽心的。民众再怎么愚蠢也是很有思想的，尽管告诉他们还是要保卫他们的，他们也必然不肯相信，这样只会交相混乱，各方都不得安宁，这件事所关系到的是极为重大的利害问题。请先让各道的元帅府、宣抚司、总管府反复论议是否可行，如确无可疑之处，然后施行。”进言以后没有答复。

军户既已南迁，准备收括田地分给他们，还没有拿定意见，皇帝对尚书省说：“北军将到河南，因此而尽迁各路军户，共同计划防卫。如今既已到达，粮食自当给他们，但还没有处理。可以派遣官员聚集各地老人询问他们，是准备增加赋税，还是分给他们田地，二者哪种比较方便实行？”他又将这事告知高汝砺。不久，那些派去的官员们来报告说“：农民们都说，近年来租赋越来越重，如果再增加，就难以承受了。不敢再租用官田了，愿意分地给军户。”于是，高汝砺上奏说：“迁移军户，是一时的举动。民众租用官田，是长久之计。河南的民地和官田，数量相当。又有许多人家都是租佃官田耕种的，他们的祖坟、村庄等都在官田里，这些人大多是贫民，一旦夺田，何以维持生活？况且小民容易动荡难以安定，因为一时避收田赋，所以说出这种话来。可是真让他们把土地给了人家，那么，前日还是主人今天就变成了客户，能不悔恨吗？悔恨便产生愤慨之心。像在山东调拨土地时，肥沃的田地都被有权势人家所占有，贫瘠的土地才给贫困户耕种，这样无益于军户，有损于民众，导致他们相互憎恨，这件事至今还没有平息下来。前事为时不远，足以成为鉴戒。只能采用增加官田赋税，以供给军户粮食的一半，再将原属官田现已荒芜的田地、放马的草地按数分给他们，让军户自己耕种，这样，百姓就免去失业的艰辛，而官府也不必做出对民众有害的事情。况且河南的土地最适宜种麦，如今雨水充足，又正当播种时节，只恐民众产生疑惑而误了计划，应当早做决断。”皇帝听从他的意见。

　不久转任尚书右丞。当时皇帝认为，军户的土地必须拨给，让他们能够及时开垦耕耘。高汝砺又上奏说：“官府所有的荒田和牧马地，有许多被民众私自耕种了。如今正当种麦时节，他们知道准备拨给别人，就必定都抛弃不种，等军户分到时，又已错过播种时机，这样就成了荒废的土地了。不如等这一季收成之后再调拨，依照土地的收成征收适量的赋税，以补充军需储备，这样对公私两方均有利。请等到九月以后再拨调还官府。”十月，高汝砺又进言说：“如今河北的军户迁到河南的接近百万口人，每人一天给一升米，一年就需要三百六十万石，给予一半，其价值仍相当支出粟三百万石。河南租出的土地合计是二十四万顷，每年所收的粟才只有一百五十六万多石，请在正常经费之外加倍征收，以便配给他们，同时仍将原属官府所有的闲田和牧马地可耕种的分给他们。”皇帝表示同意。于是，派遣右司谏冯开等分别到各郡县就地配给，每人分给三十亩，由高汝砺总管其事。后来，搜括土地的官员回京，都说：“土地的亩数很少，且都是贫瘠难以耕种的，估计可以耕种的已经都分给了他们，每人所得无几，又都是偏僻较远的地方，必须迁移到那里去，军户们都感到不方便。”高汝砺便将有关情况上奏皇帝，下诏让有关方面停止办理，只供给一半军粮，另一半折成钱配给。

四年正月，被任命为尚书左丞，他接连上表请求告退，朝廷都下优诏不答应。正值朝廷商议出兵河北，保护民众收麦，但民间却正在传言说官府准备把麦都收走。皇帝知道以后，问宰辅们说：“怎么办呢？”术虎高琪等上奏说：“如果让枢密院派兵占领交通要道，镇压当地匪寇，仍然准许民众收割出逃者的民田，这样，军民两便，若有战事，士兵们也必定尽心尽力。”高汝砺反对说：“这绝不是好办法。因为河朔的民众所依赖的食粮只有这季麦子了。如今外面已有谣言，再派军队前去，势必更让他们产生疑惧之心。不如听从他们自便，让宣抚司出来查禁无赖之徒，不让这些人侵扰民众就够了。已出逃的民户田地让有关方面收割，以充军粮就行了。”于是派遣户部员外郎裴满蒲剌都前去检查麦田数量，并且向民众询问是否愿意朝廷发兵护麦。回来后，他上奏说：“我西自怀、孟，东至曹、单等地，见收麦时受干扰情况并不多，访问农民时，知道他们往往自行建立义军。臣向他们宣布朝廷原打算出兵护收的意图，均表示感激却不愿朝廷出兵。”于是停止发兵。

高汝砺连连请求辞退得不到许可，便上奏说：“要建立非同寻常的功勋，必须有待非同寻常的人才来实现。如今大兵已退，正应当修整关隘，训练兵士，必须有精明能干、善于处理国家大事的人才来预先筹划，以助中兴大业。我见尚书左丞兼行枢密院副使胥鼎，拥有各种才能，请求召他回朝廷。”皇帝不从。

当时术虎高琪准备听从进言人的建议，每年清查一次民众田亩数据以征收租税，朝廷也打算听从。高汝砺进言反对说：“臣听说治大国如烹小鲜，这是有关政事的极好的比喻。国朝从大定年间实行一次普查之后，十年推排一次物力情况，这是贵于简易安定而不轻易烦劳民众。如今进言者请求派人到河北每年清查实际耕种的民田，计数征收租税，也就是每年都要普查一次田地，这岂不是骇人听闻的事情？必定让民众心中不安。况且河南、河北，事情不同，河北连遭劫难和抢掠，人口出逃躲避，田地荒芜，征收时难以依照原有数额，所以实行目前的权宜的办法，这样，军需粮不增加，而土地的减少是轻易可见的。河南自从车驾南行以来，百姓剧增，所有闲田以及逃亡户遗弃的土地，都被开垦耕种完了，他们各自承担了原户人家的租税，对他们的征收额也是依照推排的数额，所以虽然兵马越来越多，却并未有所缺误，怎么能够总是干扰让他们不得安宁呢？如果担心豪强们欺瞒而逃避征税，那么，即使让有关方面查检也难以保证尽符其实。只要严设赏罚的规定，允许各人自首，或者让人上告并加以逮捕，违犯的以盗用军需物资罪论处，将他们的土地交给上告的人耕种，这就足以让人感到害怕，而赋税也就能够全部收缴入官，何必干这种纷纷扰扰的事情呢？况且还有三条原因不能实行：假如每年都清查，那么夏熟田春天就要清量，秋熟田夏天清量，中间杂种的庄稼也必须随时丈量，一年之中没有休止的时间，民众将感到厌烦并逃避，这样耕种就会误失农时，或者只耕种肥沃的田地而抛弃其他的，这时，所收的数额依旧的话能够交来的赋税就要减少许多，这是不可行的原因之一。清查田地时，县官不可能到所有人家里去，这样，乡间小吏们就能够暗中贿赂，上下其手，假写文字，反而失真，这是原因之二。民田和军田犬牙交错，相互之间如勾结起来冒认，朝廷只凭当地官府的簿籍收赋税，到时如果发现少于原有数额，那么误缺粮食物资储备的事必然发生，这是三不可。凡朝廷办事，务必要能执行，如果已实行了又中途停止，岂是一种好的策略呢？”于是原来议定的办法被中止。

兴定元年（1219）十月，高汝砺上疏说：“言事者请求姑且与宋人议和以息边民，我认为这不是好计策。宋人多诈伪无实，虽与他们文移往来，而边备未敢一下子撤掉。边备既然不撤，则议和与否大概没什么区别。要是又以浮夸的言辞搅乱，礼例之外别有求索，言辞涉及不逊，将会怎样？有人说：‘大定间亦曾经先宋遣使，今有何不可？’我认为这是时殊事异，难以援引前例来说。昔日海陵师出无名，错误在我，是以世宗即位，首先遣高忠建等报谕宋主，罢淮甸所侵地以修旧好。宋随之遣使来，书辞怠慢轻易，不在奉表称臣，愿归还故土，为兄弟之国。虽其枢密院与我帅府时时通书相问，而侵轶我疆土未尝停止。既而征西元帅合喜败宋将吴璘、姚良辅于德顺、原州，右丞相仆散忠义、右副元帅纥石烈志宁败李世辅于宿州，斩首五万，我军兵威大振。世宗对宰臣说：‘昔宋人，言遣使请和，乘吾无备遂攻宿州，今为我军大败，杀戮过当，故不敢复行通问。朕哀伤南北生灵久困于兵，本欲息民，何较细故，其令帅府移书宋人，以议和好。’宋果然遣使告和，以当时堂堂之势，又无边患，最终免其奉表称臣之礼。今宋弃信背盟，侵我边鄙，是错误在彼方了。彼若请和，于理是顺的，岂能先发此议而自示弱呢？恐不止徒劳无益，反招宋人的诽谤侮辱罢了。”

当时朝廷以贾仝、苗道润等相互攻打不能协和，将分属州县、别署名号给他们。汝砺上书说：“这很不是计策。河北诸帅大多是本土义军，一时权为队长，也有先前尝叛亡者，不像素来在朝为官，知礼义、识名分之人也。贪暴不法，大概无足为怪。朝廷以当时正多事，姑且牢笼他们使用之，希望使民众稍得安歇。他们彼此互相攻劫则势力渐弱，势力既然弱小则朝廷容易控制。今若分封土地给他们，州县官吏得随便署置，民户税赋得擅自征收，则地广者日益强大，狭者日益弱小。很久以后，弱者皆并于强，强者之地不可复夺，这是朝廷更加难制了。昔唐分河朔地授给各个叛将，史臣说其护养罪孽之人最终萌发以成大祸，这可以为今日的大戒也。不如姑且令行省羁縻和辑，多方牵制，使他们不得逞。异时边事稍息，气力逐渐耗尽，这些人又何足担心呢。”这个请求于是被拒绝。

高汝砺，字岩夫，应州金城人。登大定十九年进士第，莅官有能声。明昌五年九月，章宗诏宰执，举奏中外可为刺史者，上亲阅阙点注，盖取两员同举者升用之。于是，汝砺自同知绛阳军节度事起为石州刺史。承安元年七月，入为左司郎中。一日奏事紫宸殿，时侍臣皆回避，上所御凉扇忽堕案下，汝砺以非职不敢取以进。奏事毕，上谓宰臣曰：“高汝砺不进扇，可谓知体矣。”

未几，擢为左谏议大夫。以赋调军须，郡县有司或不得人，追胥走卒利其事急，规取货赂，深为民害，建言：“自今若因兵调发，有犯者乞权依‘推排受财法’治之，庶使小人有所畏惧。”二年六月，定制，因军前差发受财者，一贯以下徒二年，以上徒三年，十贯处死，从汝砺之言也。时遇奏事，台臣亦令回避，汝砺乃上言：“国家置谏臣以备侍从，盖欲周时政以参得失，非徒使排行就列而已。故唐制，凡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必遣谏官随之，俾预闻政事，冀其有所开说。今省台以下，遇朝奏事则一切回避，与诸侍卫之臣旅进旅退。殿廷论事初莫得闻，及其已行，又不详其始末，遂事而谏，斯亦难矣。顾谏职为何如哉？若曰非材，择人可也，岂可置之言责而疏远若此。乞自今以往，有司奏事谏官得以预闻，庶望少补。且修注之职，掌记言动，俱当一体。”上从之。

又言：“年前十月尝举行推排之法，寻以逾时而止，诚圣上爱民之深也。切闻周制，以岁时定民之众寡，辨物之多少，入其数于小司徒，以施政教，以行征令，三年则天下大比，按为定法。伏自大定四年通检前后，迄今三十余年，其间虽两经推排，其浮财物力，惟凭一时小民之语以为增减，有司惟务速定，不复推究其实。由是豪强有力者符同而幸免，贫弱寡援者抑屈而无诉。况近年以来，边方屡有调发，贫户益多。如止循例推排，缘去岁条理已行，人所通，恐新强之家预为请嘱狡狯之人，冀望至时同辞推唱。或虚作贫之，故以产业低价质典，及将财物徙置他所，权止营运。如此奸弊百端，欲望物力均一，难矣。欲革斯弊，莫若据实通检，预令有司照勘大定四年条理，严立罪赏，截日立限，关防禁约。其间有可以轻重者斟酌行之，去烦碎而就简易，戒搔扰而事镇静，使富者不得以苟避，困者有望于少息，则赋税易办，人免不均之患矣。”诏尚书省俟边事息行之。

是岁十月，上谕尚书省，遣官诣各路通检民力，命户部尚书贾执刚与汝砺先推排在都两警巡院，令诸路所差官视以为法焉。寻为同大兴府事。四年十二月，为陕西东路转运使。泰和元年七月，改西京路转运使。二年正月，为北京临潢府路按察使。四年二月，迁河北西路转运使。十一月，进中都路都转运使。

六年六月，拜户部尚书。时钞法不能流转，汝砺随事上言，多所更定，民甚便之，语在《食货志》。上嘉其议，敕尚书省曰：“内外百官所司不同，比应诏言事者不啻千数，俱不达各司利害，汗漫陈说，莫能详尽。近惟户部尚书高汝砺，论本部数事，并切事情，皆已行之。其谕内外百司各究利害举明，若可举而不即申闻，以致上司举行者，量制其罚。”

贞祐二年六月，宣宗南迁，次邯郸，拜汝砺为参知政事。次汤阴，上闻汴京谷价腾踊，虑扈从人至则愈贵，问宰臣何以处之。皆请命留守司约束，汝砺独曰：“物价低昂，朝夕或异，然籴多粜少则贵。盖诸路之人辐凑河南，籴者既多，安得不贵？若禁止之，有物之家皆将闭而不出，商旅转贩亦不复入城，则籴者益急而贵益甚矣。事有难易，不可不知，今少而难得者谷也，多而易致者钞也，自当先其所难，后其所易，　多方开诱，务使出粟更钞，则谷价自平矣。”上从之。

三年五月，朝廷议徙河北军户家属于河南，留其军守卫郡县，汝砺言：“此事果行，但便于豪强家耳，贫户岂能徙？且安土重迁，人之情也。今使尽赴河南，彼一旦去其田园，扶携老幼，驱驰道路，流离失所，岂不可怜。且所过百姓见军户尽迁，必将惊疑，谓国家分别彼此，其心安得不摇。况军人已去其家，而令护卫他人，以情度之，其不肯尽心必矣。民至愚而神者也，虽告以卫护之意，亦将不信，徒令交乱，俱不得安，此其利害所系至重。乞先令诸道元帅府、宣抚司、总管府熟论可否，如无可疑，然后施行。”不报。

军户既迁，将括地分授之，未有定论，上敕尚书省曰：“北兵将及河南，由是尽起诸路军户，共图保守。今既至矣，粮食所当必与，然未有以处之。可分遣官聚耆老问之，其将益赋，或与之田，二者孰便。”又以谕汝砺。既而所遣官言：“农民并称，比年以来，租赋已重，若更益之，力实不足，不敢复佃官田，愿以给军。”于是汝砺奏：“迁徙军户，一时之事也。民佃官田，久远之计也。河南民地、官田，计数相半。又多全佃官田之家，坟茔、庄井俱在其中。率皆贫民，一旦夺之，何以自活？夫小民易动难安，一时避赋，遂有此言。及其与人，即前日之主，今还为客，能勿悔乎？悔则忿心生矣。如山东拨地时，腴田沃壤尽入势家，瘠恶者乃付贫户。无益於军，而民则有损，至于互相憎疾，今犹未已，前事不远，足为明戒。惟当倍益官租，以给军粮之半，复以系官荒田、牧马草地量数付之，令其自耕，则百姓免失业之艰，而官司不必为厉民之事矣。且河南之田最宜麦，今雨泽沾足，正播种之时，诚恐民疑以误岁计，宜早决之。”上从其请。

寻迁尚书右丞。时上以军户地当拨付，使得及时耕垦，而汝砺复上奏曰：“在官荒田及牧马地，民多私耕者。今正艺麦之时，彼将以与人，必皆弃去。军户虽得，亦已逾时，徒成旷废。若候毕功而后拨，量收所得，以补军储，则公私俱便。乞尽九月然后遣官。”十月，汝砺言：“今河北军户徙河南者几百万口，人日给米一升，岁率三百六十万石，半给其直犹支粟三百万石。河南租地计二十四万顷，岁征粟才一百五十六万有奇，更乞于经费之外倍征以给，仍以系官闲田及牧马地可耕者畀之。”奏可。乃遣右司谏冯开等分诣诸郡就给之，人三十亩，以汝砺总之。既而括地官还，皆曰：“顷亩之数甚少，且瘠恶不可耕。计其可耕者均以与之，人得无几，又僻远处不免徙就之，军人皆以为不便。”汝砺遂言於上，诏有司罢之，但给军粮之半，而半折以实直焉。

四年正月，拜尚书左丞，连上表乞致仕，皆优诏不许。会朝廷议发兵河北，护民芟麦，而民间流言谓官将尽取之。上闻，以问宰职曰：“为之奈何？”高琪等奏：“若令枢密院遣兵居其冲要，镇遏土寇，仍许收逃户之田，则军民两便。或有警急，军士亦必尽心。”汝砺曰：“甚非计也。盖河朔之民所恃以食者，惟此麦耳。今已有流言，而复以兵往，是益使之疑惧也。不若听其自便，令宣抚司禁戢无赖，不致侵扰足矣。逃户田令有司收之，以充军储可也。”乃诏遣户部员外郎裴满蒲剌都阅视田数，及访民愿发兵以否，还奏：“臣西由怀、孟，东抵曹、单，麦苗苦亦无多，讯诸农民，往往自为义军。臣即宣布朝廷欲发兵之意，皆感戴而不愿也。”于是罢之。

汝砺以数乞致仕不从，乃上言曰：“立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今大兵既退，正完葺关隘、简练兵士之时，须得通敏经纶之才预为筹画，俾济中兴。伏见尚书左丞兼行枢密副使胥鼎，才擅众长，身兼数器，乞召还朝省。”不从。时高琪欲从言事者岁阅民田征租，朝廷将从之。汝砺言：“臣闻治大国者若烹小鲜，最为政之善喻也。国朝自大定通检后，十年一推物力，惟其贵简静而重劳民耳。今言者请如河北岁括实种之田，计数征敛，即是常时通检，无乃骇人视听，使之不安乎。且河南、河北事体不同。河北累经劫掠，户口亡匿，田畴荒废，差调难依元额，故为此权宜之法，盖军储不加多，且地少而易见也。河南自车驾巡幸以来，百姓凑集，凡有闲田及逃户所弃，耕垦殆遍，各承元户输租，其所征敛，皆准通推之额，虽军马益多，未尝阙误，讵宜一概动扰。若恐豪右蔽匿而逋征赋，则有司检括亦岂尽实。但严立赏罚，许其自首，及听人告捕，犯者以盗军储坐之，地付告者，自足使人知惧，而赋悉入官，何必为是纷纷也。抑又有大不可者三：如每岁检括，则夏田春量，秋田夏量，中间杂种亦且随时量之，一岁中略无休息，民将厌避，耕种失时，或止耕膏腴而弃其余，则所收仍旧而所输益少，一不可也。检括之时，县官不能家至户到，里胥得以暗通货赂，上下其手，虚为文具，转失其真，二不可也。民田与军田犬牙相错，彼或阴结军人以相冒乱，而朝廷止凭有司之籍，倘使临时少于元额，则资储阙误必矣，三不可也。夫朝廷举事，务在必行，既行而复中止焉，是岂善计哉。”议遂寝。

兴定元年十月，上疏曰：“言者请姑与宋人议和以息边民，切以为非计。宋人多诈无实，虽与文移往来，而边备未敢遽撤。备既不撤，则议和与否盖无以异。或复蔓以浮辞，礼例之外别有求索，言涉不逊，将若之何？或曰：‘大定间亦尝先遣使，今何不可？’切谓时殊事异，难以例言。昔海陵师出无名，曲在于我，是以世宗即位，首遣高忠建等报谕宋主，罢淮甸所侵以修旧好。彼随遣使来，书辞慢易，不复奉表称臣，愿还故疆，为兄弟国。虽其枢密院与我帅府时通书问，而侵轶未尝已也。既而征西元帅合喜败宋将吴璘、姚良辅于德顺、原州，右丞相仆散忠义、右副元帅纥石烈志宁败李世辅于宿州，斩首五万，兵威大振。世宗谓宰臣曰：‘昔宋人，言遣使请和，乘吾无备遂攻宿州，今为我军大败，杀戮过当，故不敢复通问。朕哀南北生灵久困于兵，本欲息民，何较细故，其令帅府移书宋人，以议和好。’宋果遣使告和，以当时堂堂之势，又无边患，竟免其奉表称臣之礼。今宋弃信背盟，侵我边鄙，是曲在彼也。彼若请和，于理为顺，岂当先发此议而自示弱耶？恐非徒无益，反招谤侮而已。”

十一月，汝砺言：“臣闻国以民为基，民以财为本，是以王者必先爱养基本。国家调发，河南为重，所征税租率常三倍于旧。今省部计岁收通宝不敷所支，乃于民间科敛桑皮故纸钱七千万贯以补之。近以通宝稍滞，又加两倍。河南人户，农民居三之二，今税租犹多未足，而此令复出，彼不粜所当输租，则必减其食以应之。夫事有难易，势有缓急。今急用而难得者，刍粮也，出于民力，其来有限，可缓图。而易为者，钞法也，行于国家，其变无穷。向者大钞滞，更为小钞，小钞弊，改为宝券，宝券不行，易为通宝，从权制变，皆由于上，尚何以烦民为哉。彼悉力以奉军储已患不足，而又添征通宝，苟不能给，则有逃亡。民逃亡则农事废，兵食何自而得？有司不究远图而贪近效，不固本原而较末节，诚恐军储、钞法两有所妨。臣非于钞法不为意也，非于省部故相违也，但以钞法稍滞物价稍增之害轻，民生不安军储不给之害重耳。惟陛下外度事势，俯察臣言，特命有司减免，则群心和悦，而未足之租有所望矣。”

时朝廷以贾仝、苗道润等相攻不和，将分畀州县、别署名号以处之。汝砺上书曰：“甚非计也。盖河北诸帅多本土义军，一时权为队长，亦有先尝叛亡者，非若素宦于朝，知礼义、识名分之人也。贪暴不法，盖无足怪。朝廷以时方多故，姑牢笼用之，庶使遣民少得安息。彼互相攻劫则势浸弱，势力既弱则朝廷易制。今若分地而与之，州县官吏得辄署置，民户税赋得擅征收，则地广者日益强，狭者日益弱。久之，弱者皆并于强，强者之地不可复夺，是朝廷愈难制也。昔唐分河朔地授诸叛将，史臣谓其护养孽萌以成其祸，此可为今日大戒也。不若姑令行省羁縻和辑，多方牵制，使之不得逞。异时边事稍息，气力渐完，若辈又何足患哉。”议遂寝。

上尝谓汝砺曰：“朕每见卿侍朝，恐不任其劳，许坐殿下，而卿终不从何哉？夫君臣相遇，贵在诚实，小谨区区，朕固不较也。”汝砺以君臣之分甚严，不敢奉命。

三年，河南颇丰稔，民间多积粟，汝砺乃奏曰：“国家之务，莫重于食，今所在屯兵益众，而修筑新城其费亦广，若不及此丰年多方营办，防秋之际或乏军兴。乞于河南州府验其物价低昂，权宜立式，凡内外四品以下杂正班散官及承廕人，免当暴使监官功酬，或僧道官师德号度牒、寺观院额等，并听买之。司县官有能劝诱输粟至三千石者，将来注授升本榜首，五千石以上迁官一阶，万石以上升职一等，并注见阙。庶几人知劝慕，多所收获。”上从之。

同提举榷货司王三锡建议榷油，高琪以用度方急，劝上行之。汝砺上言曰：“古无榷法，自汉以来始置盐铁酒榷均输官，以佐经费。末流至有算舟车、税间架，其征利之术固已尽矣，然亦未闻榷油也。盖油者世所共用，利归于公则害及于民，故古今皆置不论，亦厌苛细而重烦扰也。国家自军兴，河南一路岁入税租不啻加倍，又有额征诸钱、横泛杂役，无非出于民者，而更议榷油，岁收银数十万两。夫国以民为本，当此之际，民可以重困乎！若从三锡议，是以举世通行之货为榷货，私家常用之物为禁物，自古不行之法为良法，切为圣朝不取也。若果行之，其害有五，臣请言之：河南州县当立务九百余所，设官千八百馀员，而胥隶工作之徒不与焉。费既不赀，而又创构屋宇，夺买作具，公私俱扰，殆不胜言。至于提点官司有升降决罚之法，其课一亏，必生抑配之弊，小民受病，益不能堪，其害一也。夫油之贵贱所在不齐，惟其商旅转贩有无相易，所以其价常平，人易得之。今既设官各有分地，辄相侵犯者有罪，是使贵处常贵而贱处常贱，其害二也。民家日用不能躬自沽之，而转鬻者增取利息，则价不得不贵，而用不得不难，其害三也。盐、铁、酒、醋，公私所造不同，易于分别，惟油不然，莫可辨记。今私造者有刑，捕告者有赏，则无赖辈因之得以诬构良民枉陷于罪，其害四也。油户所置屋宇、作具，用钱已多，有司按业推定物力，以给差赋。今夺其具、废其业而差赋如前，何以自活，其害五也。惟罢之便。”上是之，然重违高琪意，乃诏集百官议于尚书省。户部尚书高夔、工部侍郎粘割荆山、知开封府事温迪罕二十等二十六人议同高琪，礼部尚书杨云翼、翰林侍读学士赵秉文、南京路转运使赵瑄、吏部侍郎赵伯成、刑部郎中姬世英、右司谏郭著、提举仓场使时戬皆以为不可。上曰：“古所不行者而今行之，是又生一事也，其罢之。”

十月，赐金鼎一，重币三。四年三月，拜平章政事，俄而进拜尚书右丞相，监修国史，封寿国公。五年二月，上表乞致政，不许。九月，上谕汝砺曰：“昨日视朝，至午方罢。卿老矣，不任久立，奏事毕，用宝之际，可先退坐，恐以劳致疾，反妨议政也。”是月，复乞致仕，上谕之曰：“丞相之礼尽矣，然今廷臣谁如丞相者，而必欲求去乎，姑留辅朕可也。”十月，躐迁荣禄大夫，仍谕曰：“丞相数求去，朕以社稷事重，故坚留之。丞相老矣，而官犹未至二品，故特升两阶。”十二月，上复谕曰：“向朕以卿年老，视朝之日侍立为劳，令用宝时退坐廊下，而卿违之，复侍立终朝，岂有司不为设榻耶？卿其勉从朕意。”元光元年四月，汝砺跪奏事，上命起曰：“卿大臣也，所言皆社稷计。朕之责卿，惟在尽诚，何事小谨，自今勿复尔也。”

七月，上谓宰臣曰：“昔有言世宗太俭者，或曰不尔则安得广畜积。章宗时用度甚多，而得不阙乏者，盖先朝有以遗之也。”汝砺因进言曰：“俭乃帝王大德，陛下言及此，天下福也。”九月，上又谓宰臣曰：“有功者虽有微过亦当贷之，无功者岂可贷耶？然有功者人喜谤议。凡有以功过言于朕者，朕必深求其实，虽近侍为言不敢轻信，亦未尝徇一己之爱憎也。”汝砺因对曰：“公生明，偏生暗。凡人多徇爱憎，不合公议。陛下圣明，故能如是耳。”

二年正月，复乞致政，上面谕曰：“今若从卿，始终之道俱尽，于卿甚安，在朕亦为美事。但时方多故，而朕复不德，正赖旧人辅佐，故未能遂卿高志耳。”汝砺固辞，竟不许，因谓曰：“朕每闻人有所毁誉，必求其实。”汝砺对曰：“昔齐威王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及左右之尝毁誉者，由是群臣恐惧，莫敢饰非，齐国大治。陛下言及此，治安可期也。”二月，上以汝砺年高，免朝拜，侍立久则憩于殿下，仍敕有司设榻焉。三月，又乞致仕，复优诏不许。上谓群臣曰：“人有才堪任事，而处心不正者，终不足贵。”汝砺对曰：“其心不正而济之以才，所谓虎而翼者也，虽古圣人亦未易。”上以为然。他日复谓宰臣曰：“凡人处心善良而行事忠实，斯为难得。若言巧心伪，亦复何用。然善良者，人又多目为平常。”汝砺对曰：“人材少全，亦随其所长取之耳。”上然之。五月，上问宰执以修完京城楼橹事，汝砺奏：“所用皆大木，顾今难得，方令计置。”上曰：“朕宫中别殿有可用者即用之。”汝砺对以不宜毁，上曰：“所居之外，毁亦何害，不愈于劳民远致乎！”

哀宗初即位，谏官言汝砺欺君固位，天下所共嫉，宜黜之以厉百官。哀宗曰：“昔惠帝言，我不如高帝，当守先帝法耳。汝砺乃先帝立以为相者，又可黜欤！”又有投匿名书云：“高某不退当杀之。”汝砺因是告老，优诏不许。正大元年三月，薨，年七十一，配享宣宗庙。

脱脱等：1.为人慎密廉洁，能结人主知，然规守格法，循嘿避事，故为相十余年未尝有谴诃。贪恋不去，当时士论颇以为讥云。2.高汝砺禔身清慎，练达事宜，久居相位，虽为大夫士所鄙，而人主宠遇不衰。

3.宣宗伐宋，本非万全之策，行信谏，汝砺不谏，又沮和议。胡沙虎之恶未著，行信两疏击之。汝砺与高琪共事，人疑其党附。优劣可概见于斯矣。

4.然而汝砺、行信拯救于内，胥鼎、侯挚守御于外，讫使宣宗得免亡国，而哀宗复有十年之久，人才有益于人国也若是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