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闲

更新时间:2023-08-31 02:57

高闲,生卒年不详,乌程(今浙江湖州)人。自幼出家于湖州开元寺,后入长安。酷爱书法,尤善草书,学张旭、怀素,并与当时的名诗人张祜陈陶以及著名文学家韩愈友善。

人物生平

唐朝时僧。宣宗(847~859)尝召入,赐紫衣袍。后圆寂于湖州开元寺,(高)闲好用霅川白紵,以作真、草书。其笔法得之张长史(张旭)。韩愈曾作序送之,盛称其书法之美妙,遂大显于世。曾用楮纸草书《千字文》,又书令狐楚诗,石刻在湖州。宋董逌广川书跋》云:“(高)闲之书不多存于世,其学出张颠,在唐得名甚显。”宋陈思书小史》云:“高闲善草书,师怀素,深穷体势。”

传世书迹有草书《千字文》残卷真迹,湖州有石刻《千字文》《令狐楚诗》等。草书《千字文》残卷,真迹。纸本,纵30.8厘米,横331.1厘米,已残,仅存“葬”字以下52行、243字,前缺的部分由元鲜于枢补。此书迹流传有绪,曾经宋赵明诚、元鲜于枢、明方鸣谦、清卞永誉安岐等收藏,现藏上海博物馆。此《千字文》以硬毫书写,笔势浓重,坚挺纵放而不失规矩。循规草法,挥洒自如,气象生动。其结尾处,尤为开阖恢弘,豪爽顿生,给人一种笔墨淋漓酣畅的感觉。

张佑有诗赞曰:“卷轴朝廷饯,书函内库收。陶欣入社叟,生性论经俦。日色屏初揭,风声笔未休。长波浮海岸,大点出嵩邱。不绝羲之法,难穷智永流。 殷勤一笺在,留着看银钩。” 可见高闲在唐书名显赫。

史籍记载

韩愈送高闲上人序》:“往昔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快、怨恨、思慕、憨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张)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今(高)闲之于草书,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逐其迹,未见其能旭也。为旭有道,利害必明,无遗锱铢,情言于中,利欲斗进,有得有丧,勃然不释,然后一决于书,而后旭可几也。” 在此,韩愈把书法抒情的特质阐述得显豁、透彻,淋漓尽致。书法情感的两方面:一是书作者自己的喜怒哀乐“有动于心”的直接发抒;再是“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触动了书作者,物我交融,表现之于情感。所以张旭的草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达到了神化的境界。师其迹,必须师其心。所以韩愈说:“不得其心逐其迹,未见其能旭也。”书道之妙,在于斯也欤!文中虽然没有直接论述高闲之草书,全文只是在论张旭,因为唐代书风实肇自张旭,韩愈对张旭的赞颂是时代使然。但是,韩愈所说高闲“有张旭之心”,实则是说高闲早已悟出了张旭的思想、艺术之道和艺术之精神了,这里也就是明说张旭而实赞高闲。韩愈是唐代大文豪,高闲书法能被韩愈评论,且与当代草书最高成就者张旭并论,可见高闲草书的成就和水平。

宋董逌《广川书跋》云:“闲之书不多存于世,其学出张颠,在唐得名甚显。韩退之尝谓张旭喜怒忧悲,必于书发之,故能变化若鬼神。见闲书者,知随步置履于旭之境矣。彼按迹无差者,岂复循已弃之辙迹而求致之哉?正善学旭者也。”这里是说高闲书法学习张旭,已步入张旭之境地,但是高闲是追求书法之最佳而不是拘泥于张旭之迹。由此说明高闲善于学习张旭。正因为如此,故高闲成为“继张旭、怀素后又一位以草书冠一时之名得书家”,而对后世影响至大。宋代黄庭坚就曾学习过高闲,他在《鲁直自评书学》中称:“余学草书三十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三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通过这段自白,说明高闲书法曾对黄庭坚有过关键性的启示。黄庭坚最后从张旭、怀素、高闲三位草书高手墨迹中窥见笔法之妙,悟出真谛而成为宋代首屈一指的草书大家。 元代鲜于枢论草书云:“张长史(张旭)、怀素、高闲皆名,善草书:长史颠逸,时出法度之外;怀素守法,特多古意;高闲用笔粗,十得六七。”

这里亦是将高闲与张旭、怀素并列而谈。鲜于枢一是说此三人皆擅长草书,都有名气,继而分别论述了各家的草书特点。看来,此三人在唐以后的书法家中是被学习继承之楷模。三者的基本情况及其关系为:“张旭,字伯高,吴郡(今属江苏苏州)人。官至金吾长史。擅狂草。其书龙飞凤舞,神奇莫测,细察之,却无一笔不合规矩。……怀素,字藏真,潭州长沙(今湖南长沙市)人,善狂草。好饮酒,兴到运笔,如骤雨旋风,圆转飞动,虽多变而法度具备。晚年趋于平淡。前人评其狂草继承张旭而有所发展,谓‘以狂继颠’并称‘颠张醉素’,对后来影响很大。”

“高闲,唐乌程(今浙江吴兴)人。工书法,尤善草书,草书师法怀素。擅以白绫真草,颇著盛名。宣宗召对,赐紫衣,后归湖州开元寺。”

这里虽未曾记载高闲的官位,但记录了皇帝赐予他紫衣,说明此人有才且在当时的社会地位不低。在上述记载中,怀素继承了张旭,高闲师法怀素,可见他们乃一脉相承。三人有师承关系,但都是师其心,并非师其迹。他们都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又各有不同的艺术风貌,艺术水准在同一层次上,否则,就不会被人相提并论。虽然高闲没有像张旭那样留下《肚痛帖》、《古诗四帖》,像怀素那样留下《自叙帖》、《小草千字文》、《菩萨帖》、《论书帖》等众多碑帖供后人研究、临习、借鉴,但从仅存留下的草书《千文残卷》,仍能看出高闲草书的艺术内蕴与个人风格。

艺术特征

高闲草书《千文残卷》共52行,243字,是《千字文》的后面部分,现藏上海博物馆。其书体属草书中的今草范畴。今草是古草(章草)的对称,是在章草草法(也包括楷书体势)基础上衍进而成的一种新草体。其特征:减省了章草的隶意波磔,结体由扁方趋于狭长,笔画更简约,增加了萦带,笔顺有的也有新变异,同时还打破了章草字的区别与规矩,可以大小、轻重、斜正相同,上下字间注重牵连。今草的书写比章草更为流美、便捷。高闲的草书,部分字结体偏扁方,部分字结体偏狭长,形成字形的变化对比,即是在章草与楷书的基础上变化的。尽管笔法变化丰富,但某些点画仍保留了章草与楷书的笔意。每个字的间架稳健,笔力遒劲,尤其是楷书的影子较明晰,其书面貌尽管与“二王”的今草大相径庭,但的确又是千变万化、个性独特的今草。“二王”今草以正书势巧形密,行书遒媚劲健为基础,表现出浓纤折衷,千变万化。高闲草书深谙“二王”,先以正书打基础,而后求自然,富变化,重厚实。苏轼云:“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是无道也。”说明写草书之前一定要先写好正书。作为高闲生活的唐代楷书已成为一种工具被使用。在中国书法史上,唐代的楷书成就没有哪个朝代能与之匹敌,欧阳询颜真卿等流传下来的楷书成为后来无人攀越的最高巅峰。高闲处于楷书最高峰时代,其本人也是擅长楷书的,遗憾的是高闲楷书未被流传下来。不过从高闲的草书中仍能够体味出他的楷书功力。因为高闲的草书有厚重、沉稳的一面,做到这一点,非有坚实的正书功底不可。苏轼还说:“真书(楷书)难于飘扬,草书难于严重。”真书不飘逸而刻板,草书不严重则浮滑。要作真如草,作草如真,才能救此两弊,所以,必须真草兼擅,方能真草皆美。“擅以白绫作真草”的高闲,从他《千文残卷》草书那既飘逸、又稳重的内蕴中,可以看出其真正做到了真草皆美。

高闲书写《千字文》的用笔,观其笔迹,应是兼毫斗笔,其笔用狼毫和羊毫合制,软中有硬,书写笔画具有弹性。众所周知,在书法艺术的文房四宝中,笔摆在首位。用笔而产生笔象,求笔象而有笔法。笔法有保证文字书写规范性的一面,更多则是为了充分利用生理机制,充分发挥工具效应,创造美的笔画形象,创造丰富多彩且具表现内在精神和功力修养的点画,在以书法形式寄托人的情志意兴上,具有极大的物质潜能。“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藏头护尾,力在字中。下笔用力,肌肤之丽……惟笔软则奇怪生焉。” 柔软富有弹性的笔,可以把形、势表现出来,可以创造生命之力,可以有肌肤之丽。高闲书写草书,一反张旭、怀素使用长锋的传统,而是用书写楷书所用之笔,这本身就是一个创举。这样,从工具上就与他的前辈拉开了距离,书写出的效果当然别样。高闲善真书是扬其长,将用得娴熟的书写真书的笔用于书写草书时,自然就更为得心应手,运用自如了。短锋粗笔书写出的字,丰腴饱满,朝气蓬勃,具有少女俊男之美感。在高闲的手中,“这毛笔不仅是实用工具,而更重要的是它有奇妙的表现力,能用来创造反映主体心灵的艺术。而且这艺术能体现出民族文化精神,哲学——美学思想;通过书家的挥运,能充分利用矛盾的原理,以其物质性创造出具有神、气、骨、力、血、肉的活生生的书法艺术形象。”高闲书法,注重势,“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其转笔左右回顾,无使节目孤露,点画藏锋入迹,圆笔属纸,中锋行走,势尽,力收之。正如卫铄笔阵》所言:其“横”如千里阵云,“点”如高峰坠石,“撇”如犀象之角,“竖”如万岁枯藤,“钩”如巨浪涛天,“竖钩”如白钧弩发,连续转折变化之笔如崩浪雷奔,劲弩筋节。诸如“通灵感物”,“多力丰筋者圣”之书学道理,在高闲作品中充分体现。

高闲《千文残卷》,在章法上,其疏密虚实得当,协调统一。布局纵略分明,横则不限,浑然一体。既严整又自由,纵横开合,左呼右应。特别是字与字之间的行气贯通,同时又兼顾到左右之间和整幅字的聚散及墨韵的相异,于变化中求统一,从对比中求和谐,从流动中求稳重,呈现出干湿浓淡,轻重黑白,随意曲直,变化多姿而不落俗套。章法经营取决于书家的审美趣味,体现着作品的艺术风貌。孙过庭书谱》云:“至若数画并施,其形各异;众点齐列,为体互乖。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违而不犯,和而不同。”其具体而又概括地说明了书法形式美和章法的主要规律。高闲草书做到了“违”与“和”的统一,字与字之间既彼此违背又互不侵犯,彼此和谐又不雷同,整篇中每一行每一字都在“违”,都“其行各异,为体互乖”,但并非混乱不堪,杂乱无章。 高闲草书洒脱畅快,轻松自如,这是功力深厚的自然流露。其书洒脱而有法度,畅快而不浮滑,轻松却见严谨,自如中显其个性。具体体现在用笔随意,不刻意求工,很难讲是以哪一种关系为主导,一切似乎都是信手为之。笔画中运行速度较快,挥运间以“意”为主而不在“精”。墨色层次丰富,变幻多端。决无特意安排布置之迹,自然妥帖,浑然天成,当是“无意于佳”者。从高闲草书中还可看出其性格开朗。高闲笑对人生,看破红尘,后归于佛门,当了一名笑和尚。他作为一代名士,无心仕途,而钟情于书法。对于他来讲,书法是一种生活的必需,而不是谋取功名的资本,因此,其书既无名禄之嫌,又无压抑之感,给人感觉是无比的放松与飘逸。不过,其书看似飘逸,实则庄严。高闲采用粗壮之笔法,以飘逸之韵,真书之功底,书写出厚实而不滞、随意而不浮的草书,正是他的追求之所在。高闲这稳重若泰山、飘逸似神仙之意蕴,应是书法艺术中的崇高境界,因此在中国草书史上能与“张颠狂素”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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