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正席卷大江南北，而英法侵略者又占领了京师，清王朝的统治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咸丰帝心力交瘁，以声色自娱，并手书“且乐道人”四字，张挂于行宫殿内。慈安发现后，立即进行规劝，她说：“天子一日万几，安有自求逸乐之理？今虽蒙尘，尤不宜有此。”于是亲自督促内侍将该字帖撤去。每当咸丰帝怠于政务，不理军机事务时，钮祜禄氏常加以提醒，使他“立即省览”；宫中的其他妃嫔有遭到谴责时，她也为之居中调停，让她们得以重获恩宠。因此，钮祜禄氏在咸丰一朝，“已有圣明之颂”。

主词条：辛酉政变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六日，咸丰帝在热河行宫诏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以载垣、肃顺等“顾命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并授予钮祜禄氏和载淳各一颗图章，钮祜禄氏的印章名“御赏”，载淳的印章名“同道堂”，规定“凡应用朱笔者，用此（印）代之，述旨亦均用之”，以此使后宫、前朝相互制约。十七日（8月22日），咸丰帝驾崩，载淳即位，即同治帝（清穆宗）。当天，钮钴禄氏率琳贵太妃（参见词条庄顺皇贵妃）等至咸丰帝灵前奠酒，同治帝的生母叶赫那拉氏不愿以懿贵太妃的身份前往行礼。于是在次日，又尊叶赫那拉氏为皇太后。钮钴禄氏为“母后皇太后”，叶赫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九月一日，同治帝为嫡母钮祜禄氏上徽号“慈安”，生母叶赫那拉氏上徽号“慈禧”。二十九日，慈安与慈禧回宫，居于钟粹宫。当时，八大臣襄赞朝政，慈安、慈禧以皇帝嫡母、生母的身份实际上代行了皇帝的职权。这种体制被时人“垂帘辅政，盖兼有之”。

咸丰帝刚逝世时，由于礼节上的争执，两宫皇太后之间“不甚惬洽”。为了扩大她们之间的矛盾，肃顺“自请分见两宫皇太后”，并在觐见时语气“互有抑扬”。但是，肃顺等人的专横，引起了慈安的不满。共同的利害，使她和慈禧的关系得到了改善。据说二人为防止自己的计划被窃听，曾“俯巨缸而语，计议甚密”。她们派遣心腹，急召恭亲王奕䜣前往热河，秘密策划从八大臣手中夺权。八月初十日，热河行在收到了御史董元醇请求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并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其同心辅弼一切事务的奏折。慈禧对此十分赞赏。十一日，慈安、慈禧召见载垣等人，拟照所请传旨。载垣等则以“我朝向无皇太后垂帘之仪”为理由，坚持写明发上谕，对董元醇的奏折加以痛驳。谕旨缮真递上时，慈禧却将它和董元醇的原折一并留中不发。等到再次召见时，载垣等人就此问题和慈禧发生了激烈争吵。杜翰宣称“若听信人言，臣不能奉命”。慈禧气愤至极，以至于手颤；同治帝吓得直哭，把慈禧的衣服也尿湿了。这时，慈安从旁劝解，说：“留着明日再说。”十二日，两宫皇太后没有召见载垣等人，他们以“搁车”相要挟，拒绝开视发下的早事等件。慈禧也不肯让步，“定要临朝”。慈安出来转弯，劝慈禧姑且将就。接近中午，慈禧才将董元醇的奏折及载垣等所拟谕旨发下照抄。载垣等请求钤盖图章，慈禧和慈安也照办了。这次事件，进一步加强了慈安和慈禧除去八大臣的决心。载垣等人却误以为慈安、慈禧已经屈服，更不把她们放在眼里。九月十八日，慈安和慈禧在热河行宫令醇郡王奕譞草拟谕旨，拟好后，慈安将它藏于自己的衵服之内，准备在回北京后即行发布。同行的有载垣、端华、景寿、穆荫。肃顺则和奕譞等随梓宫后发。赞襄政务王大臣中的三位核心人物——载垣、端华、肃顺，被巧妙地分割开了。

九月二十三日，慈安、慈禧和同治帝于避暑山庄丽正门外恭送咸丰帝梓宫上车后，就从小路先行。二十八日，慈禧到达石槽，钦差大臣、督办直隶山东军务、兵部右侍郎胜保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并另简近支亲王辅政。二十九日未时，慈安与同治帝同乘一舆，慈禧在后，进德胜门回宫。三十日，大学士贾桢、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联名上疏，请皇太后亲操政权，以振纪纲而防流弊。政变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同日，两宫太后以同治帝的名义发布早在热河就已经拟好的上谕，将载垣、端华、肃顺革去爵职拿问。不久，肃顺被斩决，载垣、端华赐令自尽，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均被革职，穆荫还被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两宫太后与恭亲王赢得了政变的胜利。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初一日（12月2日） ，载淳奉两宫皇太后在养心殿垂帘听政，奕䜣任议政王、军机大臣、管理总理各国衙门事务。改年号祺祥为同治，以第二年为同治元年。此后持续二十年的“二宫垂帘，亲王议政”的格局正式形成。

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慈安与慈禧在慈宁宫接受同治帝及王大臣行礼，在乾清宫受贺。此后成为每年的惯例。四月二十五日（5月23日），同治帝上两宫徽号册宝，正式遵其为“慈安皇太后”。此后，慈安也被称为“东太后”“东佛爷”。同治末期开始，还被称为“东老佛爷”。

慈安为人“浑厚”，面见大臣时，“呐呐如无语者”。每有奏牍，需要慈禧在旁为她诵读讲解，于是在两宫垂帘的过程中，慈安常让权于“性机敏，锐于任事”的慈禧。慈禧感于慈安的信任，凡是涉及朝政举措的大事，即使明知道慈安没有异议，依然也先要请示，即“慈禧慑于嫡庶之分，亦恂恂不敢失礼”。加上有恭亲王奕䜣居间调和，在垂帘听政期间，二人一直保持着至少在表面上比较和谐、稳定的关系。

在一些重大的决定上，慈安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在平定太平天国起义中，诛杀陷城失地、临阵逃脱的两江总督何桂清，将骄蹇贪淫的胜保下狱赐死，赏给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爵位；同治八年（1869年）授权山东巡抚丁宝桢诛杀违制出京、多有不法行为的内监安德海。以至于出现“东宫偶行一事，天下莫不额手称颂”的情况。

同治十一年（1872年）十月，同治帝大婚，加上慈安徽号“端裕”二字。

同治十二年（1873年）正月，同治帝年满十八，开始亲政，慈安和慈禧撤帘归政。二月，加徽号“康庆”二字。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十（1874年12月18日），同治帝染病，两宫太后再度训政。十二月初五（1875年1月12日），同治帝驾崩，慈安、慈禧在养心殿西暖阁召见诸王公大臣，由慈禧提议，立奕譞之子载湉即位，即光绪帝（清德宗）。慈安、慈禧又一次垂帘听政。

光绪二年七月十二日（1876年8月30日），慈安四十岁生辰，加上徽号“昭和庄敬”四字。其徽号累加为“慈安端裕康庆昭和庄敬皇太后”。

光绪帝即位后，慈安“益务韬晦”，事无巨细，都交给慈禧裁决，或委托军机处处理。对国家大事，已不大过问了。但在光绪六年（1880年）致祭东陵时，慈安、慈禧在礼仪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执，最后慈禧碍于礼法而妥协。这说明二人之间的明争暗斗是始终不断的。

光绪七年（1881年），慈禧突患急病，无法处理政事，由慈安一人独理朝政。不善于摆布朝政大事的慈安，承担着巨大的压力。三月初九日，慈安偶感风寒，当即进汤药调治，不到一个时辰，病情急剧恶化，“类风痫甚重”、随后神识不清、牙紧、痰壅气闭、遗尿等症状相继出现。初十日（1881年4月8日）戌时，慈安在钟粹宫崩逝，享年四十五岁。五月十三日（6月9日），上尊谥为孝贞慈安裕庆和敬仪天祚圣显皇后。九月十七日卯时，葬昌瑞山南麓偏西之普祥峪定东陵；二十二日，祔祭于太庙。

宣统元年（1909年）四月，加谥“诚靖”二字。最终慈安的完整谥号为：孝贞慈安裕庆和敬诚靖仪天祚圣显皇后。

咸丰十一年（1861年）的辛酉政变，实质上是一场朝廷内部的权力之争。一方是两宫皇太后和以恭亲王奕䜣为首的皇族，另一方则是咸丰帝临终任命的八位赞襄政务王大臣。这场政变的组织者、策划者和领导者是慈禧，其主要倚靠的骨干力量是奕䜣，但也绝对不应忽视慈安在其中的作用。她作为名正言顺的原中宫皇后、当时的母后皇太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她是这场政变中决定成败的关键性人物。慈禧也清楚此事，故而极力将慈安争取到自己的一边。在诛除了顾命八大臣后，慈安与慈禧在养心殿开始垂帘听政。

光绪年间的名臣薛福成在《庸盦笔记》中记载：“东宫优于德，而大诛赏大举措实主之；西宫优于才，而判阅奏章，及召对时咨访利弊。”慈安虽然对权力不感兴趣，但并非没有政治才华。相对于有才干，又有强烈政治欲望的慈禧，慈安比较超脱，不喜欢政务。时人对慈安和慈禧的评价是慈安“优于德”，慈禧“优于才”。一些日常的事务，慈安就放手由慈禧处置，但每遇朝政大事，还是要由慈安最后决定。由此可见，慈安大权在握、掌控权力方面也是有一套办法的。其主要的举措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

一、任用能臣，赏罚分明。同治初年，慈安认同曾国藩的能力，不仅赞同擢升他为两江总督，还授意加官为协办大学士，时常听取他关于各项事务的建议，推动了所谓“同治中兴”的出现。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两江总督何桂清陷城失地、临阵逃脱，刑部论罪将其处斩，但朝中有许多何桂清的同僚纷纷上疏营救，使得此事迟迟未能决断。最后，慈安采纳太常寺卿李棠阶的建议，仍决定斩杀何桂清，以警示诸将，使得“天下为之震肃”。不久后，她看重李棠阶“硕望名儒”的身份，将其提拔为军机大臣，使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能，对朝政有所裨益。为人骄蹇贪淫的胜保被下狱后，慈安仍采纳李棠阶等人的奏议，将他赐死。太平天国起义末期，清军相继收复南京、苏浙等地，赏给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爵位，也出自慈安之意，而“西宫（慈禧）亦以为然”。同治八年（1869年），太监安德海奉慈禧之命往苏州采办龙袍，一路招摇煽惑，途经泰安，为泰安知县何毓福诱获，解送济南。山东巡抚丁宝桢用四百里专折奏闻。这时，慈禧正在病中，慈安召集军机及内务府大臣会议。军机大臣认为：按祖制，太监不得出都门，犯者死无赦。当就地正法。于是，慈安令军机大臣寄谕丁宝桢，将安德海即行斩决并严惩其随行人员，“天下皆服丁公之胆而颂太后之明”。对于慈安的德行与行事风格，百姓多有赞同，当时的民间，甚至出现了“东宫偶行一事，天下莫不额手称颂”的说法。

二、协调帝后亲王关系：清代帝后喜欢园居，从康熙中叶开始，在北京西北郊先后兴建了“三山五园”。英、法联军攻陷京师时，将三山五园焚毁。邻近紫禁城的西苑（亦称三海，即北海、中海、南海），也因年久失修，不免残破。每当慈安、慈禧和同治帝、奕䜣等到西苑游玩时，慈禧往往以言试探说：“此处该修了。”奕䜣正色厉声道：“喳！”然后不再说话。慈安则说：“空乏无钱奈何！”慈禧修园的愿望，不得不暂时收敛。同治帝虽是慈禧亲生，但因慈安对她关怀备至，故而对慈安很是孝顺，史称“终身孺慕不少衰”，甚至超出了对慈禧的孝养。同治十一年（1872年），十七岁的同治帝要立后成婚。慈安看中了淑静端慧、容德俱佳的崇绮之女阿鲁特氏，而慈禧则看中了年轻俏丽、姿性敏慧的凤秀之女富察氏。两人各执己见，最后决定由同治帝自己决定。结果同治帝采纳了慈安的意见，同意立阿鲁特氏为皇后，富察氏屈为慧妃。此事表明了慈安在宫中、在同治帝心中的崇高地位和影响力。

慈安死后三年，失去支持的奕䜣也在“甲申易枢”中被罢黜，对于慈禧独揽大权来说的所有障碍已经不复存在。从此，“政权尽归西宫”，慈禧“唯己独尊，以专执国政”，开始了近三十年的一宫“独尊”，总揽清王朝统治大权的局面。

咸丰帝在册立慈安为皇后的诏书中说：

同治帝在为慈安上徽号时下诏称：“钦惟母后皇太后。华阀钟祥。椒涂正位。仪瞻翚翟。肃雍早著于宫庭。化洽雎麟。禔福覃敷于海宇。逮下而宽仁胥被。持躬而勤俭为先。庇国家亿祀之庥。鸿基永固。佐皇考万几之治。燕翼攸诒。凡壸教所昭垂。洵寰区所钦戴。肆冲人之膺丕绪。佑启时承。遵令典以晋崇称。询谋悉协。温和共奉。仰慈惠之效天。光大聿占。叶安贞之应地。”

太平天国起义平定后，入京觐见同治帝和两宫太后的曾国藩私下曾对幕僚赵烈文回忆：“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奕䜣）、文（文祥）、宝（宝鋆）数人，权过人主。”

光绪帝在为慈安上尊谥时的册文说：“钦惟皇妣大行慈安端裕康庆昭和庄敬皇太后。方祗协撰。羲曜齐辉。毓华阀以钟灵。正璇宫而赞治。仁心绥福。宽宏则樛木赓诗。阴教端型。雍肃则籧筐式礼。萱闱训政。正投艰遗大之年。椒殿殚勤。有旋乾转坤之量。举与错用人惟己。除大憝而朝列清。肃与温稽古同天。歼渠魁而胁从赦。逾汉明德之德。抑幸泽以黜浮华。迈宋宣仁之仁。御讲筵而论治道。埽群寇如霆疾。措九州于磐安。北燮南谐。慰文考未终之志。朝箴夕诲。成穆宗耆定之勋。俯眷冲人。俾承洪绪。濯龙视膳。欢然合万国以尊亲。长乐闻钟。盛矣备两朝之孝养。祷旸闵雨。无一夫失所而后安。内辑外柔。虽四海永清而罔懈。徽音静穆。功在宗社而忘其功。厚德谦冲。圣合经权而不自圣。二十载宵衣旰食。率土知恩。七年来顾复劬劳。昊天罔极。犹忆金泥绚采。演十字之徽称。默期宝算延洪。享亿龄之纯祜。何意登遐之忽遘。徒令攀慕以无从。当殷礼之肇称。考周书之上谥。推薄海蒙庥之治本。孝与慈所以使民。体先皇锡号之初心。贞而安斯能应地。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惟爱敬居百行之原。河以天苞。洛以地符。惟正固启上元之运。博咨百尔。祗告三灵。”

颜嗣徽：“昆丘冉冉五云飞，御座东瞻掩禁闱。遗诏宰臣思社饭，垂帘枢务切宵衣。圣躬凭借重华继，大难芟夷四海归。属在群工同感怆，不缘名位尚卑微。”

薛福成：“当是时，天下称东宫（慈安）优于德，而大诛赏、大举错实主之。西宫（慈禧）优于才，而判阅奏章，裁决庶务，及召对时谘访利弊，悉中窥会。”

蔡东藩：

居所变迁

钮祜禄氏入宫后居住在钟粹宫。辛酉政变后，她先移居到绥履殿（养心殿东耳房），之后随居长春宫、钟粹宫、宁寿宫、慈宁宫。同治十年（1871年），因同治帝大婚在即，又搬回钟粹宫居住。

（人际关系主要参考资料）

由于慈安仓促崩逝，故而在她死后，社会上出现了许多传说。她的死因成为二百多年清宫史上的又一大疑案。下文展示主要的两种说法，以供参考。

第一种：“正常病死说”

（一）清朝官方记述

《清德宗实录》载慈安在“（光绪七年三月）初九日偶染微疴，初十日病势陡重，延至戌时，神思渐散，遂至弥留”。这一记载见于慈安的《遗诰》。但《遗诰》完全是在慈安死后，按照慈禧的指示所做，因此人们有理由怀疑它的真实性，怀疑慈禧有可能为了掩盖某种阴谋而肆意编造死因。

（二）时人记述

《翁同龢日记》中有关于慈安死亡过程的记载。据《日记》载：慈安发病于光绪七年三月十日（1881年4月8日），这一天，“东太后感寒停饮，偶尔违和，未见军机”。

翁同龢在慈安死后，记下了慈安脉案、药方和病情进展状况，可以从中了解慈安发病过程：“晨方：天麻、胆星；（脉）按云类风痫甚重。午刻一（脉）按无药，云神识不清、牙紧。未刻两方虽可灌，究不妥云云，则已有遗尿情形，痰壅气闭如旧。酉刻，一方云六脉将脱，药不能下。戌刻（晚八时前后）仙逝。”

依据这一病情进展记录，慈安死因多半为脑血管疾病急性发作所导致。根据是：

（1）病情特点：起病急骤，进展迅速。按照现代医学判断，如此快速的病情进展多见于心脑血管疾病。

（2）临床表现：“神识不清”应为有意识障碍；“牙紧”、“有遗尿情形”应为现代中医所称的牙关紧闭和尿失禁。

（3）辨证分析：依据以上症状，这一病症按照中医学辨证为脑中风病。而在《日记》中，翁同龢记载的御医脉案为“类风痫甚重”，实际就应归属于当今中医学疾病中的中风范畴。由此，可以初步判断，慈安所患之病应为脑中风，也就是现代医学中的脑血管疾病。

其实，慈安的脑血管疾病并非突发，而是宿疾。《翁同龢日记》中曾经记载过慈安的两次病史。一次是同治二年二月九日（1863年3月27日），时慈安二十六岁，“慈安皇太后自正月十五日起圣恭违豫，有类肝厥，不能言语，至是始大安”。此次生病共计二十四天，由“有类肝厥，不能言语”来判断，应视为现代医学的脑供血不足，属于中风先兆，只不过病症较轻，恢复较快。另一次是同治八年十二月四日（1870年1月5日），时慈安三十三岁，再次病倒，“昨日慈安太后旧疾作，厥逆半时许。传医进枳实、莱服子”。这次所谓的“厥逆”依然是脑供血不足的再次发作，只不过由于治疗及时，没有造成遗留病症。

这些情况说明慈安患有脑血管疾病，具有发生急性脑血管疾病的潜在危险因素。而这次，由于慈禧生病，慈安一人独理朝政，不善于摆布朝政大事的她，在这一时期里承担着巨大的压力，身心疲惫在所难免。慈安在发病的前一天，根据《述庵秘录》记载，她“两颊微赤”，虽然自己无感觉上的大碍，但从这一面色判断，慈安此时“肝阳上亢”，可能已经血压很高，直接诱发脑中风、甚至脑出血。由此可以认为：慈安死于心脑血管疾病。

此外根据清宫医案记载，刚入宫的慈安身体并不是很好，肝胃饮热，还有闭经的现象，当时民间有“跛病凤坐朝堂”之说，来讽刺文宗跛足和孝贞显皇后体弱多病。

第二种：“慈禧逼死或毒死说”

（一）慈禧逼死

《清稗类钞》记载：慈安与慈禧共同垂帘听政。慈禧权欲极重，慈安却倦怠少闻外事，并不与之争权，因此倒也相安无事。光绪七年（1881年）初，慈禧患血崩剧疾，不能视事，慈安有一段时间独视朝政，致使慈禧大为不悦，“诬以贿卖嘱托，干预朝政，语颇激”，以致慈安气愤异常，又木讷不能与之辩，恼恨之下，“吞鼻烟壶自尽”。

（二）慈禧毒死

据《崇陵传信录》载：当年咸丰帝临终时，曾秘密留下一份遗诏给慈安，要她监督慈禧，若慈禧“安分守己则已，否则汝可出此诏，命廷臣传遗命除之”。但老实的慈安却将此事告诉慈禧并当着慈禧的面，将此遗诏烧掉。阴险毒辣的慈禧表面对慈安感泣不已，实际上已起杀机。加上在诛杀安德海和同治帝选后事件上的矛盾，慈禧遂借向慈安进献“克食”（满洲语，牛奶饼之类的食物）之机，暗下毒药，加以谋杀。

慈安身体一直很好，她自己也说“体气素称强健”，认为自己“克享遐龄，得资养”。一个素称体健之人，怎么会在不到两天的时间内突然病逝。事变太过突然，以至当时许多朝臣乍闻消息，还以为是早已重病的慈禧死去，等知道是慈安去世后，“仓猝中悲与惊并”。慈安由生病到死亡不到二十四小时，对于和她接触最多、过往最密的慈禧而言，既要安排慈安的后事，还要想办法开脱嫌疑，慈禧的应对，在时任工部尚书的帝师翁同龢的《翁同龢日记》中有比较详尽的记载：

慈安逝世后，于光绪七年（1881年）九月葬于昌瑞山南麓偏西之普祥峪定东陵。民国十七年（1928年）“清东陵盗宝案”时定东陵遭盗掘，所有珍宝被抢劫一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此陵进行了修建。后将地宫重修整理开放。

蔡东藩《清史演义》

许啸天《清宫十三朝演义》

高阳《清宫外史》

《清实录》咸丰、同治、光绪朝部分

《清史稿》卷214《后妃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