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景泰之际，阁臣议政票旨皆在文渊阁，当时杨溥已死，由陈循主议。叶盛攻击陈循，说他“谬当内相之首”，景泰帝也曾敕谕陈循说“朕任卿掌内阁事”：这些都体现了陈循地位的特殊性。但是，在内阁中，仍有王文、高谷抗衡陈循;在内阁外，则六部分权、直属皇帝的祖制仍得到坚持，景泰帝信任兵部尚书于谦也远远超过阁臣。曾有御史建言“请六部大事同内阁奏行”，被于谦依据祖制驳斥。

天顺初，李贤二度入阁，明英宗命其“掌文渊阁事”，加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在内阁地位独尊。李贤自己也说，文臣中只有自己“滥叨少保”。英宗凡军国大事皆与他商议。这样，李贤就被群臣目为首辅。《明实录》云：“事皆处分于(李)贤。……贤卒，(陈)文首秉国钧。”这是《明实录》中第一次提到阁臣“首秉国钧”。

随着位居第一者开始有了”首辅“的尊称，其次的阁臣就称为次辅，余人称群辅。内阁首辅的人选，依阁臣的入阁先后、资历、才能、声望及皇帝旨意来确定。英宗天顺之世，李贤为内阁首辅。宪宗时，万安等为内阁首辅。武宗时，有李东阳、杨廷和等为内阁首辅。

到嘉靖年间，夏言、严嵩掌权，已经赫然成为“真宰相”，已可以压制六卿。

但内阁只是侍皇帝左右备顾问的秘书机构，阁权是皇权的延伸，阁权的大小亦完全取决于皇帝的需要，首辅与阁臣在本质上只是皇帝的近身侍臣，他们没有法定的政治地位，他们的任职和去职都完全取决于皇帝的需要和喜好。

据时江玲在论文《明朝嘉靖至万历前期的内阁首辅制研究》中认为，首辅本质上是由内阁的性质和政治地位决定的。内阁是翰林院的“内署”，并非独立机构，亦不是制度规定性的权力机构，没有法定的政治地位，这决定了阁臣、首辅同翰林院其他官员一样，具有“文学侍从之臣”的色彩。明朝通过废除宰相实现了皇权对相权的合并，真正实现了皇帝一人的专制集权。为适应皇权统治之需要而建立的内阁制度从一开始便完全依附在皇权之下。

由于内阁是受着祖制的钳制而产生的，首辅制自设立之时便遗传了内阁模棱两可、明暗不定没有法定地位和权力的特征。第一，献替可否。“献替可否”即内阁就国家事务的各方面向皇帝提供咨询，发表意见，有智囊团的作用。第二，平允庶政。“平庶政”是阁臣“预机务”的重要内容之一，主要包括随事献纳、辅助决策、调理各方面的关系等，据此使国家庶政趋于平顺，保持稳定。

“平庶政”的主要方式包括召对、密揭、票拟、题本等。明代前期，阁臣辅助皇帝平允庶政是内阁最重要的工作任务。

嘉靖至万历前期这六十年里，一共涌现了十四位首辅，他们不仅在地位上高居于六部尚书之上，或者兼掌吏部、都察院等重要部院的职务，而且还可以挟制诸司了。

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都被视为当朝之宰相，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明朝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首辅制发展到这个时期时，与其制度的最初设计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异。首辅位高权重，吸引了阁臣群体为争夺首辅权位展开了一系列的政治倾轧，几乎每一位首辅的上台都无一例外地经历了腥风血雨的政治恶斗。这时期的一些首辅之所以被称为“权相”，首先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地位极高，而其政治地位又正是通过其与皇帝、与阁臣、与六部之间的关系体现出来的。

1 .皇帝怠政，宠信首辅

嘉靖至万历前期的皇权并非那么强悍，皇权总体上是具有示弱的特征，皇帝特别依赖首辅，内阁职权得到了皇帝的保护，世宗、穆宗、神宗对内阁首辅一意宠用。

但此时皇权示弱、皇帝对首辅宠信有加的现象并不代表首辅的权力压过了皇帝的权力，而这时期的首辅从根本上还是“乘皇帝静摄而代行皇权”，或“乘帝幼而窃得皇权”，可以说这种权力的显赫是特殊机遇的产物。

2.权压六部 事无不统

从制度上来讲，六部是不必听命于内阁的，内阁首辅的地位亦远远低于吏部尚书。然而，从开始参预机务，到掌票拟，再至最后的事无不统，内阁在它发展的鼎盛时期，权力、地位的膨胀也达到了极点。嘉靖以后，内阁首辅“排六卿而成相之尊”，“六卿伺色探旨”，首辅侵压六部或直接支配六部己成寻常之事，中央机构的运转大有政归内阁之势。嘉靖六年以后，内阁班列始位于六部之上，至张居正任首辅时，部权已尽收于阁权之下。

明代的中国毕竟是人治的社会，掌权者个人的政治能力及其品质本性都决定着其行使权力的政治后果与政治影响。首辅是由一个个鲜活的人来担任的，首辅“为相”的事功也必然受首辅的个体特性的影响。若心怀天下之首辅持重权，其可履行贤相之职，对国家机器的运转可起拾遗补缺之功用，反之，由奸臣小人任首辅行相权，则必会惑君乱国。

明代首辅：建文四年（1402年）八月，朱棣派翰林院官员解缙、胡广、杨荣等七人入午门值文渊阁，参预机务，渐有“内阁”之称。起初，内阁诸辅臣虽有位次先后，但地位相近，职权也没有明显差异。后来，阁臣逐渐分化，“三杨”和陈循相继在内阁中拥有了相对特殊的地位。大致到天顺、成化年间李贤为首席辅臣期间，“首辅”产生并逐渐制度化。到嘉靖年间，在谕旨、诏令中，明世宗首次正式使用首辅、元辅、首臣、首相等对首席内阁大学士加以称呼。

嘉靖、隆庆至万历初年，内阁首辅权力较重。在内阁中，他们趋于专断票拟，不仅主稿，而且不容其他阁臣置喙；在内阁外，他们对六部的影响力也较为强大。与此同时，张璁、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相继围绕首辅之位展开激烈争夺。至张居正，内阁首辅的权力达到顶峰，一方面他是内阁的长官，阁僚则降为首辅的属员；另一方面，部院员缺，特别是吏、兵二部尚书的推用，实际也均由张居正决定。

张居正死后，内阁首辅的权力在皇帝的不信任、内阁与六部的斗争以及宦官权力再次膨胀的情况下走向衰落。包括内阁首辅在内的内阁大臣大都碌碌无为，浮沉守位，没有再出现此前一类“权臣”。

清代首辅：清代内阁大学士中虽仍有所谓“领班大学士”（有时亦被称为首辅或“首揆”），但与明代内阁首辅不可同日而语。具体分析清代阁臣状况可知，清朝大学士的班次权力意义不甚明显，阁臣彼此在职权上接近。

雍正七年（1729年），清世宗设军机处。乾隆初年，曾撤军机处，改设“总理处”，不久复设“军机处”。嘉庆四年（1799年），军机处列为正式的国家机构。军机处中的权力，实际上主要由领班军机大臣（或称“首席军机”、“军机领袖”、“首枢”等）掌握。军机处向例，凡京外章奏，有皇帝发交军机处议处的折件，必须先待军机领袖阅毕，再由他指定某位军机大臣阅看，而其余几名军机不得聚观。军机领袖对奏章的处置意见，其他军机即使不同意，在值班时，也不允许表示反对。只有当一起被皇帝召见，命各抒己见时，方可直接向皇帝面述。但这样的机会较少，而敢于坚持己见，不畏报复的军机就更少了。所以，军机处的意见，实际上是军机领袖“一锤定音”。

早年，满蒙大学士在入值军机时间和常年供职人数等方面均处于绝对优势，且以领班大学士兼任首席军机大臣，始终位居权力结构的最顶端。至嘉道时期，伴随汉大学士在国家中枢地位的上升，满蒙大学士在军机处行走人数、入值时间等方面的优势均不再现，且较之以往首揆兼领首枢的现象大幅度减少，进而在朝局中的政治影响力明显降低。这固然与军机处的规范化和皇帝用人倾向等因素密切相关，但满蒙贵族整体素质与治国能力的下降实为其主要原因。

军机处设立早期，为避亲贵之嫌，亲王一般不入军机。如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清仁宗颙琰命成亲王入军机办事，至十月，因与定制不符，又命出直。咸丰年初，清文宗奕詝命恭亲王奕訢入直，但也鉴于嘉庆朝事，旋亦出直。但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因担心不孚人望，便笼络亲王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廷议恭亲王为议政王，总理军机大臣。后虽奕訢去位，但亲贵执政已为定例。清末，亲王担任领班军机大臣，成为常事。

宣统三年（1911年），清廷废军机处，改设责任内阁（见清朝责任内阁），成立了暂行内阁，时任领班军机大臣奕劻担任内阁总理大臣。

此外，《清史稿》中也存在将既未担任过首席大学士、也未担任过领班军机但德高望重的大臣尊称为首辅的情况，例如瓜尔佳·文祥。

在明代，一般而言，内阁首辅指大学士中入阁最早、资历最深、加官最高者，而此人通常又最受皇帝信任，拥有相对重要的职权、地位。

其一，票拟权。票拟权起初并非由内阁辅臣独享，更不为首席内阁大学士垄断。但后来，票拟权逐渐专归于内阁，在内阁之中又由内阁首辅执笔主稿，首辅委托则其他阁臣可以执笔。嘉靖以后，首辅趋于专断票拟，不仅主稿，而且不容其他阁臣置喙。一方面，首辅极力维护其“主票拟”的地位;另一方面，其他阁臣一旦受命与首辅共主票拟，则意味着他将取而代之。此后，首辅的票拟权在天启、崇祯年间，先后受到过魏广微和倪元珙上书的冲击，但大体维持了下来。

其二，对六部的影响。严嵩、张居正等内阁首辅在事实上控制了六部，张居正还试图通过”考成法“使这种控制正规化。

其三，位次。随着地位的提升，阁臣常拥有各部尚书的兼衔，但地位起初与六部的实任尚书不可同日而语，其后则慢慢反超，科举读卷时的次第反映出了这种微妙的变化。 内阁首辅一般官以“少师太子太师兼吏部尚书”，位列文臣之首。

此外，也有学者讨论内阁首辅的“封还执奏”权(封驳权)，不过学界一般把封还执奏视作内阁整体的权力，其对于内阁首辅的专属性似不明显。

内阁首辅的实际职权因人、因时而异，行使职权的效果也是如此。由于内阁在制度上只承担秘书、顾问工作而不能指挥六部等行政机构，也无监督百官执行之权，甚至被视作临时机构，又由于宦官批红权的牵制，故包括内阁首辅在内的内阁大学士最多只有”准宰相“的性质，并非真正的宰相。

朱元璋即位后，废除了延续两千年的丞相制度，自此之后，国家再也不设置丞相一职。废除丞相后，首辅成为明朝最位高权重的官员。坊间有好事者给明朝首辅排名，按权势地位和历史贡献列出十大排行榜。以下是其中一种版本。

明代政治家，改革家。中国历史上优秀的内阁首辅之一，明代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明王朝经过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到了嘉靖年间已是百病丛生，危机四伏。张居正辅佐万历皇帝朱翊钧开创了“万历新政”。张居正当国十年，所揽是神宗的大权，他清仗田地，推行“一条鞭法”，使明朝国库充裕；军事上任用戚继光、殷正茂等名将平定边疆；严肃考核吏治，政体为之肃然。张居正出任首辅励精图治进行改革，就连他多年未见的老父去世，张居正也没有辞官回家守制。张居正一生都在为国事夜以继日地操劳，病逝后，神宗都为之不上早朝。

明朝重要权臣，擅专国政达20年之久，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少师、华盖殿大学士。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权臣之一。严嵩为官专擅媚上，窃权罔利，并大力排除异已，还吞没军饷，废弛边防，招权纳贿，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晚年，为明世宗所疏远，抄家去职，两年而殁。

他先后历经五朝，任内阁辅臣四十余年，任首辅二十一年，与杨荣、杨溥等同心辅政，并称“三杨”，时人称之“西杨”。并以“学行”见长，先后担任《明太祖实录》、《明仁宗实录》、《明宣宗实录》总裁。

弘治五年八月至十一年七月（1492年－1498年）任当朝首辅一职。性凝重有度，居内阁十二年，四朝宰相，从容辅佐，爱护人才，屡遇大狱及逮系言官，委曲调剂，安静守成。卒年七十二，谥文靖。徐溥撰有《谦斋文录》四卷（见《四库总目》）传于世。

明朝内阁大学士，官至首辅，性沉毅持重。治国经邦，政声蜚著，是明代著名的政治改革家。执掌朝政期间，革除弊政，减轻漕粮和赋税，取消团练，重整边兵，遣返宫女乐人，释放无辜囚徒，裁减冗兵冗员，诛杀为乱朝政的边帅，使朝野为之一新。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徐阶继任首辅之后，大力革除严嵩弊政，十分注重选拔，他先后举荐高拱、张居正等人进入内阁。他十分爱惜人才，大力营救因上疏指责皇帝过失而被定死罪的户部主事海瑞。他还十分勤政，凡是皇上交给的任务，即使一夜不睡，也要准时完成，因此他更得嘉靖的赏识。同时，他还经常劝说皇帝停止动辄捕杀边镇大臣的做法，缇骑因此省减，诏狱渐少，当时的人称之为“名相”。因为指挥明军抵挡蒙古骑兵南下有功，升为建极殿大学士。后来在嘉靖去世后拟定嘉靖遗诏，为冤枉的大臣翻案，朝野号恸感激。他勤勉、重视和保护人才等举措，对明王朝的中兴产生一定的影响。

隆庆后期的实际执政者，俺答封贡和隆庆开关的实际主持人。据史料记载，高拱于明正德年间生于新郑，出身官宦世家，十七岁魁于乡，嘉靖进士，曾任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隆庆时为首辅，万历时为顾命大臣，是明朝中后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改革家，是隆庆后期大改革的开创者和万历初元大改革的奠基者；也是思想家，是理学、心学的批判者和实学、气学的倡导者。他对当时的社会发展和学术进步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一生历经五朝四位皇帝，官至少保、吏部尚书、大学士，廉洁奉公，政绩卓著。天顺到成化的十年首辅。经曹石之变后，以李贤为首的内阁联合六部，对政局进行了全面的整顿，使得天顺朝中后期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民生安定，明王朝得以摆脱危机，走向新生。天顺年间政局的转变使明王朝完成了从初期建制到中期巩固的平稳过渡，此次成功转型无疑对大明王朝的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明朝中期名臣、内阁首辅。师从于薛瑄，明英宗天顺四年（1460年）进士，先后为官于英宗、宪宗、孝宗、武宗，为四朝元老。刘健入阁十九年，任首辅八年，对明朝中叶弘治、正德两朝政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崇儒兴学，注重实务。居官敢言，极陈怠政之失，指出财政困难之原因在于斋醮、织价、冗官、营造之浪费。

与杨士奇、杨溥

清朝时期，因为顺治皇帝要出家，所以就让年仅8岁的儿子康熙皇帝登上皇位。因为担心康熙不能执政，他任命了四大辅政大臣。康熙皇帝的四大辅政大臣分别是：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鳌拜。

作为辅政大臣，它与皇帝的关系是矛盾的。一方面，作为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康熙皇帝没有实际的决断能力和才能，没有一些老大臣的帮助是做不到的。实际权力基本上掌握在辅政大臣手中。

一般来说，辅政大臣是老皇帝所用的人。资格和才能没有大问题，但关键是品德。这些臣子在老皇帝的威名之下，谨小慎微，不敢有任何想法。然而，在老皇帝去世，小皇帝登基之后，从前的臣子慢慢掌握了实权，尝到了权力的甜蜜滋味。他们倾向于膨胀自己，或者只是有其他的想法。即使没有“想法”，在国家的行政管理中长期执政，有些地方不够检点，这是不可避免的。对上不够尊敬，对下不够谦和，得罪之处不可避免。当皇帝大了，累积的怨恨找到机会蔓延开来，这可不是小事。

因此，在这个位置，基本上以第二把手和第三把手的名义，行使一把手的权力。即使他们没有谋权篡位的想法和初衷，也多半会落下个权臣的名声。在这个位置，管多了不行，管少了也不是;小皇帝顽皮或是扶不起的阿斗也不好办。这是一个绝对尴尬的二把手位置，真正无限的风景正处于危险的顶峰 ，显赫却难得善终。

姓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清朝开国功臣之一，康熙帝的四大辅政大臣之首（首辅大臣）。

索尼早年随皇太极四处征战，阻击明兵，征讨察哈儿；崇德八年（1643年）九月，索尼与谭泰、图赖、巩阿岱、锡翰、鄂拜在三官庙盟誓，六人一体，衷心辅佐幼主顺治帝。

顺治元年（1644年），索尼跟从睿亲王多尔衮率清军入关，多尔衮尊“摄政大臣”后专擅朝政，谭泰、巩阿岱、锡翰等人都背盟依附多尔衮，唯索尼不与屈从，后来遭谭泰弹劾连坐削爵。

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亲政之后特召索尼回朝，回复世职爵位，顺治十八年（1661年），担任辅政大臣。康熙六年（1667年）六月，索尼病逝，其三子索额图继承大学士、辅政大臣之位。

原为多尔衮近侍，顺治七年（1650年），告摄政王多尔衮图谋不轨，多尔衮被追黜；与鳌拜不和，常不得志（弹劾昔日长官，时人多为不齿）。

康熙帝亲政前，被鳌拜及班布尔善污蔑，列二十四罪，康熙六年（1667年）被杀。

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额亦都第十六子，其母为和硕公主，其女钮祜禄氏为康熙帝的第二任皇后。为人圆滑、世故。皇太极后期，屡从伐明，攻克夏津。顺治初年，久不得志。多尔衮死后，历官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累加太师兼太子太傅。封至一等公爵。康熙初年，受遗诏为辅政四大臣之一。鳌拜专权时，不加阻止，亦不劾奏。

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帝惩治鳌拜，遏必隆亦被康亲王杰书以十二项罪名弹劾，削去太师，革夺爵位。数年后病死。谥恪僖。

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清朝三代元勋。鳌拜前半生军功赫赫，号称“满洲第一勇士”，后半生则操握权柄、结党营私，是这四大首辅中最具野心的权臣，康熙八年，因专擅弄权而被拘禁。

出身将门，精通骑射。跟随皇太极征战四方，攻克皮岛，参加松锦之战，平定农民起义，立下赫赫战功，成为皇太极最信任的武将，号称“满洲第一勇士”。皇太极病逝后，拥戴皇九子福临即位，成为议政大臣，位极人臣。顺治帝去世后，接受遗诏成为顾命辅政大臣，操握权柄、结党营私。康熙八年（1669），康熙帝在索额图、黄锡衮、王弘祚等人支持下，逮捕鳌拜下狱论罪，囚死于牢中。

康熙五十二年（1713），念其旧劳，追赐一等阿思哈尼哈番。雍正时期，赐予祭葬，复一等公，加封号“超武”，世袭罔替。乾隆四十五年（1780），追覆鳌拜功罪，命停袭公爵，仍袭一等男。

上表参见词条“内阁首辅”。（表格参考资料：《明史·宰辅年表》，《明实录》和《明史》列传部分相关记载，及相关考订文章）

关于清代“领班内阁大学士”，参见词条“清朝大学士列表”。

（表格参考资料）

对于内阁首辅的性质和地位，存在“宰相”、“开府之书记”、“辅相”等多种界定，当代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其并非宰相。严格意义上，在明代内阁制形成初期及清代等不强调内阁大学士职权差别的时代，不存在”内阁首辅“的概念。

张廷玉等《明史》：成祖简翰林官直文渊阁，参预机务，有历升至大学士者。其时章疏直达御前，多出宸断。儒臣入直，备顾问而已。至仁宗而後，诸大学士历晋尚书、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诸辅之中，尤以首揆为重。夫治道得失，人才用舍，理乱兴衰，繄宰臣是系。其贤邪忠佞，清正贪鄙，判若白黑，百世不可掩也。

梁启超《李鸿章传》：虽然，本朝自雍正以来，政府之实权在军机大臣（自同治以后，督抚之权虽日盛，然亦存乎其人，不可一例）。故一国政治上之功罪，军机大臣当负其责任之大半。

赵尔巽等《清史稿》：军机处名不师古，而丝纶出纳，职居密勿。初祗秉庙谟商戎略而已，厥后军国大计，罔不总揽。自雍、乾后百八十年，威命所寄，不于内阁而于军机处，盖隐然执政之府矣。

张廷玉等《明史》：成祖简翰林官直文渊阁，参预机务，有历升至大学士者。其时章疏直达御前，多出宸断。儒臣入直，备顾问而已。至仁宗而後，诸大学士历晋尚书、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诸辅之中，尤以首揆为重。夫治道得失，人才用舍，理乱兴衰，繄宰臣是系。其贤邪忠佞，清正贪鄙，判若白黑，百世不可掩也。

梁启超《李鸿章传》：虽然，本朝自雍正以来，政府之实权在军机大臣（自同治以后，督抚之权虽日盛，然亦存乎其人，不可一例）。故一国政治上之功罪，军机大臣当负其责任之大半。

赵尔巽等《清史稿》：军机处名不师古，而丝纶出纳，职居密勿。初祗秉庙谟商戎略而已，厥后军国大计，罔不总揽。自雍、乾后百八十年，威命所寄，不于内阁而于军机处，盖隐然执政之府矣。