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日内瓦协议签署后重返南方局。

1957年，调回中央工作，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1958年，接替长征，任越党中央委员会代理总书记。

1960年起，连续当选越南国会代表，越党三大上当选第一书记。

1969年，胡志明主席去世后，黎笋继续领导越南人民坚持进行抗美救国斗争。越南全国实现统一后，黎笋着手推行“印度支那联邦”计划。

1976年，越党四大将第一书记改称总书记后，一直担任总书记职务。

1980年起，兼任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

1986年7月10日，在河内死亡。其继任者是长征（邓春区）。黎笋讲述越南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和目的以及其历史的文章，合编为《越南革命：主要问题和基本任务》一书。

日内瓦协议签订后，越南南方的许多位抗战者对该协议表示了失望。当意料到日内瓦协议所承诺将会进行全国选举的情况不会发生时﹐黎笋敦促河内的越共在南方推行武装斗争行动的政策。但越南共产党的领导班子没有通过黎笋的提议。

1956年苏联共产党第20次大会赞同推出赫鲁晓夫“和平共处”的政策。按照此政策，各个共产国家就不该与西方作军事冲突，而是与资本主义作经济竞争。当时莫斯科希望河内不要再次挑起战争，并与北京一起，劝喻越共为避免战争，与南越政府解决权力问题而重开日内瓦会议。河内当时的反应是不想与自己的同盟者关系破裂而公开反对莫斯科的提议，希望在武装斗争上继续获得苏联的支持。至少在那个时刻河内没有在17纬线以南进行武装斗争。

在黎笋正式向越共中央提交提议前，此文件亦曾在1956年12月初于金边举行的南方干部会议上作讨论补充修改。中央委员会讨论后，一致赞成有限度的加强在南方的军事活动，此决定后来亦在政治局通过。

1960年9月越南劳动党举行第三届党代表大会。大会的决议指出，越南革命将同时向两个目标迈进：“在北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解放南方”。参与大会的576位代表选出了黎笋为总书记，政治局的第一号人物。

黎笋在担任总书记的时候，常自我控制，改变自己的观点来配合其它各位领导人的观点。说明了为何第15号决议在1959年获得通过，同时在党第三届大会通过。但新总书记仍督促领导层去执行。胡志明与他的同志们仍感到问题的存在，很难定出一个具体的战略计划，例如该武装斗争的决议对莫斯科、北京与华盛顿所产生的后果如何。然而，越南劳动党内部权力均衡随着时间而迅速改变。黎笋在当上总书记后几年，他在北越党中央的权力地位得到了巩固。

黎笋在刚担任总书记时，常抑制自己的主见来迎合比他资格老声誉高的其他领导人。越南人民军上将陈文茶在叙述他成功的历史生涯中披露黎笋初期当任总书记时在党内的影响程度：1959年的一天，陈文茶收听到英国BBC广播电台报导越南共和军与同塔梅地区抗战人员的军事冲突。陈文茶在一位队友陪同下前往会见黎笋，建议必须派遣北方干部来训练南方干部和战士们，以增强他们的工作和战斗能力并初步要求北方派来一百名年轻干部南下。但黎沉默几分钟后说，政治局难以批准此建议。在陈的坚持下，黎最后认为最好把要求的人数减少，一半人数的数字被提出。但黎笋说若人数更少，他保证将会得到批准。终于，两人达成妥协的人数为25人。几年后，越共内部权力的均衡情况不再出现。

胡志明在越共党内所担任的角色日益被减弱，被限制为“一位久经考验的外交家与外交政策的顾问，同时被视为民族与革命的精神领袖的完美人物”。胡志明的威信与广泛的人际关系，例如胡志明与毛泽东的密切关系，使他掌管越共的政治与外交等方面上的地位屹立不倒；党内年轻的领导人，不管他们喜欢与否，都没法与胡挑战。然而，直至1965年当美国正式派遣军力介入越南南方之时，胡志明在越共党内的角色只带有象征性质而已。胡志明身边最亲近的人物武元甲日后亦被孤立与打击。当时国际上的舆论说﹐武元甲是胡志明之后的越南争取独立斗争的第二名英雄。越南境内外的人亦一致认为武元甲是奠边府战役辉煌胜利的指挥者，他是北越部队中一位威信最高的将军。

黎笋有绝对权力的欲望。通过孤立胡志明、武元甲以及其它同志的事件，体现出黎笋曾建立了他在河内的不仅是忠实于他，还可共同决心全力推行他的革命目标的“领导机器”。签订1954年日内瓦协议，使黎笋认为，为了革命的成功，他必须以任何的代价，排除那一位不相信以武装斗争赢取胜利的人。

1976年，黎笋再次当选为总书记。政治局的14位正式委员是黎笋、长征、范文同、范雄、黎德寿、武元甲、阮维贞、黎清毅、陈国环、文进勇、黎文良、阮文灵、武志功、朱辉敏。三位候补委员是素友、武文杰与杜梅。

在谈及和平时期的越南共产党人，戴维艾利奥特在他的《越南战争》书中高度评价那些领导人。他分析那些越共领导人仍然生存至战争结束最后一刻，他们“常是那些意志坚强、教条以及绝对坚信革命的人。但是那些人并不是具有能力把越南引上发展的道路。”“他们曾体现异常的勇敢，甚至是英雄的行为。但他们亦学会了生存的手法，而它使战后应采用开放的策略的发展受到限制……最严重的是，他们相信革命运动比个人的各种权利更加重要，并使许多干部，许多蔑视法制的人以它为借口来贪污；他们认为革命目标可以代替方法。”

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的逐渐复苏和正常化已经使越南领导人对中国产生不满情绪，同时与中国关系处于低谷期的另一超级大国苏联意图拉拢越南，完成其南北包抄中国的战略思想，在苏联的大力援助下，黎笋开始实行亲苏政策，并在1976年之后演变为大规模的反华。越战结束以后，黎笋要求中国归还前南越政权非法占领过的南海部分岛屿，而之前胡志明曾明确承认该区域为中国领土，在中方明确拒绝的情况下，黎笋派兵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占领了南海六个岛屿。同时，不断在中越陆地边境挑起争端，侵占中国边疆、射杀中国边防人员，并大规模驱逐华侨，由此，中越之间分歧和矛盾开始公开化。

在越战已结束的情况下，黎笋没有将越南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放到战后重建、恢复生产上来，而是在苏联的支持下不断扩充军备，于1978年12月发动了侵略柬埔寨的战争，还仿照勃列日涅夫主义，加紧对老挝的控制，意欲将其变为“卫星国”。于是，曾经由胡志明为了联合抗美救国需要而提出的“印度支那联邦”的设想竟成了黎笋对外扩张的理论依据。随着越南在中国边境的挑衅行为不断升级，中国方面最终忍无可忍，对越南实施了武装反击，中越战争爆发。从此以后，中越关系陷入低谷，实际上断绝了关系（象征性的代办级外交关系），中国官方也开始将黎笋领导下的越南党和政府称为“黎笋集团”、“越南黎笋反动集团”。

1969年9月2日胡志明逝世，9日越南为他举行国葬的同时公布了他的遗嘱，但不到2000字的遗嘱却在公布之后留下了长久的谜团。金点强的《胡志明遗嘱留下诸多谜团——越南驻华大使黄文欢质疑遗嘱被篡改》一文指出，原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等人认为当时形势复杂，为取得对美国侵略者的彻底胜利和完成祖国统一，应当省略和改变遗嘱中的一些内容。几天以后，被修改过的胡志明遗嘱在越南劳动党机关报《人民报》上发表。1979年8月9日，黄文欢在北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揭露黎笋当局推行亲苏反华政策，并揭露出一个更大的秘密，即黎笋阉割或篡改了胡志明的遗嘱，只公开刊登一段手迹，以鱼目混珠。其中重要的是，胡志明不可能有“作为一生为革命服务的人，我越对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强大感到自豪，就越对各兄弟党之间的不和感到痛心！”的表态。到了1989年，越共中央在胡志明逝世20周年时，不仅宣布胡志明的逝世时间延后了1天，还公开承认胡志明遗嘱还有一份附录。

妻子：阮氏云

越共总书记农德孟强调指出，故总书记黎笋不仅是一个坚定的革命活动者，而且还是我党的一名战略工程师，他的事业与越南革命在二十世纪所获得的光荣胜利密不可分。

在河内举行的纪念已故总书记黎笋诞生一百周年的庆祝典礼上发表讲话时，农德孟总书记表示，在七十九年的人生旅程中，黎笋已将六十年的岁月服务于革命活动，树立起一个革命先锋战士的光明榜样，并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民族解放、统一祖国及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故总书记黎笋已同以胡志明主席为首的政治部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一道，确定民族解放和捍卫祖国事业中的方向和重要政策，构建越南革命的军事科学，为打败帝国主义和其他反动势力的侵略战争做出贡献，大力支持和鼓舞世界人民群众发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运动，以最终获得独立自主和自由。

在从1976年至1986年以党总书记名义的十年间，黎笋同中央委员会已经确定了建设与捍卫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战略并将其落到实处，同时还制定了越南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第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

李家忠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