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1415年朝鲜太宗接受了右副正言徐选等的建议，开启了庶孽禁锢法的先河。当年六月，朝鲜发生大旱，太宗为减灾而令百官上书言事，其中徐选等六人便上呈了“宗亲及各品庶孽子孙不任显官职事，以别嫡妾之分”的建议，得到太宗的允许。但实际上在此之前，即实行奴婢从父法以后，对孽子的限品登用就开始了。1414年正月，太宗规定“二品以上自己婢妾之子，永许为良，限五品“。1415年三月进一步规定“三品所生限六品，四品所生限七品，五六品所生限八品，七八品所生限九品，九品权务所生限学生”。孽子需要在一般军役外的补充军——司宰监水军服役后才能起用。

庶孽禁锢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数十年时间内处于不断扩大化的过程。徐选等虽然提出要庶孽一体禁锢，但实际上在太宗朝对庶子（良妾所生之子）并未有所举措，而是集中于对孽子（奴婢等贱妾所生之子）的规定。到了世宗朝时，对于孽子的禁锢法规已经基本确定，于是矛头被转向了庶子。世宗时期，有部分功臣有庶子而无嫡子，世宗欲授予庶子正常仕途，遭到群臣反对。于是世宗规定二品以上的承重庶子（传承家业的庶子）可以授予正常仕途（即许入东班或文班），其余情况限品登用，于是庶孽禁锢法也开始适用到庶子身上。

当时，尽管朝臣对一些受国王重视的庶孽（如功臣后裔或宠臣）担任东班官职的反对之声不绝于耳，但仍有部分庶孽凭国王恩宠叙用东班职，甚至做了大官，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柳子光。到了朝鲜成宗时期，随着《经国大典》定本的出台，庶孽禁锢法正式确固下来，而且更加严格（朝鲜王朝有说法是鉴于庶孽中出现奸臣柳子光的教训）。《经国大典》中的“吏典”中规定：“文武官二品以上，良妾子孙限正三品，贱妾子孙限正五品，六品以上良妾子孙限正四品，贱妾子孙限正六品，七品以上至无职人，良妾子孙正五品，贱妾子孙及贱人为良者正七品，良妾及贱妾子孙限正八品”。“礼典”中规定：“罪犯永不叙用者、赃吏之子、再嫁矢行妇女之子及孙及庶孽子孙，勿许赴文科生员进士试”。朝鲜明宗时颁布的《经国大典注解》中将庶孽禁锢的范围从曾孙以内扩展到“子子孙孙”，从此庶孽只能按规定担任西班（武职）或杂职（技术官僚），从法律上堵住其出头之路，事实上等于将庶孽排除出两班阶级。

以“不列东班”、“限品登用”、“禁赴文科”、“世代禁锢”为核心的庶孽禁锢法不断受到质疑和批评。在朝鲜中宗、明宗年间的庶子出身的文人鱼叔权便对此法很抱不平，写道：“庶孽子孙，不许科举仕路，非三韩旧法也。按《经济六典》：永乐十三年，右代言徐选等陈言：‘庶孽子孙勿叙显职，以别嫡庶之分。’以此观之，永乐十三年以前，则显职亦叙，以后则只许科举正班而已。自撰定《（经国）大典》之后，始加禁痼，至今未百年矣。覆载之内，九州之外，据土地而以国名者，奚啻百数？而未闻有禁痼之法。况乡吏、水军，役之至贱，而犹赴科举，语其内外世系，则初无本贯可据，或嫁流民，或娶逃人，谁能辨其良贱哉？以卿大夫之子只无外家，而世世禁痼，虽出众之才、适用之器，终屈首死牖下，曾乡吏、水军之不若，可怜哉！”

在鱼叔权稍早前，赵光祖就提出过修正此法，这种建议被称为“庶孽许通论”。朝鲜明宗和朝鲜宣祖时期，成百上千的庶孽曾两次联名上书，请求“许通”。在1583年女真酋长尼荡介入侵之时，兵曹判书李珥也提出了让庶孽去东北六镇服役三年后“许通”的办法。同时赵宪也以明朝为榜样，提出了“庶孽许通论”。庶孽“许通”势必会触及当权两班的既得利益，自然未被采纳。壬辰倭乱前后，尽管朝鲜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曾有纳粟许通的例子，也有军功许通的例子，但这只是个别的特殊状况，庶孽禁锢的规矩基本还是雷打不动。光海君时期发生的大狱“七庶之狱”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庶孽禁锢法。仁祖反正后，朝鲜仁祖接受李元翼、崔鸣吉等的建议，于1625年颁布《许通事目》，允许将禁锢范围从“子子孙孙”缩减到曾孙以内（庶子之孙、孽子之曾孙），禁锢范围内者在灾荒时纳粟许通。于是参加科举（文科）的庶孽越来越多，从1597年庶孽禁锢法实施后首次有庶孽科举及第后，到1735年间出现了42名庶孽出身的登科者，虽然也是较大突破，但比起在138年间的登科总人数来说如同沧海一粟。1695年，岭南（庆尚道）地方988名庶孽联名上书，请求废除“纳米赴举法”（不纳粟就不能参加科举），扩大“许通”范围，1724年更达到五千庶孽联名上书的程度，到1745年英祖颁布《续大典》时宣布“庶孽许通，纳米赴举之规，永为革除”，换言之即原则上允许庶孽及其子孙无条件参加科举考试了。

在已允许无条件参加科举考试的情况下，接下来需要解决的是庶孽“通清”（“清”泛指清要职，即台谏一类的“清职”和参上官以上的“要职”）问题。朝鲜英祖在位末年，于1772年颁布“通清”命令，允许登科举、入东班的庶孽出任清要职，并当即起用几名庶孽为司宪府持平和司谏院正言，为朝鲜王朝开国以来的破天荒之举，因为即便是柳子光这样的庶孽出身的宠臣也未能做到清职。不久后英祖去世，朝鲜正祖继位，进一步将祖父实行的庶孽通清政策明文化与详细化，于1777年出台《丁酉节目》，对“通清”范围加以规定。正祖本人在设立奎章阁的同时，也任命了朴齐家、柳得恭、李德懋等庶孽出身的学者为检书官，参与机务。1823年，万余庶孽联名上书请求扩大“通清”范围，于是朝鲜纯祖出台了《癸未节目》，将“通清”范围上升到从二品。在宪宗、哲宗、高宗三朝，庶孽联名上书时有发生，同时身份秩序也进一步松动，庶孽禁锢法虽未被完全废除，但约束力大大缩小，哲宗朝曾有一部叫《葵史》的书问世，是朝鲜王朝建国以来关于庶孽政策的资料汇编，其名字寓意就是出自朝鲜宣祖所言的“葵藿向阳，不择傍枝；人臣愿忠，岂必正嫡”一句。高宗朝的处士黄玹对当时社会的庶孽问题有如下一段论述：

俗呼庶孽曰椒林，以椒味孽孽然也，又曰一名、曰偏班、曰新班、曰蹇脚、曰左族、曰点族，琐屑卑贱，虽出自卿相之支，而品第等级仅与中人相齿，故通称“中庶”。宦途既枳，只营口腹，或业武止于营将、中军，或依营幕为裨将，或寓郡衙为册室，或从荫路。内则学官、检书，外则察访、监牧官，龙钟潦倒，其贱愈甚，故有志气者白首穷饿，宁以潜蛰为高，于是才俊枯落，为有识之忧。数百年来，非无通融之议，而仕宦既通，则势权必分，故世卿之家，百方搪塞，勿越其科臼之外，有若纲常名分之不可紊者，然盖天下古今所无之法也。然法既偏酷，理无偏厚，毋论京乡，凡宗嫡之家，嗣续浸微，而庶流之盛，日繁月衍，几乎半国中，虽欲永锢之如往昔，其势诚不得不溃裂者也。今上（高宗）既通外洋，陋小祖宗制度，思有以变通度越，遂有破格用人之议，其文科清显自李祖渊始，继而有李范晋、金嘉镇、闵致宪、闵商镐、闵泳绮等，与李允用、尹雄烈、安駉寿、金永准一队，皆从甲午以后，迭为大官，其余金玉之班，指不胜搂，殆据朝籍五之三，矫枉过直则有之，而变则通，通则久，上可以导迎吉祥，下可以野无遗贤。然争夺朝廷，所谓劈破门地者，非选其才能也，惟君上之私人焉耳，是以老论之庶，则清宦达官会弁如星；而少、南、北三色无一人，尚可望无方之立而旁招之列乎！且庶流骤贵者，皆困滞不自拔，一朝翔翥，惟沉酣货利，厚自封殖，以踵士大夫之旧习，无一人贞白自持、以报答为心者，故政愈乱于上，俗愈败于下，驯致宗社沦丧，而未免为一丘之貉，从而议者举以政不可以轻变为口实，呜呼！此因噎废食之论也。

也就是说，庶孽禁锢法到了朝鲜高宗时期才有了真正的改变，逐渐成为一纸空文。1894年朝鲜实行近代化改革——甲午更张，正式废除庶孽禁锢法，这一法令及历史现象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