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蒙古族的历史上，曾经涌现出许多叱咤风云的巾帼英雄，三娘子就是其中的一位。她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她不仅是民族和平的使者，还是呼和浩特的前身——归化城的最初缔造者。因此时至现代，还有人把呼和浩特亲切地称为三娘子城。

明朝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三娘子出生于瓦剌奇喇古特(土尔扈特)部落，其父哲恒阿哈是该部落的首领，该部落遗址就在今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一带。三娘子本名叫钟金哈屯，意为高贵显赫。

生长在蒙古贵族家庭的三娘子天生丽质、聪慧过人。她饱读诗书，性格豪爽，擅长歌舞骑射。长大后，三娘子能文能武、胸襟开阔、通达事务，深受部落民众的喜爱。有关史籍记载说她“幼颖捷，善番书，黠而媚，善骑射”。

后来，瓦剌奇喇古特部落与雄才大略的阿拉坦汗(也称俺答汗)联姻，于是，20岁芳龄的三娘子嫁给了阿拉坦汗，成为王妃。此次婚姻的缔结，将三娘子推上了可以尽情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

为了辅佐丈夫扩展疆土，发展漠南经济，三娘子毅然随夫出征瓦剌。这一大义举动，使得三娘子更加受到阿拉坦汗的宠爱和器重，无论大事小事，对她总是言听计从。在出征期间，三娘子生下一子，取名卜他失礼。

三娘子出嫁之时，正值明朝政府与塞外草原的关系极度紧张时期。此前，阿拉坦汗多次遣使要求开放朝贡贸易未果后兵临北京，以武力要挟明朝政府开放边贸，史称庚戌之变。嘉靖三十年（1551年），明朝为避免生灵涂炭被迫开放宣府、大同等地与蒙古进行马匹交易。不久，明朝拒绝蒙古方面以牛羊交易的要求，单方关闭马市，双方再次开战。

面对这种剑拔弩张的严峻形势，三娘子以其聪明才智力排众议，积极主张与明朝政府和好。公元1571年3月，经过三娘子的不懈努力，双方终于宣布休兵罢战，化干戈为玉帛，实现了通贡互市。

与明朝政府实现通贡互市之后，塞外草原上的几千里边境地带很快出现了一派祥和、安定、繁荣的景象。史籍中对此评价道“朝廷无此后顾之忧，戎马无南牧之儆，边氓无杀戮之残，师旅无调遣之劳。”此后，三娘子积极维护与明朝的友好和贡市关系，使得蒙汉人民可以自由贸易，草原上诸部落对她更是口服心服，甘愿受其约束。每当互市时，常常出现两族人民“醉饱讴歌，婆娑忘返”的情景。后来，明朝政府封阿拉坦汗为顺义王，封三娘子为忠顺夫人。

在明朝以前，塞外草原上还没有一座像样的城池。据《明史》记载，明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阿拉坦汗和三娘子开始共同主持修建一座名叫库库和屯的城池。有记载说，库库和屯城进人施工阶段后，三娘子是主要的主持者。万历三年，城池建成，明朝政府赐名为归化城。

据《阿拉坦汗传》记载，这座城池是模仿元大都的样式修建的，有8座楼和琉璃金銮殿。

万历六年．阿拉坦汗在青海向达赖三世许愿回来后，开始和三娘子共同主持修建弘慈寺，也就是大召寺，两年后竣工，并花费巨额白银铸成一尊巨大的释迦牟尼佛像，由达赖三世亲自前来开光后供奉在寺内。

在修建归化城时，阿拉坦汗已经进入老年，并且疾病缠身。因此，三娘子积极辅佐丈夫处理各种事务。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阿拉坦汗和三娘子再次扩建归化城，又修筑了一座规模宏伟的外城。据说，当时归化城的城墙全部用青砖砌成，远远望去一片青色。因此，有人说青城之名使是由此而来。另据《归绥县志》记载，归化城“周二里，却以砖，高三丈，南北门各一”。不过，由于史书上没有详细记载，我们已经无法了解当时这座城池的规模和建筑布局等详细情况了。据《玉泉区志》记载，明代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察哈尔部林丹汗，“克归化城，夺银佛寺”。明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皇太极战败林丹汗，追到归化城后纵火烧城，唯独对银佛寺倍加保护。后来的归化城是清朝在废墟上又重新建立起来的，但是人们为了纪念三娘子，仍然将归化城称为三娘子城。

从清朝初年至中华民国时期，在草原青城——归化城（即今呼和浩特市）活跃着一支地方保安队伍，这支队伍叫保商团。200多年来，这支保安队伍在维持社会治安，保卫商路方面作出了一定贡献。

归化城的保商团建立于清朝初年，清初时，清廷为了镇压进步力量，巩固其统治地位，令各省府州县组织“乡勇”，俗称乡勇兵。各大城市为了维持地方治安，也在招募“铺勇”。

辛亥革命以后，归化城的商业团体组织也有所改变。原设于归化城三仙庙的四乡耆和十二总领，于1921年改组为归绥商务会，会长是樊赢州。为充分发挥“铺勇”这支保安队伍的作用，使其更好地协助军警，维持地方治安，时任绥远将军的张绍曾拨给“铺勇”一批枪支，并对“铺勇”这支保安队伍加以整顿。为此，作出一些具体规定：凡规模大的商号，如大盛魁、南北通顺店等商号，每号必须出勤“铺勇”3人，普通商号各出1人；并规定了对“铺勇”的待遇：在应征期间的伙铺，除每年应得的工资外，并按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分别给予补贴。当时“铺勇”队伍有150余人。

1914年，“铺勇”这支保安组织曾改名为“体育会”，不久，又改称“保卫团”，团丁人数也有所增加。这时，商务会的会长是大盛魁商号的总经理段履庄，此人气魄很大，他一上任就以绥远改为特别行政区为名，将归绥“商务会”改为绥远总商会。

1915年，绥远地区土匪活动猖狂，因而归绥与外蒙，新疆之商路受到很大威胁。当时，绥远总商会为了维护商路，保护旅蒙商的利益，绥远总商会会长段履庄请准绥远都统，将土默特的两个骑兵连和设并召招收的一个骑兵连，连同原由“铺勇”改编的“保卫团”，合编为保商团，并增购步枪300余支，成为一支力量强大的保安队伍。

归化城的保商团成立后，众人推举舍利图召的银海喇嘛为团长。该团在改编整顿后，绥远商务总会拨出现金3万元，在设并地草原上建起了一座规模较大的营房，作为保商团的驻地。不久，保商团通过与达尔罕旗的协商，将驻防在百灵庙的蒙古骑兵，改编为该团的一个连，分段负责起维护商路与护送商货的任务。

辛亥革命后，外蒙宣布独立，旅蒙商的商业活动受到很大限制。因而，北运货物逐渐减少。但此时京绥铁路已通往大同，保商团的护路任务已转移到张家口、大同一带，护送着东来西往的货物。

中华民国19年（1930年），保商团团长银海喇嘛因病逝世，即由银海喇嘛任团长时期的副官埃勒格曾担任团长。中华民国23年（1934年），保商团第二连连长于子和暗中勾结日寇，阴谋叛变。但阴谋败露，逃往察北。日伪日期，于子和曾任伪西北自治军总司令，曾率兵滋扰固阳一带，罪大恶极。

同年夏，绥远总商会选任贺秉温为会长，改任崇普门为保商团团长。这时，绥远商路日见缩短，保商团的编制，也就裁减为一个连了。

1937年秋，日寇占领了绥远地区，原绥远商会会长贺秉温投靠了日寇，当了汉奸。汉奸贺秉温等人组织起地方自治维持会，将保商团调入归绥市，并将这支保安队伍作为欢迎日寇的仪仗队。不久，日伪机关相继成立，保商团的枪支全被没收，它的命运从此宣告结束。

归化城设关榷税始于乾隆二十六年。清代前期随着汉族移民的大量迁入，到雍正、乾隆之际归化城、土默特一带已是村落密布，且“连岁丰收，米价甚贱”，蒙汉之间的民族贸易也随之进一步发展。乾隆二十六年杀虎口监督期成额奏言，蒙古地方种植烟叶、杂粮，制造油酒烟等项，“在归化城一带售卖，渐成行市”，应予征税。经部议覆准，“归化城为蒙古商民辐辏之处，所有烟、油、酒三项及皮张、杂货等物皆应归入落地税内，照例征收。其驼马牛羊除进口外，若绕道赶往他省售卖者亦应一体征税，以防偷漏。”并规定，在“归化城适中之地设立总局收税，于东西南北四处各设栅栏一座，派役稽查”。其所设四处栅栏，“南栅系杀虎口孔道，北栅通后山部落喀尔喀各扎萨克等处，东栅通察哈尔蒙古八旗，西栅通乌拉忒、鄂尔多斯地方。”

归化城税关主要征收货税和牲畜税。该关设立之初，系由杀虎口监督兼管。杀虎口与归化城相距仅200余里，故监督满斗斟酌定例：凡内地贩来各项货物经杀虎口纳过税银，“运至归化城进栅入铺零星货卖者，免其重复征收；凡有商贩从归化城打成驼驮转往各省及后山蒙古地方贩卖出栅之货，按则抽收”。其后数任监督均“循例征收，商民称便”。乾隆三十二年新任监督法福礼到任后，对进栅商货违例重征，以致商民控告。经督抚查议，户部于乾隆三十三年定制：归化城一带所产“油、酒、烟、皮张等项及关东等处发来商货，从草地行走，未经杀虎口征税者，俱为口外土产”，由归化城按则征税；其内地杂货贩运出口，“经由杀虎口纳过税银，到归化城入铺零星发卖者，不再重征”；“若货物运抵归化城以后商贩车载驮运又贩往他处售卖者，则无论土产与外来货物，均于出栅时按则收税。至民间零星日用物件，如布止一二匹，烟仅两三包者，不在收税之例。”

归化城征收牲畜税始于康熙年间，初系“专为稽查盗卖马匹而设”，派土默特人员收取税钱，登录记档，所收钱文用作土默特公费，按年造报理藩院核销。其后，“因内地茶布等项贩运出口，换回驼马牛羊，例应进口纳税；恐其到归化城记档后，辄从小径贩往他省，易致透漏”，乾隆二十六年归化城设关之时，将原由土默特抽收之牲畜税钱作为正额，改归杀虎口监督征收，并在绥远城、归化城、和林格尔、托克托城、萨拉齐、西包头、昆都仑、八十家子等处设立蒙古笔帖式，安设书役，抽收牲畜税钱。因而归化城税关的牲畜税则有二：其一为《土默特蒙古征收四项牲畜税钱税则》，规定“驼马牛羊，每价银一两收大制钱八文”；其二为《牲畜税则》，驼马牛羊分别计税，骆驼每头税银6钱，马每匹3钱，牛每头2钱1分，羊每只3分，骡驴猪每价银一两税银3分。前者当即康熙年间开征之土默特牲畜税钱，是对蒙古牧民在归化城出售牲畜所征之税；后者应是对商人从归化城贩往内地的牲畜所征税银，后者的税率较前者为高。

归化城税关初由杀虎口监督兼管，乾隆三十一年副都统济福奏言：蒙古各扎萨克前来出售牲畜，由杀虎口差人记档收税；但他们不懂蒙语，只能“登记牲畜钱文数目，并不登记姓名、旗分佐领，遇有贼盗事件无从稽查”，奏请由理藩院派员管理。经户部覆准，归化城税关设监督一员，由理藩院派章京前往。乾隆三十三年，又将归化城税务改交山西巡抚兼管。乾隆三十四年二月的上谕言：“归化城关务，向因商人往口外贸易，并有蒙古入口交税，是以派理藩院官员经管。但闻该处每年所收额税之外竟有多至数倍者，历来管关之员惟期正额无亏，而在关之家人、胥役等不无中饱及有心卖税之事。既于关榷未能核实，且恐有暗中多索商人，漫无稽考，于公私均有未便。虽该处有都统驻扎，但不相统辖，即令兼管亦恐有名无实。因思各省关务多有巡抚兼管者，而巡抚所辖之关多委道、府大员承办。责成既专，且临以巡抚董率稽察，耳目亦易于周到，行之较为无弊。今归化城关口自可即归巡抚经管，且归绥道即驻归化城内，或即委该道就近代管，或另派贤能道府前往承办，俱无不可。所有理藩院司员即可停其派往，于关务更为慎重。”经部议，归化城税务由山西巡抚选派道府贤员管理，按年更替。初由河东道、归绥道、雁平道轮流监管，自乾隆三十七年以后定由归绥道兼理，并仍由山西巡抚随时稽查。

归化城税关征税之初，“每岁征银七千两至八千两不等”。乾隆三十四年改派道府官员兼管该关税务之时，下令试收一年，“再行酌定”税额。从三十四年四月十三日起至次年四月十二日，一年期内共收过杂税银16548两7钱9分，牲畜税钱9137千610文。乾隆三十五年即以杂税银15000两，牲畜税钱9000串定为归化城税关之正额；以银1548两、钱137串有奇作为盈余。嘉庆四年更定盈余银为1600两。

乾隆四十年山西巡抚巴延三的奏报称：绥远城与归化城仅相距数里，但不征税，以至“归化城各色行户渐次移入绥远城开设，而商货冀避归化城纳税之费，亦多赴绥远等处囤聚”。如归化城原有面铺140余家，已有80余家陆续迁入绥远城；而“附近土产烟、酒及草地所出羊毛、毛绒等类近来多不进城上税，俱径赴和林格尔囤积，转运他处售卖；至南来油、缎、布、茶、杂货一出杀虎口之后，亦由和林格尔径赴托克托城、萨拉齐、西包头等处，均不来城分拨，以致所收税课日形短绌。”该抚奏请于和林格尔、东白塔二处增设稽查税口，派役巡查，并对“移入绥远城之面铺各行”一体征税。经部议，于乾隆四十一年定例：第一，“归化城征收税银，四栅之外商贩多有绕道偷越，责成该处营弁于巡防之便在和林格尔、东白塔儿二处查察；如有偷漏，拏送管税道员查办”。第二，绥远城所开面铺，凡“在本城发卖兵民零星食用者，不准收税；如有车载驮运他处售销者，照归化城之例一体收税”。

经过十余年间一系列的调整和修订，归化城税关的税收征管制度逐步建立和规范，税收额也比设关之初有所增加。表1是乾隆四十年代归化城税关征收税银的统计。其中，税收额最高为四十四年27390两，最低为四十九年20998两，平均为23178两。道光年间归化城的税收大体保持在同一水平。如道光二十一年该关征收税银23565两，二十二年为24036两，道光二十五年为23418两，二十九年为22749两，平均为23442两。

土默特地区蒙古族的青年男女到了结婚的年龄时，他们的亲属就为他们物色对象。男方家若看中某一家的少女，即请人去女方家求婚。若女方家应允，两家即开始议婚。也有男方家有钱有势，女方家虽不愿意，但最终强迫而成的情况，不过不常见。一般经求婚，女方的家长同意后，男方家即托媒人议婚，双方家长作主决定订婚的日期和其他问题。

订婚要送订婚礼，又叫“献彩礼”，即由男方家备置砖茶、白酒、点心（以上都要双数）和“羊背子”（蒙人敬神、待客用绵羊煮的全羊肉食）一只，以及给女方的金银首饰、衣料等物，有时还要送若干钱。这些订礼，由媒人送到女方家，女方家父母将礼物收下，这叫“小定”。

小定后数月或年余举行“大定礼”。男方家馈送“羊背子”两只，用以招待女方家的亲戚；大馒头百余个送给女方家的亲戚，以代通知；另外，还要送白干酒两大瓶、金银首饰数套、哈达两块及四季衣服等。“大定”这天，女方家要杀羊摆宴款待客人和亲友。俟亲朋安席后，媒人就单膝跪在炕沿边，面向亲友持壶敬酒，并以蒙语高声朗诵联姻的祝词。祝词的大意是：

“奉上，奉上，敬献酒席宴上，送来美丽的衣服，宝贵的首饰，请贵方收下。礼物虽然微薄却表诚恳心愿。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祖代相传。男才女貌、匹配相当，天定良缘，配偶成双，美满幸福，白头到老。谨向亲家宾客致以贺忱！”接着媒人给诸宾客逐一敬酒，并把哈达和首饰、衣料等物献给女方家长。女方家长喜笑颜开地接受了哈达，便算答应了婚配，这时媒人要求女方家把女方的出生年月日及时辰八字写给男方家。之后，媒人入席上坐，共同饮酒进餐，大家猜拳行令一直到席散。

“大定”之后，男方家写明男女双方的出生年、月、日、时辰、属相，请人 （一般是喇嘛）选择吉日。日子选定后，托媒人送交女方家查对，若女方家无异议，婚娶日子就算定了。

土默特地区蒙古族婚姻，男方家往往有送女家牛、马、羊、衣物、首饰的习俗。送牛羊头数的多寡，一般多以九为起点，从一九起，以至六九、七九、最多不得超过八十一头，取其九九长寿的意思。遇到贫苦人家，无力备足九数，也可备送一头、两头或五头的。

在选定日子的前一个月，男方家应把礼物给女方家送去，女方家是不能主动要的。礼分全份、半份两种：全份是二十四数或二百四十；半份是十二数或一百二十；马、牛、骆驼、羊都可以，由男方家自定。男方家送礼时与女方家商定娶亲事宜，以便双方各自做好准备。

近代蒙族人的迎亲婚礼，仍沿用古时的抢亲配婚仪式。因男女双方居住距离较远，到女方家迎亲，一般要在女方家住宿一夜，其间进行各种习俗礼节活动。

迎亲时，新郎家要筹备酒席，通知亲属朋友。迎亲那日，新郎、伴郎均穿礼服，先行祭祖之礼，然后提前一天出发到新娘家去，新郎、伴郎和迎亲的随行人员都骑马前往。早年间新娘也是骑马而来，后来有了骡马轿车，新郎家就另备轿车一辆，篷上蒙红毡迎娶新娘。迎亲时，新郎身穿长袍、束腰带，足登马靴，身挎长弓箭壶。伴郎是武士模样，与新郎并排骑马前行，其余随行人员乘马随轿车同行。迎亲的人数必须是双数，取成双配对之意。迎亲出发的时间在婚礼的头一日晚间或深夜，这大概是沿用过去抢婚的旧习俗而来的。

在新郎尚未到达新娘家之前，新郎家先派一人牵羊一只送到新娘家，谓之“碰门羊”。另备“羊背子”二只、酒两瓶、大馒头百余个，一并带给新娘家。

迎亲的人到达新娘家时，即由媒人领着新郎把弓箭等物挂在新娘住室的窗外。然后，把迎亲的人让入客房，入座献茶，简作介绍，并以“羊背子”款待。同时，另室设宴招待新娘的亲友宾客。男坐炕席，女坐地席，新娘坐于两席中间哭泣，表示对双亲恋恋不舍之意。这时，亲友用对唱劝说安慰新娘，之后由新娘的同辈姊妹把新娘挽扶到她的房中，卧在炕上，许多姑娘围坐周围，名曰：“围闺女”。目的是待新郎和伴郎进来讨亲（即讨新娘的芳名）时，先不让他们看到新娘，并以各种方式捉弄、耍笑、为难新郎。

宴席结束后，新郎和伴郎到新娘房中进行“讨名字”的仪式，新郎和伴郎先要跪向神佛行叩拜礼。然后，众人捉弄新郎的“节目”就开始了，什么 “绕口令”、“唱情歌”、“试智慧”、“考膂力”、“罚饮酒”、“罚磕头”等皆依例一一进行。讨名字时，新娘的嫂子故意往远处扯，能说会道的伴郎用话往回截，经过多次交锋，直到新娘的嫂子把新娘的真名报出来，引得众人哄堂大笑。这时，伴郎向新娘的嫂子及“围闺女”的姑娘们敬酒致谢，并让新郎给她们施礼。

讨完名字后，新娘的弟弟给新郎行“赠束腰带”礼，这也是内弟们耍笑新郎的一个项目。内弟们使尽气力把腰带紧束新郎腰间，这时有经验的伴郎即把两臂插入新郎腰间，到腰带束紧时再把 两手抽出，从而松宽了新郎的腰带，使新郎不至受窘。此后，新郎坐酒席前，左手拿“羊背子”一块，右手拿刀一把，做出吃肉的样子，要做三次才行。到此，宾主尽欢而散。新娘要一直等到娶亲的人们退出之后才起来吃饭。

同一天，新娘家要派车把陪送新娘的嫁妆、衣物、箱柜等物送往新郎家。

次日清晨，新娘家安排送亲的宾客，其人数与新郎家迎亲的宾客数相等。行前，要款待送亲的人，另给新郎和伴郎备“上马宴”一桌，要吃水饺，谓之“上马饺子”。不过在水饺中故意包辣椒面、盐面以捉弄新郎。此时，伴郎又要替新郎把辣或盐饺子夹入自己碗中，替新郎解围。

新娘出嫁时，新娘家还要聘请一位精通礼节的老妈妈（蒙语称“毕力更”）随新娘去陪住几日。新娘按喇嘛选定的上车时辰上车，穿的全是新郎家送的衣服。冬天，新娘头戴筒状的帽子，夏天则用绸绢罩头，由长辈亲属（如舅舅等人）背送上马或安坐车上。新娘临出门前要发出哭声，表示不愿离别双亲，并把一双筷子和一些食物扔在门前，意思是不忍带走娘家的福禄。

在新娘上马或上车前，新郎和伴郎先给神佛和新娘家的祖先敬香叩头，并进行“掰羊脖”礼。行此礼前，新娘的嫂子们故意在羊脖中穿一根小木棍，不让新郎一下子折断羊脖，以此耍笑新郎。伴郎为使新郎不受奚落，就偷偷用刀子把羊脖子中间的筋络和木棍割断，以便新郎一掰即断，表示新郎有臂力，对新娘有诚意。

“掰羊脖”后，新郎手执弓箭到新娘房中虚放一箭，并用弓挑开新娘头巾察看，然后挎着弓箭（也叫包袋）走出房间。新郎依指定的方向张弓搭箭，将箭射过喜车。之后，把弓箭系在新娘的车篷上，新郎等骑马先行，喜车随之起动了。新娘和新郎先按照喇嘛推定的喜神方位走100步，然后才走入正道。娶亲的、送亲的都围绕着喜车前进。

新郎家的人估计喜车快到村口时，派一骑术高明者，带着上贴“喜”字的羊头一个、酒一壶迎接。待喜车到时，把酒洒到喜车的马头、马背上，把羊头扔到车下，然后向送亲的人一一问候，然后引导喜车继续前进。迎亲的人一上马，送亲的人就来抢帽子（不上马不能抢），叫做“叼帽子”。如帽子被抢走，迎亲的人就得在婚礼筵席上给送亲的人敬酒、唱歌，不然帽子拿不回来。抢帽子的过程就是一种马术表演，表现了蒙古族的强悍精神，极为有趣。

喜车将进院时，新郎家大门前横置一椽，两端束有哈达。门外有四至六人相迎，叫做“接媳妇”，其中二至四人是青年妇女，她们头戴钿子，身穿大褂，举手致意。另外，还有中年男女各一人，专门招待新娘家送亲的人。所有的人都要经过横在门前系哈达的椽子才能到达招待的地方。喜车一到，新郎家院内鞭炮齐鸣，欢声笑语，热闹非凡。娶亲的陪伴送亲的用过茶点之后再上喜面，略休息后就入席了。

新娘下喜车后，头上有筒帽（或绸绢）罩着，不露面。新郎和新娘跪在神位前行礼。神位前有两个带柄的银杯，柄上用红绸互系着，内盛牛奶。一位年长者手持两银杯，递到新郎和新娘面前给新人喝。接着由新郎家的近亲、属相相同的人抱新娘入喜房。新娘坐在选定的地方，新郎用箭挑开新娘头上的筒帽（或绸绢）。稍事休息，新人便开始拜灶。

拜灶时，新郎和新娘在炉灶口并排跪在一张羊皮上，给灶神敬香行礼，然后由“梳头妈”（新郎家邀请的专给新娘分发梳头的长辈妇女）给新娘把头发分开，梳成 “媳妇头”，拜灶需先用白布做好一个能伸进两手的口袋，上贴着红布剪的日形、月形图案各一。日形图案贴左方，月形图案贴右方（意为阴阳和气袋）。再备一盘肉块、糖枣、奶酪、奶油、点心、羊骨等。灶里生火，男右手插入袋的日形图案处，女左手插入袋的月形图案处。两人合捧盘，把各种食物少许放入灶里。一老妇人在旁，口中不住声地用蒙语念着吉语：“贷来——贷来，疆施门更益来——益来……宝音克实益来——益来……”另一旁的喇嘛也在不住声地念经。最后，两人把盘子供在灶前，并合饮一杯喜酒，相对施一礼，新郎引导新娘入喜房。新娘重新梳头打扮后更换新衣。

拜灶后，新郎、新娘要给各席宾客敬酒，并跪地叩拜 （新娘有时仅行请安礼）。

新娘在未梳洗前，任何人是不许耍笑的。当新娘拜了灶神，梳了“媳妇头”后，人们才能开始耍笑新娘。中午新娘出去给宾客们敬酒后，再想回到新房就很困难了。在新房门外，围着小叔子、小姑子等许多人，要新娘“说令子”、“唱情歌”，或新郎新娘接吻。新娘为了解围，便给拦门的人赠送一些亲手缝制的“钱褡裢”、“烟荷包”和糖果等。

午饭后送亲的宾客就走了，新郎、新娘进行“拜人”仪式。拜人时，院中置一木桌，旁边生火一盆。桌上除香烛外，还放弓箭、羊骨，或在桌旁放一只羊及其它物件。根据家人和亲戚的尊长辈份。由司仪逐一呼请上坐，受新人跪拜认识礼。长辈受礼后，则要给新人一些点心食品或银钱等物。同姑嫂姊妹认识时，新娘要给她们赠送一些亲手制做的绣花鞋、花褡裢 （装钱用的荷包）等物。拜人完毕，摆“羊背子”或普通饭菜席招待大家，一直到太阳西沉，新郎家来的亲戚陆续离开，婚礼才算圆满结束。

新婚之夜也有闹洞房的习俗。

新娘过门三天后，新娘的长辈亲属（包括父、母、姑、婶、叔、舅等）来新郎家会亲，蒙语称为“益勒圪庆”。会亲的来宾将到时，新婚夫妇需上前请安施礼，把来宾迎到家中。亲家互换鼻烟壶，寒暄问安、让座敬茶。新婚夫妇上前献哈达行礼跪拜，然后摆席款待。会亲宾客离开时，要在大门口摆桌置酒欢送。

新娘在婆家住一个月后，可以回娘家住一个月，叫“住对月”。一般是娘家派人来接，新郎可以不去。新娘离家前和回来时，必须给本族长辈行礼，以后凡出门都是这样，直到生了孩子才不用行礼了。住对月时，新娘给婆家老年近亲每人做一双鞋。回婆家后，新娘把鞋交给婆婆，由她转送。

土默特地区蒙古族的丧葬形式，大致分为土葬（又叫生葬）、火葬（即熟葬）与天葬三种。

天葬：人死后，用布把尸体缠裹起来，请喇嘛念经超度。过一二日，把尸体放在马车上，让尸体偏向车后，由死者家属赶着马车到野外，按照喇嘛指定的方向、地点驱车前进。尸体因车的波动，自行跌落在地面或山坡上，跌落处就是葬处。尸体落地，如果脸朝天，就是死者“升天”；如果背部朝天，就认为死者“不得善”，要再请喇嘛来念经，替死者超度。对落地的尸体，三天后亲人再来查看。尸体如已被野兽吃掉，就算无罪归天；如尸体仍在原处，被认为是有罪的人，“天不收”，需请喇嘛再给死者念免罪的超度经，并将尸体移于另外的地方，直至尸体被野兽或飞禽吃掉才算无罪归天。因为蒙古族有一句俗语：“生时食肉，死后还肉。”

近代，土默特旗蒙族丧礼有所改变。贫苦的人死后，家属把死者生前喜受的马鞍、袍子、弓箭等遗物放在尸体旁。请喇嘛念经，使死者早日升天。三天后，家属将死者生前骑的马备好鞍，喇嘛在马的脖子上戴上有颜色的丝绸甩子，然后把尸体驮在马上，其家人另骑一匹马，跟在后边向偏僻的野外缓慢地行进。到了人们不常游牧的地方时，家人把尸体放在地上，把马鞍卸下放好，让尸体安稳地躺在马鞍上，表示它永远跟着主人的灵魂奔跑。最后，家人用一块颜色深暗的哈达把尸体盖好，磕头后翻身上马而去。

火葬（即熟葬）：父母死后，移尸于帐门内左侧，上盖褐单。家中请喇嘛数人诵经。三日后，再由喇嘛选择时辰，将死者身上衣物脱下，送给送尸的人。以皮绳缚尸，用牛奶数碗泼在门外，烧柏树熏室内，然后将尸体驮至山后或比较高的地方，置于挖就的坑上，下架木柴点火烧化。烧比后以土盖之，但不起坟，只在上面插木杆，挂上写有经文的布旗。每逢吉日，在家请喇嘛诵经七日或五日，以示追悼，但不上坟祭扫。

后来，入殓仪式有所变化，棺木也被采用。棺木共分两种形式，一般平民用长形棺木（即普通的棺材），而仕官贵族和信仰喇嘛教的信徒及喇嘛，多采用正方形的“轿式”棺木，蒙语叫“散德勒”。这种棺木先制作一个三尺见方、四尺多高的凸顶寿具，叫做“轿子”。“轿子”分底、盖两部分，底部有一个三尺五寸的架子，架子前后各有一对把手，架上有五寸高、略小于盖子的平台。台的后方立一固定的木板，板上刻有花草。盖是三尺见方、四尺高的凸顶、中空、无底的长方形体。凡装用这种棺木的尸体，在死者未断气前或尸体尚未僵硬前，要赶快把尸体盘膝成坐姿，两手相抱置于怀中，把头用枕头或其它衣物支垂于胸前，待其僵硬后，再入殓装棺。

入殓前要请喇嘛一二人念免罪的“超度经”。这时不准其亲人嚎陶痛哭。喇嘛认为，亡魂脱离肉体，最好快快离去，若家人哭泣留恋，亡魂不能安心离开。

入殓时，家人跪在周围低头默祷、烧纸磕头，而后依喇嘛教所规定的三心（心、手心、足心）的位置，将尸体立坐平台上，背靠木板，额部用哈达扎靠在木板上。给死者嘴里含上金银之类的东西，手边放些死旨生前喜爱之物。一切安置好后，把棺盖盖上，停放到选定的地方。直到这时，死者的亲人才可嚎陶痛哭。

亡人棺木一般在三日内就得出殡埋葬。入殓后，死者的晚辈亲属都要身穿黑布孝衣跪灵致哀。有的富户在灵柩停放院中时，每日要请喇嘛念经超度。开始是念“洗脸经”、“引魂经”，后来念“免罪经”。当喇嘛给死者念“免罪经”时，需将死者生前所爱的衣物、日常用品摆放在桌上。念经完毕，这些东西都要献给念经的喇嘛，据说这是为死者免罪而赠的衣物。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本世纪的三十年代。

土默特地区的蒙古族，出殡仪式与其他地方蒙民不同。从前，抬棺木不雇用外人，而是由死者的亲属和乡亲们帮助抬埋，有时也用畜力车拉运。出殡前，死者的儿子要 给诸亲友报丧。来送葬的亲友都带来祭奠的食品，有的还给喇嘛一些念经钱，表示对死者的关怀使其免罪。由远地来奔丧的女性亲戚，未进院中先得嚎陶大哭，有至在灵前的烧纸祭奠仪礼行毕才停止哭声。

发丧日，男女晚辈亲属分左右两排跪在灵前致哀。发灵时，灵前由一个孝子牵一匹鞍具齐备的“引魂马”带路，灵后是家人和喇嘛，再后是前来送葬的亲友。

土默特地区蒙古族对喇嘛教很虔诚，亡人用过的衣服及“引魂马”等。都要奉送给喇嘛。因此，在蒙民的丧礼中，给喇嘛的酬劳占云开支的绝大部分。

火葬时，把“轿子”放到柴禾上再点火。点火时，孝子们在向“轿子”磕头后一律回家，不能在葬场停留。只留一个有经验的人照管，以全部烧成灰为止。烧过之后，周围垒一圈子，上面用草席盖好。第三天清早，由死者的亲属去拣骨灰。去时每人带白面薄饼一张，筷子一双（两头用金银铂包裹），拣骨灰时用筷子按脚、腿、胯、腰、胸、臂、颈、头挟起，分别放在饼上。拣骨灰时，要留心有没有火烧成的圆珠，据说这是舍利子，应另放。待全部拣完，按人体部位的顺序放入瓦罐或木匣里，用饼填满，红布扎口，连同剩余的薄饼，一起捧送到僻静的洼地或山沟，用大石盖压，然后磕头致祭。蒙古族习俗，一般不起坟，只在上面插木杆，挂上写有经文的布旗，每逢节日，在家请喇嘛涌经七日或五日，以示追悼。

埋葬棺木或骨灰后，三年内每逢周年日去坟地祭祀，有的人家还要邀请亲友大摆宴席，也有的人家只在第三个周年祭祀。过了三周年以后就不再过周年了。以后是按每年的节令——春季的清明节、秋季的七月十五日和腊月三十日才去坟地祭祀。祭祀时，带死者生前爱吃的食物，除用一部分祭奠外，余下的分放两处，男女各坐一处，分享祭奠的食物。此时，年长者把坟谱、家族史讲给年轻人听。祭祀日，即使迁往外地的人也必须回来祭祀。

到了民国初，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完全改为土葬。备棺罩、弄烧纸、做纸扎、过百天，但戴孝仍戴黑孝布而不戴白布，也不在外边贴孝子簿。有的蒙古族人家在起灵时，孝子们趴在路的中心。让棺木朝身上舁过。葬礼、祭祀仍沿用旧习。

清代，长城内外的统一为塞外农业开发创造了条件。在迁徙到归化土默特地区定居的汉人中，山西移民所占比例最高。数以万计的山西移民为呼和浩特地区的经济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从而也在呼和浩特地区形成了富有浓郁山西特色的移民文化，在风俗、戏剧、语言等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为了加强呼和浩特地区的军事防御，清政府在原来的归化城外拓建了新的绥远城，但民俗文化仍主要集中在旧城归化。

随着呼和浩特地区土地的开垦、商业发展，归化城的汉族人口逐渐增加，其中山西人为多数，因此山西的地方剧种山西梆子在归化城得以流行。但因驻防八旗军官兵大多是由北京方面派来，加上左宗棠攻打马化龙、白彦虎，把湘军、淮军和水师营和洋枪队开到归包一带，因此徽班子在城市盛行，并且跟着军队到乡下演唱。归化城最早的公庆园、庆喜园、嘉乐会馆等演戏场所，开始都演称为“徽班子”的“簧戏”，“徽班子”后来跟着“水师营”和“洋枪队”回到南方以后，山西梆子才重新抬头。

一般归化城市民欣赏戏曲的主要形式有3种：

免费观看的“社戏”

清代归化城商业极度繁荣，有众多的商业社团。每逢节日，酬神献戏活动蔚然成风，而其中晋商又扮演着重要角色。大约在乾隆年间，归化城的“社戏”演出也由此发展繁荣起来。

由于演出地点在“十八半座庙”，台口一律向北方，一般是位于街头巷尾、城边村口的孤庙，当地人称之为“野台子”，因此，“社戏”也叫做“野台子戏”。

归化城的“社戏”演出很有特色。主要是活动密集，持续时间长；有组织、有安排；大众可以免费观看。

据记载：每年阴历正月初四，“即有社开始演剧”，旧城由上栅子的平安社开始唱戏，紧接着各庙连续不断地唱戏。例如，小东街的关帝庙在5月一个月内，只有3天歇台，一直持续“至九十月间”天寒地冻，“社戏”才停演。

“社戏”有白场和晚场，白场在午后开戏，晚场在天黑定以后开戏。而归化城城市空间相对狭小，有时一天之内有好几个庙唱戏，像三官庙、什王庙、南茶坊庙，一庙之内，甚至有好几个剧团唱对台戏。

据史料记载：归化城的“社戏”有具体详细的安排，有正规的次序和纪律。各个社都有专门负责和联系接待剧团的“排官”，在演戏前几天，“排官”要预先和剧团写好“写头”，择好日子，订下戏谱，到指定的日子，剧团就按合同前往献艺。唱戏的时候，演员要面向北方，说是给神唱戏，以示虔诚。台下观众男左女右，不得逾越。如有个别捣乱、起哄者，专门维持秩序者将他反捆到台口旁的柱子上，任他出丑。

“社戏”所聘请的剧团有许多是山西来的，约好时间，每年按时来。也有归化城和土默川上的戏班子。所演的剧目全是古装戏，晋剧如《明公断》、《打金枝》等；大秧歌剧如李壮壮的《辕门斩子》、《九件衣》等；道情戏如《李逵下山》、《杀楼》等。偶尔有玩艺班子（即二人台前身）凑合着在换场时候唱个小段儿。

清代，边塞的归化城里文化娱乐活动相当匮乏，“社戏”这种大众化的娱乐方式极大地丰富了归化城市民的业余生活。归化城里的“社戏”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后因社会动乱，为了避免招惹是非，商户们才渐渐不再酬神献戏了。

“小班馆子”专唱小曲儿

对于相对富裕、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上层商人和官员，他们欣赏戏曲的形式主要是“小馆子”和“大馆子”。归化城的“小班馆子”，是鹿茸市场由太原到此地而兴起的。“小班馆子”都开在归化城比较僻静的街上。

据记载，光绪年间，全城共有三家“小班馆子”：大召东夹道的“景福居”，棋盘街的“荣生元”和三官庙街的“旺春园”。其中，“景福居”成立于嘉庆年间，年代最为久远。“小班馆子”是当时归化城鹿茸客、茶庄、票号以及其他商号大老板们交际应酬和寻欢作乐的地方。

“小班馆子”不同于大戏，是一种专唱小曲的民间女艺人组织。主要是由歌女给顾客唱曲儿，除此之外，还可以应约到高级饭店中给顾客助兴，在城内各庙唱“社戏”时，利用中午大戏休息的空隙，也登台为广大观众舞蹈演唱，谓之“小班接台”。光绪年间归化城“小班”中色艺俱佳的歌女，有“四村土地”（指现在呼和浩特的太平庄、新庄子、美岱和黑沙图4个村的上水地，为城郊村庄中最肥沃的村子）和玉莲子等人。各庙唱社戏进“小班接台”时，见戏台上临时挂出一个写有“优”字的木牌。

“大戏馆子”重金聘请名角

清代，像“大盛魁”、“元盛德”和“天义德”这三大号请一次客，需分好几天吃饭，每天赴宴的有五六百人。“小班馆子”摆不下那么多桌子；另外，到了冬天戏班不能在外边出台。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又能排场宴客，又能听戏的“大戏馆子”在归化城盛行起来，专演名班大戏。 据记载：光绪年间归化城有两个著名的“大戏馆子”：“宴美园”和“同和园”。

在大戏馆子吃饭看戏的多为商贾富庶、政客豪绅或其他讲排场、讲面子的人，也有商号的年青学徒到“大戏馆子”中赴宴，多半是掌柜叫去学习“人恭礼法”，所以谁也不会高声喧哗，更不敢鼓掌叫好，戏场秩序非常安静，剧词能完全听入耳中。

据记载：光绪年间，常驻在“宴美园”唱戏的，是“吉升班”。班里有十三红、飞来凤、杏娃黑和杏儿生等；在“同和园”驻唱的是“长胜班”，艺人有千二红、一杆旗、二奴旦等，他们都是由戏班从山西的“二州五县”以重金聘来的“北路梆子”名角。

山西的“二州五县”出来的演员，来到西口外以后，必须先在归化城的“大戏馆子”中唱红，然后才能继续搭班，到街上唱“社戏”或到四乡唱“外台子戏”。他们在“大戏馆子”唱好了，不仅能得到主人的赏识，还能得到看客的赏钱，更可以借此扬名。因此相比“社戏”和“外台子戏”，他们在“大戏馆子”中唱戏时，异常的卖力。

也有穷人中的戏迷们，在天寒地冻“社戏”停演出后，为了看戏，但又付不起饭钱，只好给看门的使几个小费，进了园子后靠墙站着或贴靠在“通天柱”上看戏，称为“看贴对子戏”。

在逐步发展丰富的过程中，清代归化城的文化娱乐活动，历经了蒙、汉、满、回各民族文化以及山西、陕西、河北、山东等地域文化的融合，形成了呼和浩特地区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